深圳保利剧院，外形酷似一颗水滴，一颗被风吹着、将落未落的水滴。
2019年1月9日，水滴连着银河，星光熠熠。68岁的王石拉来半个中国名人堂，在保利剧院做了一场年度演讲。
姚明、郭台铭、冯仑、俞敏洪、马蔚华接连登台，嘉宾阵容豪华。扬言要做二十年跨年演讲的罗胖也只能痴痴地坐在观众席里看着大佬们指点江山。
不能亲临的郎朗轻抚黑白键，用音符穿越距离，隔空演奏《我爱你，祖国》。
四十年，中国日新月异，王石脚下的土地，早已不是他1978年初见时的小渔村：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
如今画布更新，稻田里都是抽绿的秧苗。
01
站在剧院的中心舞台上，王石身着黑西服，内搭白衬衫，精神矍铄，但难掩岁月留痕。
回忆起30年前创业时的焦虑，王石说，整晚整晚，只能在崔健《一无所有》的摇滚中寻找力量，熬过漫漫长夜。
爱唱《一无所有》的王健林，反倒不靠听歌治焦虑。
有一段时间，为了拿到银行贷款，王健林九天九夜没睡觉，安眠药也无济于事，到后期已是精神恍惚。
第十天早上正开着会，“咣当”一声，王健林昏迷在地，随后被送往北京治疗。
1988年，万达前身大连西岗住宅开发公司成立。26岁的孙宏斌从清华园飞出，带着清华大学硕士光环，像一只燕子落进中关村。孙宏斌天资聪慧，但不善言辞，柳传志逼着他每天到办公室说一个故事。
说着说着，把自己说进了监狱。
病愈后从北京回到大连，王健林拉着一帮兄弟去银行堵人，两个月跑了55趟，最终也没借到半分钱。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失意者各有各的失意。
冯仑初闯海南同样无功而返，回到北京后，所有的机关单位都对他关上大门，他再也无法回到体制内后，只好四处求职。后来误打误撞进了南德公司，成为“狂人”牟其中的副手。
牟其中做事天马行空，曾以500车皮轻工产品，换回前苏联4架民航机，甚至扬言：要在喜马拉雅山炸一缺口，让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中国，把落后的西部变成第二个江南。
一个书生气，一个江湖气，冯仑和牟其中注定无法同行。1991年，冯仑辞京再度下海南，结识了潘石屹等5人，日后被称为万通六君子。
冯仑后来回忆，当时赚钱并不是他们的目的，为了明确比赚钱更有意义的目标，六个人开了一天的会，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副标题是《知识分子的报国道路》。
1993年春天， 冯仑飞到深圳拜访王石，说万通是几个秀才下海成立的公司，赚钱不为财，为了理想。
王石哈哈一笑，说秀才赚钱不为钱，那是圣人，但不可能每个万通的职员都是圣人。他建议万通学习万科走股份化改造的路。冯秀才没有采纳。
3年后，冯仑问王石是否有分家经验。电话那头的王石乐了，说：“万科股改时净资产只有1300万，哪有什么巨额资产分配经验。”
1996年，万通总资产已达70亿元，「万通六君子」因为理念分歧，最终一拍六散。
潘石屹带着他的“SOHO”系离开万通；王功权远赴美国转行做风投；易小迪成立阳光100，继续做房地产；王启富成为“海帝地板”总裁；刘军重归农业高科技投资；冯仑独守万通。
他们的聚散或沉浮，都成了那个时代的注脚。
02
分家之前，鬼精的潘石屹比冯仑更懂生存之道。
当时刘晓光正担任北京计委商贸处副处长，案头需要审批的文件堆积如山，经常忙到半夜两点。
有一回，刘晓光出门后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
那人心急如焚地说到，“手里的项目再不批，就做不成了。”
刘晓光问他，“这个项目需要投资10个亿，你有吗？”
他狡黠一笑，“你批了我就有。”
第二天，那个人拿到了批文，出门时兴奋得两脚一滑，打了个踉跄。他就是潘石屹。
这是潘石屹第一次见到刘晓光。刘晓光不拿权势欺人，和企业家谈事不用官腔，让潘石屹、冯仑觉得格外亲切，直呼他为“大哥”。
后来鬼使神差，刘晓光从一个批地的变成盖楼的，和潘石屹成了同行。30多岁就当上北京市副局级干部的刘晓光，一度被认为是政坛新星，差点成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候选人。
1995年，刘晓光被派去完成一项国有资产的整合，参与首创集团的创建。用他的诗来说，是被一场暴风雨，拍打到市场经济的大海边。
头上是阴云，心中是迷雾，还没有方向，已经不得不摇动一艘旧船。
03
1997年夏天，深圳的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期许。
6月19日，距离香港回归只有不到半个月时间。比邻香港的深圳，人群里目光灼灼。一大清早，一趟从北京飞来的航班将降落宝安机场。
西装笔挺的郁亮站在接机的人群中。若干年后，他将成为万科的总裁，并最终接过万科董事会主席的权杖。那时，郁亮还只是万科的财务总监。
郁亮焦急等待的人是任志强。任志强的公文包里，装着1.8亿元支票，代表华润来买进万科大股东深特发转卖的股票。
如果那一次谈成了，任志强可能就是万科的董事长。
后来有记者问任志强，如果当时你能出任万科董事长，如今的万科会怎样，生而倔强的任志强回答：“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跨入千禧年之际，王石不再兼任万科总经理。按照王石的意思，万科必须走出人治的怪圈，不能过分依赖个人权威。
把帅印交给姚牧民，王石登珠峰去了。外界褒贬不一。
有一个大佬就直言，“如果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总是坐热气球、爬山，我不相信他能把企业做得很好。”
潘石屹没有王石那么潇洒，这一年的他过得不太安稳。与邓智仁大吵一架后，二人分道扬镳。邓智仁是香港人，在北京、上海地产界混得开，算得上传奇操盘手，1995年仅一个万通新世界广场，他便赚了近一亿元的佣金。
随后，结下梁子的两人公开对擂。
1999年8月，邓智仁采用高佣金等手段，挖走SOHO现代城几十个销售人员，还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SOHO现代城已经垮了，让客户赶紧去退房。
惊涛拍岸，乱石穿空。面对突然卷起的巨浪，潘石屹阵脚没乱，反而借力反击。一封《现代城的四个销售副总监被高薪挖跑了！》的信以广告形式登上北京各大主流媒体，事件迅速发酵，成为年度地产最大新闻。
被推上舆论风口，SOHO现代城反而因祸得福，名声大振后销售异常火爆，到1999年底销售额达到18.9亿，超过大多数房企全年的销售额。
潘石屹笑着说，在地产摸爬了7年，没想到会因为一起人事纠纷红遍全中国。
说着，笑着，一对小眼睛似睁非睁。
04
2000年，新的世纪，新的曙光。
王健林想着以新迎新，决定投身商业地产。开遍全中国的万达广场就是在此时萌芽。
刚开始转型做商业地产的时候，万达也只是造一栋楼，然后卖出去。殊不知商业地产的风险远大于住宅。
到2004年，这三年多的时间里，王健林公司当了222次的被告，打了222场官司。万达的员工根本没空发展新业务，忙着打官司了。
就在此时，国务院18号文官宣，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004年招拍挂全面启动，中国房地产幸福地跌进了黄金时代。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同事们纷纷劝说王健林：“我们住宅地产做得顺风顺水的，为什么要做商业地产？”
王健林犹豫后订了一个小目标，做到2005年，做满五年。如果还是这样的结果，就撤。
所幸的是，王健林发现了闯关的钥匙，他提出一个新的模式叫城市综合体，集住宅、办公、商业于一体，也就是今天的万达广场。
从此，万达踏遍中国打造“城市中心”，朝王健林走来的是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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