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于经世致用的人,往往面对真理没有耐心。
璀璨的时刻仿佛结束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刚刚度过了糟糕的一年。对于科学界来讲,接近世界本质的发现正在减少。
1996年出版的《科学的终结》一书中,作家约翰·霍根向许多顶尖科学家询问他们对科学前景的看法,结果令人担忧。科学家们不约而同地表示:类似量子力学、双螺旋或相对论量级的成就,在过去几十年里,从未发生过。
作家斯图尔特·布兰德曾经写道:“科学是唯一的新闻。”可如今,科学资金投入和论文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它们的边际效应却正在递减。
某种意义上,科技树的攀爬正越来越难。
在诺贝尔奖早期,科学家做出获奖成果的平均年龄是37岁,但近年来,这个数字上升到平均47岁。
随着人类知识大厦逐日增高,人们需要学习更久的时间,而每当一块新大陆被发现,下一处发现总要走往更偏远之处。真理之岛离我们越来越远,甚至远到了超越很多人生命的长度——今生的探索,大概率只能成为后人的果实。
2013年1月,西蒙顿在《自然》发表文章称: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天才已灭绝。
知乎网友写下:“某些时候,我怀疑是不是三体人真的封锁了我们的科技。”
走入信息高速公路与和平年代的今天,随着科学的分叉,攀登之路变得更难;随着机会主义的泛滥,坚守之路变得更难。
究其原因,不知是科技树真的爬完了,还是人们似乎拒绝通往更深层次的真相。
急,人人都急。怕来不及,怕被时光机甩下,怕未来不如人。
人生太短,日子又太忙,生活要幸福,事业要达标,名声要体面,财富要守护。在爆炸的信息和铺天盖地的见闻中,人们评述、抨击、判断、对骂,但人们不再问,不再答了。
在上世纪的战乱年代,曾经有一个群星闪耀的时刻。
认真提问、认真相信、认真怀疑、认真回答曾是探索者们的生活态度。信息闭塞中,人们用书信启发着彼此,问答之间,时间隽永而悠长。
那几乎是一个为求真理而略显蠢钝的世界。一场提问和回答的接力,串联起一串闪闪发光的姓名:牛顿、庞加莱、爱因斯坦、希尔伯特、哥德尔、图灵、麦克斯韦、费马、欧拉、伽罗瓦……他们并非个个家喻户晓,也都经历了命运多舛,却构成了文明不断向前的基石。
岁末年关,也许是一个好的阅读时刻:
看看那些历史上曾经闪光的面孔,那些直白到显得蠢钝的“天问”,那些走过漫长漆黑隧道后迎来的灵感时刻,不仅是奇异的风景,也是最终的救赎——天赋、时局、人性、孤独与时间的所混酿而成的酒,曾如此甘甜。
完美时刻
如果每个人的大脑是一个可以度量的智慧节点,在历史的诸多横截面上,节点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智慧的火花往往闪现于某个开山鼻祖一样的中央节点,进而引领无数分支智慧的闪现与前进。
大卫·希尔伯特之于数学界正是这样一位人物。
英国《自然》杂志曾表达:现今世上,几乎没有一位数学家的工作不可以追本溯源至希尔伯特的工作。
1900年,世纪之交的盛夏8月,年仅38岁的希尔伯特正经历着他一生最好的时刻。
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希尔伯特发表了题为“数学问题”的著名讲演,并提出了23个问题。
如今回想不免惊诧——“希尔伯特23问”几乎涵盖了所有数学分支,句句直抵核心,日后无数科学家前仆后继,只为回答其中一二。
1975年,在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一次数学会议上,数学家们发现,23问约有一半已经解决,其余一半大多也有重大进展。
希尔伯特种下的种子相继开花:数理逻辑、几何基础、概率论、数论、函数论、李群、数学物理、代数几何、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黎曼曲面论和变分法……一朵一朵,大大推动了现代数学分支的发展。
站在1900年夏日的演讲台上,希尔伯特正如数学界的亚历山大,普天之下,没有他的光芒未照射到的数学。
他几乎凭一己之力让数学成为“完美逻辑”的大厦,他仿佛摸清了数学的全貌,一座巴比伦塔几乎建成,只差一个更为严格的论证。
二十八年后,暮年的希尔伯特在23问的基础上抽象出了三个数理逻辑上的大问题,构成了他一生思考的终极之问:
1)数学是完备的吗?
2)数学是一致的吗?
3)数学是可判定的吗?
这三问的含义是:是否所有数学命题都可以用一组有限的公理证明或证否?是否所有可以证明的都相容?是否所有命题都有明确程序可在有限时间内判定是真是假?
这三问是一位暮年之人对“终极秩序”的向往。希尔伯特当然希望三个答案都是“是”。
这是一位怎样性格的数学大师呢?后人说,他对秩序的执念让他几乎成为数学家中“最大胆的人”。
一战时,野心勃勃的德皇威廉二世为了掩盖其军国主义路线,起草“告世界文明”宣言,以皇威为震慑,号令社会百家在其上签名拥护。
许多人俯首帖耳地签了名,只有两位拒绝了,一是爱因斯坦,二是希尔伯特。
希尔伯特一边推导着宣言中的每个句子一边喃喃自语:“这不对吧……”最后他表示:由于不能判定宣言上的话是否都为真,因此不予签名。
他被斥为“卖国贼”而不以为意,皇权与数学信仰比显得多么微不足道——这位被称为“数学界最后一位全才”的大家依然笃行着他的信仰:“不存在不可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