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方钦

      必须承认我曾经也一度很推崇上述观点。然而要注意的是，罗斯巴德在这本书中为了证明米塞斯理论的有效性，在做出预判的前提下有倾向性地选取和分析历史材料。这不仅不能证明米塞斯是对的，相反使后世学者对米塞斯-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产生了怀疑。

      事实是，胡佛政府在应对大萧条时确实没有做好，但问题不是出在其过度干预，或是采取了货币贬值等通货膨胀措施，而是过于墨守成规。胡佛政府在应对大萧条时的主导政策是消极的通货紧缩政策——坚持金本位，这正是奥地利学派所主张的应对大萧条的措施。然而事实证明，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却是恶化了经济情势。

      早在1928年，美联储就开始警惕股票市场的过度繁荣，并采取了一些紧缩性措施，例如在1928年1月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控制黄金外流，在1929年2月开始限制“投机性”贷款，并且还在8月允许银行提高贴现率。所有这一切的直接影响就是打击了市场信心，道指从9月就开始有下跌的趋势，到10月更是发展为恐慌性抛售。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说，从深层次来看，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确实是由于之前数年通货膨胀性政策刺激所累积下来的恶果；但其直接的导火索则是通货紧缩性政策的不适当干预所致。

      可是即便如此，当时的胡佛政府仍然有能力将股市崩盘的影响仅限于金融领域，或者是缓解即将到来的大萧条。这一点从纽约联储早期应对股市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及美联储于1932年实施货币扩张政策后产生的影响中就能看出端倪。这些措施不仅缓和了股市大跌的影响，而且使得美国经济在1932年还具有了一丝复苏的苗头。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当华尔街股市崩盘时，没有人预料到这场危机将会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萧条，美联储谴责纽约联储的越级行为，依然坚持通货紧缩政策；当1931年全球金融市场开始崩溃，导致连锁反应时，美联储最初还是期望能够顶住国际压力，结果是工业产值下降到大萧条期间的最低点；1932年美联储终于开始转变态度，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增加货币供应量，然而伴随而来的利率降低威胁到了国内银行已经不稳定的偿付能力，并且法国、英国都不希望看到美元贬值，在国内外压力下，胡佛政府短暂的扩张政策匆匆废止。随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罗斯福上台后立刻宣布银行休假日，银行休假日实际上标志着胡佛政府的经济政策彻底失败。

      反过来，备受奥派学者指责的通货膨胀政策在应对大萧条时确有“奇效”，事实上到了1933年，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中，几乎所有实行货币扩张政策的发达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暂时的“缓解”。那么这又是否说明米塞斯-哈耶克的货币理论是错误的呢？其实也不尽然。

理论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科在这场大萧条中是受益者。因为其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就是源自凯恩斯的理论，更确切地说，源自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有关货币理论的争论。

      早期经济学从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一直到马歇尔的新古典，一直存在两大缺陷。

      第一，对“资本”缺乏合理的解释。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经济体发展是资本推动型，但是直到二十世纪之前，经济学家对资本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十八世纪，即法国学者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给出的解释，资本是通过储蓄而积累起来的“多余的价值”（《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五十八节）。马克思就认为在他之前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说清楚资本究竟是什么，因而将他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取名为《资本论》。但实际上，直到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经济学还是无法说清资本的逻辑。

      第二，忽视货币。古典经济学的货币理论基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货币数量论”，虽然有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和休谟等思想超前的学者质疑过货币数量论的解释力，但他们的观点一直要等到二十世纪以后才被承认（休谟要更惨些，一直到现在，国内外主流的思想史著作里依然错误地将他称为“货币数量论者”）。按照洛克的观点，“货币的价值就是和全部贸易成比例的世界上全部货币的数量”（《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商务印书馆，1962年，47页）。古典经济学继承了这一观点，李嘉图进军经济学界的第一部作品，便是基于货币数量论重申金本位制的重要性，由此奠定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中性论”观点：货币只是交易的媒介；货币本身不创造价值；货币的供给和需求会影响价格水平；因此在货币政策上最重要的是保持币值稳定；为此应当实行金本位制。货币中性论对经济理论发展的直接影响，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货币性质的探讨仍停留在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基础上，即货币起源于交易，货币主要担负着价值尺度、交易媒介、财富贮藏和支付手段四大职能。

      一直要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发展，经济学家才开始重视货币问题，并意识到资本、货币和经济周期三者是内在相互联系的一个问题。此时有两位先驱者，费雪（Irving Fisher）和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费雪秉承的是现代版本的货币数量论，他是个非常聪敏且精于理论的学者，他的利息理论将资本和货币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解释。但是大萧条让费雪身败名裂。因为就在华尔街股灾到来之前的10月16日，他还在报纸上刊文对股市作乐观估计。结果，1929年的股市崩盘让他百万家产顷刻间化为乌有；因为不能支付住房抵押贷款，被耶鲁强制退休；去世时还有大笔债务未能偿还。而货币数量论也同费雪一起一蹶不振，直到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再度重提。

      更为重要的则是维克塞尔，他的自然利率理论首度将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和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指出货币市场中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的不一致，是导致实体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从而打破了货币中性论和“古典二分法”（即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二分，互不影响）。米塞斯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皆受到维克塞尔的影响。

      早期货币经济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微观基础，因而难以将货币理论和主流经济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米塞斯率先打破了这一理论僵局。1912年米塞斯出版了他的杰作《货币与流通手段理论》（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该书的英文版名字更为人们所熟知，即《货币与信用理论》。

      古典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即庞巴维克（Eugen Ritter von Böhm-Bawerk）的“迂回生产过程”理论，是没有货币的。但米塞斯认为货币很重要，必须在“迂回生产过程”中加入货币，才能解释清楚现实中的资本运作的逻辑，这也是他与自己的老师（庞巴维克）之间最大的分歧。米塞斯的做法是创造了一种货币效用论，即从主观效用入手解释货币的本质，一种依附于商品效用的间接效用：货币的效用来自于商品的效用；货币所能购买到的商品价值，支撑货币的购买力——即价格水平；我们之所以需要货币，本质上是需要货币所能代表的商品（按：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篇与奥地利学派商榷货币理论的文章，说货币效用论无法解释为何货币没有普通商品那种“边际效用递减”的情况，其实就是没有理解货币的效用是一种间接效用）。

      米塞斯的理论奠定了货币的微观基础，进而结合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和李嘉图的货币理论，他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概括而言就是：
      （一）货币本身确实如李嘉图等古典学者所言，不创造价值；
      （二）但货币不是完全中性的，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通过生产过程发挥作用；
      （三）当新增货币注入经济体时，因为其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政府、银行、原材料所有者），并不会立刻出现通货膨胀；
      （四）此时通过扩大再生产，会促成通货膨胀式繁荣，但是这种扩张性政策无法持久，因为资金主要集中于生产过程的上游产业（即生产资料的生产企业），投资品生产会相对过多，消费品生产则相对过少，最终导致生产结构的扭曲；
      （五）当新增货币从生产过程的上游产业逐步流通到下游产业（消费品生产企业），遍及整个经济体时，通货膨胀就会出现；
      （六）但此时由于生产结构的扭曲、价格水平的上涨，产能过剩，需求却不足，萧条便会随之而来；
      （七）这样一切因前期繁荣而获得利益都会随之而被抵消；
      （八）对政府来说，继续采取扩张性政策对其是有利的（因为它永远是最早获得新增货币并由此牟利的那一方），但这只会让危机加深；
      （九）这类因人为干预所导致的经济周期实质上是一种财富转移过程——转移到生产过程上游产业的所有者手中，最大受害者是普通民众，特别是中产阶层；
      （十）因此应对萧条的正确做法是坚持金本位制，限制政府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的能力，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出清过剩产能，恢复良性的生产结构。

      从理论层面而言，米塞斯的逻辑是相当漂亮的，而且在现实中他也是最早预见到大萧条来临的经济学家。早在1924年，他就称维也纳信贷银行（当时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会面临一场大崩溃。1929年时，还有人为米塞斯在信贷银行谋得了一个职位，但是被他拒绝了。果不其然，1931年大危机时维也纳信贷银行倒闭。

      因为米塞斯对于经济危机出色的洞察力，所以《货币与信用原理》这本一开始并不被人认可的著作（凯恩斯倒是对这本书表达了赞许之词，但是米塞斯认为凯恩斯没看懂）在1930年代时反而突然流行起来。这也是奥地利学派最为风光的一段时期。当时还是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系主任的罗宾斯（Lionel Robbins）不远千里赶赴维也纳旁听米塞斯的研讨班，并邀请米塞斯去英国讲学。但是米塞斯没有去，代替他远赴英伦的，是后来名气更盛于他的哈耶克。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在英国传播米塞斯的理论，并提出应对大萧条的措施，由此引发了与凯恩斯之间的大争论。这场大争论的主角虽是哈耶克和凯恩斯，但实质上是米塞斯和凯恩斯两人的货币理论之争。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一方面是继承自他的老师马歇尔，即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说；一方面则是受到维克塞尔的经济周期理论影响；但更深层次的，则是休谟的《人性论》所赋予他特有的主观分析方法。

      和米塞斯从微观角度入手分析货币的研究理路不同，凯恩斯更多地是从宏观角度入手。特别在《通论》中，他更为关心的是实体经济与货币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书的书名取自爱因斯坦的名篇《广义相对论下的宇宙观》（“Cosm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1917）。没错，凯恩斯当年对这本书寄予厚望，希望能像爱因斯坦的作品一样在经济学界引发一场大爆炸，为此他还特地降低了该书的售价，希望能有更多人来购买。

      结果他真的做到了，引发了一场“经济学革命”。却不是以他所期望的方式，而是通过一个拼多多版的“凯恩斯主义”奠定了宏观经济学基础。

      因为《通论》实在太晦涩难解了，称其为凯恩斯最难懂的著作也不为过。时至今日，凯恩斯在其中使用的分析方法和表述的观点仍未能完全被主流经济学所接受。


      如果要简单概括《通论》的理论逻辑，大致是如下七点：
      （一）国民收入等于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
      （二）达不到充分就业的国民收入表明支出不足；
      （三）在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中，用于消费的支出更为消极，倾向于随着收入变化而变化；
      （四）收入的变化是投资的变化造成的，并以放大的形式反映出来；
      （五）投资支出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之间的关系决定；
      （六）利率反映了公众对以现金形式持有资产的偏好；
      （七）不足的支出可以通过刺激消费和投资来增加。

      仔细比较米塞斯和凯恩斯的观点，我们会发现两人之间“神似而形异”：他们都反对货币中性论，反对古典二分法，强调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相互影响；他们都强调货币需求以及伴随而来的投资波动是引发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关键；他们都从主观角度来解释货币需求。从思想传承角度来说，二人的货币理论皆受维克塞尔的影响，而维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又受到庞巴维克的资本理论的影响，可说是师出同门。

      但是在应对现实大萧条的具体措施上，二人分化为两派。米塞斯和哈耶克属于“气宗”，强调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不适当的政策干预扭曲了生产结构所致，所以要根治大萧条，解决经济周期性波动问题，必须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任何形式的干预只会导致更多的扭曲，恶化经济情势；凯恩斯则属于“剑宗”，既然问题已经发生，那么就应当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而不是放任不管，所以政府必须承担起挽救经济的责任，像哈耶克等人注重长期影响的观点即便没有错，但也没有用：“长期是对当前事务的一种误导。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在暴风雨的季节里，经济学家如果只是告诉我们，当暴雨过去海面会恢复平静，那么他们将自己的任务也设定得太容易、太无用了。”（《货币改革论》英文版，2013年，65页）

      用形象些的比喻来解释，就好比一个人感冒了（普通感冒而非流感），米塞斯-哈耶克的建议是让身体的免疫机制发挥作用，恢复健康，多喝水多休息就可以了，不要胡乱吃药；凯恩斯的建议是立刻吃药，即便这些感冒药治标不治本，但是能够缓解症状那也是好的。凯恩斯的理由是，万一还没等免疫机制反应过来人就病死了怎么办；而米塞斯-哈耶克的质疑是吃药会上瘾，反而积重难返、病入膏肓。

      那么哪一派的理论胜出呢？

      其实没有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