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四三方案”包括26个大型的工业项目，其中有四套化纤厂。



在选址上的原则是，要放在纺织工业比较发达、棉花原料短缺而人口又比较多的地区。



比如辽宁省的辽阳市，纺织业很发达，有个辽阳纺织厂，前身是 1923 年日本在这里建立的“满洲纺绩株式会社”，而东北地区人口又多，就在这里设了个厂。



作为国家重大工程项目，自然要由基建工程兵来施工。也就是这时候，任正非跟随部队，调去参建辽阳石油化纤厂，开始了他的东北故事。



辽阳石油化纤厂是四三方案里最大的项目，计划要建造21个生产车间，年产能达到8 万吨乙烯、8.9 万吨聚酯等，所以得从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三个国家引进设备。



光是从法国引进的设备，价值就达到 2.7 亿美元，由两家公司提供：斯贝西姆（Speichim)和德西尼布（Technip）。



任正非这次向外国记者讲述时，把名字给记错了，说成了“德布尼斯·斯贝西姆”，把两个公司给合在一起，看起来像是一家公司的名字。



斯贝西姆公司是法国施耐德公司集团成员，主要业务是高分子合成原料和溶剂、石油化学产品、肥料、塑料和纺织品等。正好对口。



德西尼布也是法国的大公司，服务范围很广，包括可行性研究、浮动与固定式平台、上部设计与建造、项目管理与实施等，后来又进一步在中国开展业务。



1997年，德西尼布还与中国合资开了一家德希尼布天辰化学工程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天津。



也是同一年，法国核燃料公司和斯贝西姆各出 50% 组建了一个新公司，叫Krebs-Speichim，翻译为克莱布斯-斯贝西姆。到了2000年，德西尼布又收购了克莱布斯-斯贝西姆50%股份。



中法两国从1964年建交后，关系不错，贸易量也不断增长。1972年，法国还邀请中国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博览会。



但是在支付方式上，两方产生了分歧。那时中国外汇筹备不多，没法一次性付清，只能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这就需要信贷担保。



中国希望用卖方信贷担保的方式，也就是由卖设备的法国公司向法国银行借钱作为垫付，中国再按期还钱给法国公司。



但法国公司害怕有风险，想采用买方信贷，让中国公司直接去向法国银行借钱。



看起来都得还钱，中国为啥不放松立场呢？



因为，当时国内左的风气还很重，中国人把“自力更生”作为立国立家的最高境界，在对外贸易上贯彻的是主席的一句话——“既无内债，又无外债”。



假如采用卖方信贷，只不过是和法国公司发生联系，但是如果采用买方信贷，就是和法国的国家银行打交道，不就相当于欠了外债嘛。所以，双方一直谈不拢。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是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西方大国元首。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个有面子的事情。



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各退一步，采用混合信贷的方式。第二年，辽阳化纤厂在太子河边，破土动工，开始建设。



部队进入施工现场时，数十平方公里之内，没有一间房屋，任正非和战友们全部都睡在草地上。幸好是七八月份，还不算太冷。



后来修建了一批土坯房，但是漏风漏水，既不抗冻，也不防风，到了冬天，最低温度能达到零下28度。对于南方人任正非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吃的也没有新鲜蔬菜，就是把白菜和萝卜放在混凝土池里腌了，就着高粱饭吃。可能是离朝鲜近，学的人家泡菜的做法。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东北大米，他们的主食是杂交高粱。这是1957年，一个叫周汉华的广东农民，把稻谷与高梁杂交的品种，提高了产量，林彪还给题了词，“杂交高梁向阳红”，在全国推广：



杂交高粱就像马和驴杂交生出骡子一样，杂种优势很强，它能适应各种自然条件，在旱涝、盐碱、风沙等低产区种植能增产，被称为“庄稼的骡子”“盐碱地宝贝”。



这么能适应恶劣环境的东西，肯定不会好吃。老百姓私底下管它叫“枪砂”。



在东北的日子里，任正非有了两点体会：



一是接触了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二是吃着世界上最大的苦。



但那段时间，他又过得很快乐。因为要搞懂这些现代化设备，他就可以在厂子里放心大胆地读书了。



1973年，中国派了个考察团去美国学习彩色显像管的生产，临走时，美国公司送了几只玻璃蜗牛的工艺品做礼物。江青知道后很生气，认为：



这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



这句话直接导致中国滞后五年才引进了彩电生产线。一句话，全国人民少看了5年彩电。



到了1975年底，引进西方技术和设备的行为，也被有些人批判为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在“崇洋媚外”。



因为这些问题，四三方案的施工进展受到影响，建建停停，绝大多数项目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日期完成。



但这些做法，为后来提出改革开放开了头。回顾这段历史，小平同志说：



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5

1976年后，四三方案在政治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又遇到了技术难题。



1977年，在建造辽阳化纤厂时，需要一种检验设备的仪器，中国还没有。一个技术员曾在国外看见过，就给任正非讲了下大概是什么样子。



没想到，任正非竟然用数学推导的方式，把仪器的设计给推导出来，制作成功了。这个仪器的名字叫“空气压力天平”，体积小，重量轻，操作很方便。



虽是一个小发明，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点小动静就能带来极大的鼓舞，证明科学技术是有用的。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文汇报》的标题是《我国第一台空气压力天平》：



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术员任正非在仪表班战士的配合下，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杯准仪器——空气压力天平，为我国仪表工业填补了一项空白……这种仪表是最近几年刚出现的，目前世界上只有几个工业发达的国家能制造。

因为基建工程兵对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在这年底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都到场参加。会议表彰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就有任正非。



之后，34岁的他又被选为解放军科技人员的代表，参加了1978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在6000名代表中，35岁以下的人只有150多人，占2.5%。



因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爆红的数学家陈景润，在这届大会上发了言，还跟小平握了手。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已86岁，身体有病，但他坚持坐着推车到了现场，还做了发言，名叫《科学的春天》，充满诗人的激情：



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我们一定要打破常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



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可能是这次发言太有激情了，很多民间科学家都受到了鼓励。



接下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收到了几十麻袋的投稿，都说自己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要跟陈景润一较高低。



这些投稿经过认真审查，最后都进了废品收购站。



辽阳化纤厂在1982年建造完成，1983年1月正式投产。因为化纤布料的大量生产，大家不再为买一条的确良裤子排长队了。



穿衣服问题算是解决了。按计划供应的布票也就没什么作用，反而限制了消费。商业部发了通告：1984年起，不再印发布票。通行了30年的布票，就此废止。



名气越来越大的任正非，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又被选为了军队的代表。此前，因为父亲的出身，他一直不是党员，为了能参加这个党代会，还临时让他入了党。



十二大算是个总结会，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已经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完成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接下来就是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但是，这届大会的口号仍然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还没有提出市场经济的说法。



中国还处于转型的过程中。



任正非虽然出席了这届大会，但什么都没听明白。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他是个单纯技术观点的呆子。



但他的人生，和中国一样，此时也进入了转折时刻。



就是这一年，小平同志认为时代的主题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大的世界战争是打不起来了，以后要把主要精力用在经济建设上。



在十二大召开的同一个月，中央军委下发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其实就是大裁军。



方案要求，基建工程兵集体转业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所驻省、自治区、直辖市。



也就是说，基建工程兵这个兵种被取消了。任正非要脱掉军装，转业到地方。当时，他的级别是技术副团，相当于中校，他一心想能拥有一副军衔再退伍。



自从1964年取消军衔制后，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衣服上都是一颗红星、两面红旗，分不清是什么级别。这造成了指挥的混乱，也不利于鼓舞官兵的干劲。



改革开放后，要常与外国军队打交道，没有对等的身份上的识别，也不方便。



比如，见面握手时，人家只能瞎估量，谁才是老大。所以，1982年，军委决定要恢复军衔制。



但多年来，军队的编制有很大问题，官兵比例不合理，军官人数太多又年龄老化，没法直接授衔。所以，军衔制只有在精简整编完成后才能实行。



结果，任正非就没有赶上趟，当了十几年兵，没带上军衔，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1983年，他转业到了深圳，被安排到一个国企上班。



直到1988年10月1日，军队才正式实施新的军衔制度。



此时的任正非，人生也有了新的开始。就在前一年，他辞掉公职，准备下海单干。



当时，深圳要求注册公司最低也要有两万块钱的资本。他通过集资，弄到了两万一千块，成功注册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就是华为。



如今它一年的营业额，超过六千亿人民币。



6

三十年后，华为公司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市场遍及170多个国家，为30多亿人提供服务。



从2015年起，华为已连续三年在电信运营商运营技术市场排名第一，占全球163亿美金市场销售收入的13%。



尤其是欧洲，成为华为最大的外国市场。在当年向辽阳化纤厂输出设备的法国，华为手机的份额占到了11.98%，仅次于三星和苹果。



中国不再是那个连裤子都穿不上的国家了。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与世界的关系也调转过来。



当年，中国从西方引进技术和设备，而现在，中国的设备进入西方市场，供他们引进。



历史的进程也似曾相似。



当年，在对待西方技术的态度上， 国内有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而现在，当华为的5G技术进入一些国家时，也遭到了质疑。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



任正非当年读书的重庆建筑工程学院，2000年又改回去了，跟其他几所学校合并成现在的重庆大学。



苏联式的教育体制现在不吃香了，当年被调整拆散的很多学校，都重新合并。



对待来自国外的新兴事物，最终还是要看它是否解决了生存的根本问题，从吃饱饭、穿暖衣，到今天的智能时代里，有没有让生活变得更便利。



对世界先进科技的学习，贯穿了任正非的一生。



1998年，华为与IBM合作“IT策略与规划”项目，也就是向人家学习管理，以实现世界级的企业转型。为了这个项目，光学费就花了20亿元。



他说，中国离世界先进水平还很远，永远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就在前段时间，1月15日，他又破天荒接受了外媒的采访，在回答问题时，说了这样的话：



华为卖的是一个裸设备，这个设备上没有意识形态。这个设备是由运营商来掌控的，不是华为。



当我们近期在西方受到很严厉的挫折，我们还是支持我们国家继续走向更加开放。



因此，我认为，中国只有更加开放，更加改革，才会形成一个更加繁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