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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乐失乐园



人在回忆中徘徊，也在里面扑空。

——三毛



1983年，年关将至。



位于库比蒂诺的苹果公司办公室里，刚刚将Windows系统研发出来的比尔·盖茨被苹果的十几位员工围着，领头的正是乔布斯，他气急败坏地对盖茨吼道：“你就是个小偷，盗窃我们的东西！”



盖茨一脸冷漠：“应该说我们都有一名叫施乐的有钱邻居，我闯进他家里偷电视，却发现原来早就被你偷走了。”



施乐，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最大的复印机厂商，一度垄断了高达82%的市场。正如今天的“百度一下”，在当时，把东西拿去复印叫“施乐一下”。



施乐此前的发家史，是一个抓住技术机会的教科书级案例。



1938年，一个美国的专利局文书员卡尔森发明了复印机，由于当时流行复写纸，卡尔森先后被包括IBM、通用电气在内的二十多家公司拒绝。



1947年，千里马终遇伯乐，施乐公司的前身，照片纸公司哈罗伊德的CEO乔瑟夫·威尔逊识得真金，把卡尔森连人带技术买了回去。威尔逊认为，企业成功的基本规律是：成功取决于利润，利润来源于发展，而发展则依赖于新的思维和新的技术。



从1947年到1960年，哈洛依德公司共投入7500万美元。对于一家年销售只有2000万美元的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一场豪赌。



1960年，他们成功了。名为“施乐914”的复印机出现在美国各大公司的办公室里，哈洛依德也因此改名为施乐公司，并为其申请了500多项专利。其他公司要想生产同样的复印机就必须先付专利费，从而筑起成本的护城河。



除了新技术，聪明的商业模式也是“914”大获成功的原因。



当时“914”成本在2400美元，威尔逊却将其售价定为29500美元。其中深意是：按照法律，任何定价超过成本10倍的产品，将被禁止销售。当媒体长篇累牍地指责威尔逊，顺便也宣传了这项新技术时，威尔逊开始在美国各大城市开张门面，并开启了他真正设想的商业模式：租赁。月租金95美元，超过2000份，每复印一张单付4美分。



一般用户每天的平均复印量只有15-20页，这种模式显然符合实际，同时也大大扩展了用户基数和复印数量。



难以逾越的技术壁垒加完美的商业模式，让施乐在1968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家在十年内单靠一项技术收入突破10亿美元的公司（第二家是苹果）。



1968年，卡尔森去世，同时威尔逊把CEO的位置交给了彼得·麦克卡隆，施乐公司迎来了转折点。



此时，复印机增长已趋于平缓，面对新的市场形势，威尔逊又一次展现了他的商业远见，离开时他对麦克卡隆交代：“在即将到来的电脑时代，将用数字来处理信息。20年后，如果我们还想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我们必须也能用数字来处理信息。”



麦克卡隆也不负所托，制定了“信息化架构”战略。一方面，通过收购进入计算机行业。另一方面，就是建立了大名鼎鼎的，日后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计算机的帕洛阿图研究中心PARC（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



施乐请来了当时在计算机界威望颇高，曾筹备建设ARPANET的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信息处理技术处处长，鲍勃·泰勒。



在他的号召下，PARC成为当时计算机天才们向往的天堂。这里距公司总部4500公里，紧邻斯坦福，绿树环绕，为满足天才们的怪癖，公司安放了许多懒人沙发和摇摇椅，他们可以穿着睡衣、短裤来上班，没有固定工位，一切看心情。

泰勒曾透露，美国最优秀的100位电脑科学家中，76个在PARC。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973年，世界上首台个人计算机Alto诞生了。Alto采用了图形界面技术（GUI）、以太网、显示器和一种三键鼠标，奠定了现代电脑的雏形。

今天回头看，这本是施乐梦想中的第二台“印钞票”的复印机。



但施乐没能“复印”复印机的成功。



PARC的存在与Alto的诞生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反而让公司内部分化为两个帮派，一边是躺着挣钱的商业王国，一边是技术乌托邦，“复印机帮” 认为“西海岸帮”研究的那些复杂玩意儿不可能帮公司赚钱，“西海岸帮”则将“复印机帮”视为落伍于世界潮流的老古董。

当时与施乐打交道的客户是被IBM大型机、DEC小型机包围的一掷千金的大企业、政府，施乐高管脑海中无法勾勒出面向亿万普通用户的PC宏伟梦境。Alto定价为5万美元，而激光打印机需要20万美元，后者自然成为施乐的新方向。最终Alto只卖出2000台。



而让施乐最后悔的戏剧性一幕，可能是允许乔布斯到PARC参观。



1979年，乔布斯24岁，成立两年的苹果刚刚凭借着Apple II暂露头角，年轻气盛的他对PARC仰慕已久，嚷嚷着要来参观，交换条件是低价出售给施乐100万美元的苹果股票。彼时苹果正谋划上市。如果成功上市，施乐将获得丰厚的回报。



11月的某一天，乔布斯如愿以偿来到这里，看到Alto的他兴奋地像猴子般跳来跳去，“你们为什么不拿这个做点什么?这些东西太棒了！它将是革命性的！”



“仿佛蒙在我眼睛上的纱布被揭开了，”乔布斯后来回忆到，“我看到了计算机产业的未来。”



其中最为乔布斯关注的是图形界面技术（GUI），当时的计算机采用的是比尔盖茨的DOS，相比DOS，GUI让计算机操作变得简单直观。



此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回公司后乔布斯就大力开发承载GUI的电脑，还专门请工程师改进三键鼠标，让其成本从300美元降到了15美元。1983年和84年，苹果陆续推出了Apple Lisa和Macintosh，虽然商业上并未赚钱，但奠定了日后iMac成功的基础。



而在这一轮击鼓传花中，真正在当时大获成功的是比尔·盖茨。1981年，乔布斯想找人给Lisa电脑设计相匹配的应用软件，他找了最不该找的人——比尔·盖茨。同样具备敏锐商业嗅觉的盖茨也一眼看到了GUI的未来，于1983年秘密开发出Windows操作系统，被乔布斯知道后，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无论是商业趋势误判，还是让乔布斯参观，施乐公司那些伟大的技术最终成为他人嫁衣，与计算机产业中最伟大的成功擦肩而过。



此后苹果和微软在计算机产业驰骋了近半个世纪，施乐继续在印刷机领域挣扎，2018年传出快被富士收购的消息。PARC于2002年从施乐剥离出来独立经营。



“如果施乐意识到 Alto 的价值，把握住这个机会，后来就没有 Apple、Microsoft、IBM 啥事了。它的规模可能现在和 IBM 微软加起来一样大了。”后来乔布斯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如是说。



施乐公司的“轻视”值多少钱？如今，施乐市值72亿美元；苹果、IBM、微软市值总和是1.8万亿美元。



我们将必须相当聪明，以逃离我们过去的聪明。



3

领头羊的覆灭



愿意东山再起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和想立于不败的第二代民营企业家们，请在上路前心中先装一条经济走势的曲线。

——何学林



1997年10月，大连金州体育场，国足第六次冲击世界杯失败，无数球迷失望收场。两天后，痴迷足球的福州男人王峻涛（老榕），在四通利方（新浪前身）的体育沙龙上写下一篇文章：《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



这篇文章一夜间传遍大江南北，堪称互联网上古爆文。



两年后，老榕从福州来到北京，依托于连邦软件公司创办了中国第一家B2C电子商务网站8848，成立三个月后就拿到了IDG林栋梁、软银孙正义、雅虎杨致远、薛蛮子100万美元的联合投资。



在当时的网络蛮荒年代，8848在连邦完善的供应链、产品流通渠道、进销存信息系统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电子商务运作体系，分为网上超市、信息系统、电子结算系统、全国配送系统。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99年9月，8848赞助了中国互联网历史上曾轰动一时的一场秀——72小时网络生存测试。测试内容是，主办方将测试者关在一个房间里，发给每位1500块钱现金和1500块钱电子货币，72小时内不能借助任何外部力量，只能用电脑与外界联系，看最后能否生存下去。 从“生存”一词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对互联网的疑虑。



当时真正能够买到东西的只有两个网站，一是刚成立的8848，二是永和豆浆，永和豆浆是在网络生存测试开始前专门开通的网站。



此事让8848一举成名，业务量激增。2000年初，8848销售品类扩展到16大类、数万种，单月销售额突破千万大关。



一些荣誉印证了8848当时的盛极一时：1999年11月，Intel公司总裁贝瑞特访华，称8848是“中国电子商务领头羊”；2000年2月，美国《时代周刊》称8848网站是“中国最热门的电子商务站点”；2000年7月，8848被《福布斯》杂志列入中国前十大网站。



如果没有当时的互联网泡沫，也许8848可以走得更远。或者说，如果8848的运气再好那么一点点，能在互联网泡沫前上市。



8848的上市运作不比三大门户晚，但因8848背后资本力量繁杂（事后王峻涛曾透露8848的股权结构要用整整六页纸才能写清楚），经过几层剥离和重组后，8848在2000年7月得到了中国证监会的批文。但此时，纳斯达克已血流成河、哀声一片。



而此后8848的操作，在资本和历史浪潮的双重裹挟下，更是走入万劫不复之地。



距上市仅一步之遥，8848心有不甘。他们找到了想象中的一根救命稻草——B2B。要想获得一个较高的IPO价格，就必须迎合华尔街投资者的口味，将8848包装成B2B模式。



2001年，8848被拆分为二。一部分单独以B2B概念上市；王峻涛则坚持做B2C，成立了一家叫my8848的公司。



8848没有经营B2B的优势。此后的老8848短短一年内尝试了B2B、电子商务解决方案、系统集成等业务，均不成功。最终在与电商数据公司合并过程中摩擦不断，最后同归沉寂。



王峻涛清楚地知道B2C是8848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在中国，要是电子商务有一项业务会率先成功的话，它就是B2C，而8848是B2C毫无疑问的第一。”但不幸的是，my8848也遭遇股东纷争，甚至闹上了仲裁委。同是8848和my8848董事长的王峻涛左右为难，索性同时辞去了两个职务。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中国电子商务之父”就此退出了8848的舞台，8848也走向了彻底崩溃。



2003年，淘宝成立。从此江湖只知马云，再无峻涛。



1999年5月王峻涛曾提出电子商务“三座大山”：一是当时中国网民只有400万人，决定了电子商务商业机会有限；二是配送难题；三是最大的困难，即网上支付难题和远距离购买的信任危机。



但他深知这些不是8848衰落的原因，因为这些困难后来当当、卓越、阿里都克服了。



在2015年的一次采访中，王峻涛坦言：



今天来看8848失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明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投资人对8848的核心业务没有坚持下去，他们去做别的了。8848的投资者都很清楚8848的主营业务是B2C，但此时急于将8848上市套现的他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要不惜一切代价为8848打造B2B概念，反而将8848原有的资源耗光了。



如果当时8848没有在资本利益的短视下被拆分，而是自己慢慢将三座大山跨过，也许今天的电商狂欢节要8月8日开了。



4

下一个扑空者



有想象力而没有鉴别力是世上最可怕的事。

——歌德



2019年的当下，对下一个浪潮的竞逐继续上演。



摩根士丹利科技硬件产业研究部主管Katy Huberty说 ：“几十年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观察到IT和制造业的开支在同时提高；可以说，他们正处于平行上升周期。”



与前两年达到白热化竞争的互联网创新浪潮不同，围绕AI、大数据、5G、工业机器人、新材料、生物科技等技术方向的创新正在给真实物理世界带来变革，同步影响着一二三产业。



一方面，创新者群体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势能；另一方面，深度改造物理世界和已有产业，注定更难、更重、更险，投入更大，扑空还是成功，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才能证伪或证实。

在滚滚而来的下一波浪潮中，不同赛道呈现出不同叙事。



有的赛道，扑空与收割者已面目初现。



在巨头林立的智能语音竞争中，昔日对头微软、苹果，和以黑科技储备著称的谷歌都是起了大早，赶了晚集。



2009年，微软就在Win7操作系统里集成了语音功能；2010年，谷歌推出语音搜索功能（Google Voice Search）；2011年，苹果发布Siri，但这些产品都没有真正打开市场，沦为鸡肋。



反而是后发制人的亚马逊，通过2014年底发布的AI新品类——智能音箱Echo，找到了智能语音落地的突破口，并开启了日后的“百箱大战”。谷歌、苹果、京东、科大讯飞、小米、阿里、腾讯等大公司纷纷入局，创业公司也跃跃欲试，2015年，仅中国就有50多个团队在同时开发智能音箱。



到今天，全球智能音箱市场已出现明显阶梯：亚马逊依然位于第一，其2018年的销量为2970万台，市场份额为34.5%，紧随其后的谷歌也超过30%，两家瓜分全球超6成市场。在中国，阿里、小米、百度、叮咚（由京东和科大讯飞联合推出）四玩家去年共卖出2000万台智能音箱，占中国总销量的91%，包括腾讯在内的其他玩家只占9%，创业者数据惨淡。

智能音箱背后，更大的竞争是提供技术支持的智能语音平台。亚马逊靠音箱优势，增强了其平台Alexa的实力，2018年末，Alexa上已有超过7万种技能，接入了来自4500个第三方的28000种设备，数量比年初翻了6倍，数据在各语音平台中名列前茅。



陆奇曾事后诸葛地评价：苹果、微软的错误是，把语音助手的重点放在了手机终端和电脑终端上，而没有想到开发以AI为先的新设备。



事实上，启动于2010年的Echo项目，由亚马逊消费电子产品开发部门Lab 126主导，它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开发新硬件，而非平台。Echo初始团队主要是做AR的，在2011年和13年分别收购语音初创公司Yap和Evi后，才扩充了语音技术实力。贝佐斯也是在Echo上市后，才逐渐认识到因Echo而生的Alexa的全部潜力。



由此，爆品终端反哺平台，平台借由终端壮大，好技术和好场景的正向循环路径成为AI巨头的共同战略。



不过，智能语音的竞争仍未到终局。谷歌快速向亚马逊偷师了落地方法，并凭借更强的技术实力，更好的问答体验，获得了后发优势。



调研机构Stone Temple 曾对多家语音助手进行了5000个常见问题的测试，Google Assistant的表现比Alexa好3倍。此前，消费者对Echo的一大吐槽就是太傻，答非所问。目前，谷歌智能音箱的市场份额已与亚马逊不相上下。



未来，这两家公司的成败终局，将更全面地勾勒出技术储备和场景挖掘在新一轮技术创业中的不同角色。



有的赛道，则面临集体扑空的风险。



威尔伯·莱特曾误判了飞行技术的发展速度，他认为对手们在短期内无法进行长里程飞行。而目前争议不断的自动驾驶行业则犯了相反的错误：过于乐观，认为商用化会很快到来。



3年前的自动驾驶热潮中，不少车企和新公司都拿着激进的时间表：通用、福特、宝马、奔驰等老牌车企曾把2021年作为实现全自动驾驶商业化的时间节点；日产和丰田更宣布要在2020年就推出自动驾驶汽车。



而以现在的技术条件和产业发展状况来看，明年和后年都不可能出现高度自动驾驶的，能真正量产、上路的乘用车。全球自动驾驶头把交椅Waymo的掌舵人约翰·科拉菲克（John Krafcik）甚至在2018年底告诉《华尔街日报》，不可能存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能在任何道路上完全自动行驶的汽车，具有高级自动驾驶能力的汽车的普及还需要几十年。



现存的玩家中，有多少可以活到几十年后呢？



还有的赛道，刚刚进入主流视野，面目模糊。



譬如2019年初吸引眼球的折叠屏热潮。其玩家主要有两类：一是终端制造商，如刚刚发布了折叠屏手机的华为、三星，以及即将发布折叠屏手机的苹果、小米；二是在背后提供柔性OLED技术和生产的屏幕厂商，如三星、LG、京东方、深天马。



但可折叠屏幕是否是智能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新增长点，尚未被验证。折叠屏面临的处境，可能会像世纪初的天空之战中一批完全销声匿迹的弄潮儿：飞艇公司。



对当时的人类说，天空一定是下一个目的地，就像现在的消费电子产品一定会追求更酷的体验和交互方式。



但后来的历史证明，飞艇制造者们看到了大方向，却没选对路径。在1910年前后，飞艇与当时的飞机相比载重大、航程长，但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飞艇各项功能指标的增长性都明显被飞机甩开，这种交通工具最终随1937年“兴登堡号”的坠毁退出了历史舞台。



英国SPRU荣誉研究员洛塔·佩雷斯有言：“新兴技术向产业演化，是技术方案被不断选择和淘汰，技术可行性空间逐步收缩的过程。”方向很重要，方法也是。



回顾这些故事，真实的商业变革，是“一帆过处千舟沉”的历史。



历代浪潮扑空者依次栽在不同的理由上：傲慢固执；贪小失大；太乐观或太悲观；未能持续精进技术；无想象力或无鉴别力；短视地转向；踩准了技术却踩空了场景；选对了方向却选错了路径。



一个企业在走向基业长青的过程中，未来模糊，道路险远，掌舵者必须有足够的谦虚，足够的警醒，足够的想象力，足够的凝聚力，足够的实事求是，并外加时运助力，才能成就奇迹。



而那些真心付出却最终空欢喜的人也有非凡的价值，他们至少为时代的发展提供了样本。毕竟，创新之路，失败是必然，成功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