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有一个小内容是从制度效率以及制度结构自我强化的方面试图解释房价上涨的原因，第二个小内容说明了为何投资拉动经济已经成为无奈与必然的选择)


我国在三十年来的经济体制上的变革带来的经济及社会效益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但一种制度变革带来的经济效率一定也遵循所谓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深入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这里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研究未来，就得考察历史与现状，只有建立在现状与历史的基础上，才能寻求到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来看，经过细分一下，我们应该可以按某些特征进行分析：
       第一，从农村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路径，解放了农村经济，这也合意当时大量的贫民没饭吃这一重大的生存问题，而这问题是一个政权存立的基础——民以食为天，有了吃这种最底层次需求的满足，才能做好别的事情。农村土地改革这种制度变革安排，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带来边际收益是快速增长的，但由于农业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整个社会对粮食的需求缺乏弹性，再加上农业本身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这种所谓的农村土地改革的制度变革最终出现边际收益出现递减效应。最明显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们国家开始出现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我们不可能通过农业生产技术倒退化，使农村劳动力固化于农村，所以转移由于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而出现的剩余劳动力成为必然的客观现实。
        第二种可以认为是从完全计划经济到混合型经济的一个过程，这种制度安排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国营及集体企业的活力，使中国工业化得以加速。在民营经济没出现之前，由于制度固化而造成了中国国营以及集体企业单位，效益极其低。为了引进所谓的竞争机制，国家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开放私有经济。虽然引入了民营与私有经济，但由于国家管理者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很难创造出一个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竞争环境。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引入，为国有企业的发展注入了一些竞争动力，但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在不公平的制度约束下进行的，虽然这种制度安排只是隐性的，而非显性。在改革过程中的两场金融风暴在形式上为我国国有企业进一步巩固其核心地位提供了短期的理由。尤其是这两年来，国有企业的发展在国ZHI委这种所有权机构的助推下，快速的在全行业的挺进。民营企业相比之下，出现了相对萎缩。当然我们现有的经济所有制的结构至少在形式上带来了巨大的优越性，但如果深入考察一下成本与收益，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隐蔽得很深的问题，即使用大量的纳税人的“公”钱去做外延式的发展。投资所占在GDP中比重越来越大。最高层人为解决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消费依然无法有所起色。究其原因是财富分配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富者愈富，而穷者收入增加并不是太多，国家试图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改变这种状况所带来的效率却越来越低下。
       表面上国家试图通过设置国ZHI委这种制度安排来解决所有权缺位这一缺陷的现象。但由于国企本身经营者的收益与责任是不对称的，国家与国有企业经营者利益最大化的冲突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只会越来越剧烈，但会越来越隐蔽。当然，表面上国有企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代价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以前的许多改革者阶层变成了既得利益阶层，改革的动力越来越少，甚至开始阻挠更深次的制度改革。而另一方面，大部分人在改革中由于自身利益与付出不成正比，要求进一步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大，国家只得进一步使用再次分配的方式去满足大部分人的不满。但这就容易进入了另一个比较不安的循环体系，那就是国家只有在现有的体制基础上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以及增收更多的税收，前者使得国有企业会进一步掌控经济，导致了大量的国有垄断企业出现，垄断利润更进一步消耗大部分人的收益，而相关企业的员工收入水平越来越高于一般民众。税收的增加虽然一方面确实能通过社会福利的方式普惠于民众，但另一方面因为行政机制的介入却间接的减少大部分人的收入。而民营企业所赚的钱不能顺畅的投入通过实体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虽然有一部分与权力资本寻租方进行勾结而得以生存。便有许多却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对利润的追求讲求的是短期效应。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因为大部分私有资本为了减少隐性成本，会选择进入资本市场以及房地产二级市场，因为这两个市场不需要太多去做权力寻租的交易，房价迅速推高，在此过程中，地方ZF也享受到这种不健康发展带来的好处，就是从迅速上升的地价中获得财政收入。这样，私有资本在房地产市场上与地方ZF成了一个罕见的完整的利益共同体。当然，利润高，就会引来国有资本的介入，因此，2009年的地王大都有了国企的影子。最要命的却是房价的过高又影响到了广大低收家庭的生活，他们的收入更无法进行过多的非房产性消费。因而，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在现有制度安排下，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合乎逻辑的无奈选择。从上面内容看到，这个循环是非良性的，并非可持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