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梁/文

      1783年，硝烟远去，北美十三殖民地经过一场苦战后终告独立。若时光停留在这一年，美国人没什么骄傲的资本——美洲大陆的南端，西葡殖民地戴着镣铐但富足滋润，人口过万的大城市林立，欧式奢华沙龙令人目不暇接，依照达维拉《我们的美洲人》里列举的数字，伊比利亚美洲的出口总值竟是27倍于新生的美国。然而，百年之后，美洲的格局就彻底逆转，镀金时代的美利坚跃升为世界一流强国，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诸国却在政治混乱与经济疲敝中苦苦挣扎。美洲盛衰倒转，根源何在？

      丰饶的苦难，贫瘠的幸运

      拉丁美洲独立时代的诗人贝略，在《美洲颂歌》开篇一句就夸耀道，“欢呼，哦，肥沃的地带！”诚然，他有理由自豪，伊比利亚美洲坐拥得天独厚的资源。为黄金和肉桂而来的哥伦布和皮萨罗们，纵使没能踏入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却给国王带回了几个世纪的希望——黄金、白银、红木、咖啡，以及哥伦布大交换里数不尽的珍贵作物，不仅支撑起了欧洲宫廷的奢侈用度，甚至间接诱发了东亚的人口大爆炸。

      然而，它的丰饶，正是它的苦难之根。贪欲被唤醒的伊比利亚人，来不及深思熟虑地为新领地做出长远规划，摆在眼前的真金白银也容不得政治实验的冒险，照搬旧大陆体制，成了取巧的选择。遥远的新大陆上，官僚系统、社会风尚、市中心的大广场，都浸淫着宗主国的气息。但走马灯般往来上任的殖民地总督们，很难将他乡当作故乡，他们的薪水并不丰厚，开销却不菲，唯有借职务之便大捞一笔，才算“不虚此行”。何况，总督手里攥着金山银山，从伊斯帕尼奥拉和波帕扬的黄金，到瓜纳华托和波托西的白银，财富源源不断地被运往港口，继而供给全世界。厄尔·汉密尔顿爬梳西班牙档案，统计得出，自1503年至1660年，有185吨黄金与1.6万吨白银运抵塞维利亚港，不过这仅是登记在册的数目，从金银矿产地到港口途中殖民地官员的层层盘剥与英国海盗的大肆劫掠，都是无法估量的数字，美洲贵金属输出之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惜，数量庞大的美洲金银，依然填不满西班牙王室的肚子。正如后世的经典比喻，西班牙就像一张嘴，填进食物加以咀嚼，仅为把它送到别的器官，除了经过的气味和偶尔粘在牙齿上的碎屑，什么都没有留下。囊中羞涩的国王，把美洲官职高价售出，加速了殖民地的腐败。甚至对于王室命令，殖民地官员也奉行“我服从，但我不执行”的原则，与大庄园主沆瀣一气，无视法律，垄断了社会资源与晋升之途，故而1815年玻利瓦尔在《牙买加来信》中愤恨地写道，“在至今还盛行的西班牙制度中，美洲人在社会中只能当奴隶，最多也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消费者。连劳动也受到种种限制：如不准种植欧洲的果树，不准生产西班牙王国所垄断的产品，不准建立西班牙本身所没有的工厂，连生活必需品的贸易都被西班牙人专门控制，在美洲各省之间设置了种种障碍，使省与省之间互不接触、不了解、不往来……我们偏僻的平原只准放牧；荒野只能用来狩猎；地下宝藏只用于挖掘金矿，而挖出来的金子却永远不能使这个贪婪的国家得到满足。”

      躺在丰饶财富上享乐的不只有伊比利亚半岛，伊比利亚美洲的上流社会和新贵们不遑多让，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里，加莱亚诺以新兴的波托西为例，描绘了殖民地的奢靡——17世纪初，这里已有36座富丽堂皇的教堂、14座舞蹈学校与为数众多的赌场，巴黎礼帽、锡兰宝石、那不勒斯长筒袜、威尼斯玻璃、波斯地毯、阿拉伯香水、中国瓷器点缀着花花世界，靠矿吃矿的富人终日与800多名职业赌徒、100多位妓女厮混，当地法官抱怨道：“波托西总是少不了新奇事、厚颜无耻与傲慢无礼。”

      在山水相隔的北美，殖民者的欲望要简朴许多，生存一度是他们仅有的需求。起初，他们追索黄金，日记里分明写着，“除了挖黄金、锻造黄金、运输黄金之外，没有其他的话题、希望、工作。”可是，正如《美洲五百年》记载，在詹姆斯敦的一百余位首批定居者里，只有38人活到了登陆之后的9个月，陌生的蔬菜、新奇的动物、危险的土著、致命的疾病将一切美梦击碎。幸存者没有找到黄金，只摸到了被称为“愚人金”的黄铁矿。

      土地的贫瘠让北美领略了另一种命运，在“荒野中的锡安”，清教徒找到心灵栖息之地，英王则失去了耐心。自生自灭的垦殖者学会了自治，也学会了在狭小的内部市场互通有无。正是由于无利可图，英国议会默认了“有益的忽视”政策，只要殖民地保持忠诚，就不过问太多细枝末节。任期短暂的总督，也索性不把大权紧握，放任地方精英充当政治润滑油，分担基层治理。此类宽容，让北美人迅速成熟起来，美利坚开国功勋的群星璀璨就得益于此。

      分道扬镳的美洲独立革命

      南北美洲命运的岔路口，出现在独立运动时代。两者都遭受了不小的磨难，却收获了不同的结局。

      为了避免过分拔高美国独立的意义，坦率而言，北美的崛起应该最先归功于18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独立战争爆发前夕，佐治亚、弗吉尼亚等往日的贫瘠之地涌入众多定居者，“一座座房屋拔地而起，数量惊人，一片片田地被开垦出来，广泛开展的工业向一群胆大又不知疲倦的人敞开了大门。”此情此景，背后是移民家庭对未来前景的乐观预期，这与北美宽松的自治氛围密不可分。

      独立之初，美国无疑是幸运的。尽管开国精英围绕联邦制与州权激烈辩论，但没人幻想重投王权怀抱，新生政权避免了毁于内斗。在一些转折时刻，南方邻居也送上了关键助攻。譬如，海地的革命与黄热病困死了拿破仑的妹夫，让法国失去觊觎美洲的踏板，美国得以趁机将路易斯安那收入囊中，领土扩张一倍有余。

      反观西葡殖民地，形势就要复杂许多。拿破仑战争将葡萄牙王室赶到了巴西，虽然让它地位抬升，却也把它的命运与宗主国牢牢绑在一起，致使巴西共和国的诞生迟了半个多世纪。而西班牙殖民帝国的崩溃，如费尔南多-阿梅斯托之总结，一部分是由于太大，一部分是由于太富裕，每一地的精英阶层都太过庞大，不愿意向中央集中资金和权力。事实的确如此，“解放者”玻利瓦尔组成美洲联邦的计划毫不意外地落空，拉丁美洲浴血奋战得来的独立成果不出几年光景就被各地的考迪罗（Caudil－lo，首领、头领）侵吞。殖民时代的祸患，在拉丁美洲独立后显露无遗。由于西班牙的垂直管理，各地数百年间联络寥寥无几，也没能形成相互依赖的贸易网络。人们根本缺乏统一的观念，以独立运动的策源地委内瑞拉为例，即便到了19世纪初，他们也少有美洲人与委内瑞拉人的概念，只是自诩库玛拉人或加拉加斯人。

      更刨根问底一点，西葡殖民地面对世纪之交的革命洪流，其实从未做好独立的准备。玻利瓦尔在《牙买加来信》里就有过预言：“美洲人突然站了起来，事先一无所知。最成问题的是，他们没有掌管公共事务的实践，难以在世界舞台上掌握立法者、律师、司库、外交官、将军等以及其他高级或次一级的官职，而这些官职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通常必设的。”经济层面，殖民地也措手不及。自从卷入独立战争，墨西哥的国民生产总值就不断下滑，直到1860年代才勉强恢复到殖民地晚期的水准。那里的银矿岌岌可危，不只由于战乱破坏矿井、水泵和坑道，还在于大批有经验的矿工战死沙场，更重要的是，少了西班牙殖民政府，采矿必需品水银无法保证供应。原本在英国颇受欢迎的银矿股票下跌，蒙受损失的英国人，将拿破仑战争留下的枪支弹药卖到了墨西哥战场，才算挽回了一点损失。南方乱局，倒是又为北美献上了良机，美国抓紧时机拉拢了新的贸易伙伴，部分填补美洲出口真空，还实现了海运的飞速增长。

      眼见独立的红利将尽，新生的拉丁美洲国家走上穷途，复辟成了一股风潮。独立战争年代，共同目标将各路豪强绑在一起，合力击败了西班牙人。一旦敌人退场，谁主沉浮就成了核心议题。政治经验的失位，令新生国家无法控制各怀野心的地方，集权或称帝变成一种解决问题的捷径。击退保王党、宣布墨西哥独立的伊图尔维德戴上王冠，不久就落得兵败身死的下场。挫败法国人的海地领袖德萨林内斯自封皇帝，规划了入侵美国的雄图大志，但很快就被推翻，他死后国家一分为二，部分遗产由另一个暴君继承。弗朗西亚博士是巴拉圭独立功勋，但任内闭关锁国，拒绝向原拉普拉塔总督区的邻居们靠拢，也被掌控舆论之人视同独夫。就连玻利瓦尔也不能幸免，玻利维亚为他打下终身总统的伏笔，连累他被斥为独裁者，他的老部下桑坦德以行刺争权，他的理想继承人苏克雷则死于一场分离主义的暗杀。以今观之，领袖们的权欲固然会被后世鄙夷，但拉丁美洲的政治肤浅、经济单调、文化破碎，在殖民地时代就已经注定，独立运动的失败只是一颗无可挽回的恶果。

      吸血与扩张：命运天平倾倒了

      真正让美洲盛衰倒转的，是拉丁美洲独立后的半个世纪光景。费尔南多-阿梅斯托提炼出南北分野的两个要素：英雄主义与工业化，他的论证难以服众，但观点给人些许启迪。

      从安德鲁·杰克逊、扎卡里·泰勒到尤利西斯·格兰特甚至西奥多·罗斯福，脱下军装入主白宫的总统不在少数，美国人从不掩饰对于战斗英雄的好感。在刀光剑影的19世纪，美国经历了白宫被焚的惨痛和兄弟阋墙的劫难，但大多时候都在挥舞着大棒扩张，威逼西法或是屠戮印第安人，让强权人物频频登上政治舞台，如果没有宪法这根缰绳，“美利坚拿破仑”将应运而生。拉丁美洲则不同，他们在制定宪法之初，已经参照了一些榜样，美国、法国、西班牙都是效仿对象，也许天性使然，拉丁美洲各国的宪法有着鲜明的启蒙风格，却太过理想化，未经深思熟虑。新生国家的总统们面对一纸无法落地生根的规章，一筹莫展，只能将其一改再改。据布拉德福德·伯恩斯在《简明拉丁美洲史》里的统计，独立以来，拉丁美洲草拟了大约两百部宪法，它们大部分诞生在1850年之前，以委内瑞拉为甚，竟颁布了22部宪法。如此乱象，导致了一个后果，宪法不能束缚权力，反而是权力定义了宪法。西班牙权威的真空，留给了独立运动时代的英雄，他们缺乏治国经验与纲要，只能攥紧权力，弹压异己，篡改法律。相似一幕，不止在大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等国，乃至在不乏离心倾向的州省皆曾上演，考迪罗政治是其表征。在政治家萨米恩托眼里，阿根廷就秉承了一种暴君的特性，主旋律是武力的优势、最强者的主宰、没有极限或者责任的权威、没有程序或辩论的正义。这一观点很有代表性，但英雄主义失去节制，强权即是归宿。

      至于工业化的差异，也是一种结果，而非根源。独立后的美国，不断通过购买和战争扩张领土，拥有了漫长边境线与不受关税壁垒阻碍的内部市场，还建立起先进的铁路运输线，为工业化做足了准备。拉丁美洲没有与之相提并论的条件，布罗代尔提出过经典的双重锁链之说：“英国殖民地只要挣脱一根锁链，摆脱与英国的关系，全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另一个美洲则不然，它挣脱了与宗主国的隶属关系后，并不等于就此从欧洲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它只是摆脱了长期监视它、剥削它的两个主人中的一个。”独立英雄填补了西班牙的政治真空，英国商人则填补了经济真空。保王党的撤离，带走了价值不菲的资财与富有管理经验的精英，满目疮痍的拉丁美洲，仅为争取到英国对独立的承认，就被迫交出了部分特权。与西班牙人不同，自从1806年进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冒险失利，英国人就不再执着于实地占领。他们心里清楚，用债券和股票能做到的事情，没必要动用舰船大炮。为了应付独立战争开销，各国都债台高筑，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偿还旧债。在只手遮天的“隐形帝国”里，英国商人和使节放出一笔笔利率惊人的贷款，以套取采矿、铁路利权，经济殖民力度，不逊西班牙人。

      当然，拉丁美洲的被动，也可归咎于殖民遗毒。以往的几个世纪里，西班牙急功近利的剥削方式，让拉丁美洲的出口产业过于早熟，金银矿日益枯竭，各国只能倚仗单一的经济作物换取急需的资金。况且，西班牙遗产集中在港口，对于丘壑纵横、雨林密布的内地开发有限，各地贫富悬殊。于是，拉丁美洲出现了一个怪现象，英国压榨各大港口或首都，港口又向内地吸血，各国遭遇经济殖民的同时，大张旗鼓地内部殖民，外国商人或大家族掌控了进出口命脉，也堵塞了社会流动空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镀金时代的美国崇尚实业，科学和专利与财富挂钩，刺激了工业革命的萌发。如今，说到19世纪的美国，人们自然而然想到卡耐基、爱迪生、威斯汀豪斯之类出身底层的大企业家，而提及拉丁美洲，脑海里只有咖啡、黄铜、鸟粪、硝石和金鸡纳霜。

      若以结果倒推，人们总能罗列出美洲歧途的影响因素——后发优势、良性制度、宗教伦理、传统包袱、精英见识、国际环境、地理差异等等，但历史毕竟不是一道设计精妙的计算题，我们无法说清哪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又有哪一因素犁深了美洲的鸿沟。或许只能化用加莱亚诺的一句箴言作结：发展，是一场遇难者多于幸运儿的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