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冲突。谁来把控话语权？

  ——学者当下的问题、方向与责任

经过漫长的谈判，正当媒体纷纷预期，中美即将达成协议之际，特朗普重挥大棒，用极限施压的手段令战火重燃。从美方的报道来看，其首先指责中国方面违背承诺，对谈判破裂采取先发制人的“泼污”策略，寻求占据媒体与舆情的道德高地。中国同样作出积极反应。金荣灿先生最新写的中美贸易谈判内幕指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甚至提出进行主权干涉的无理要求。然而，特朗普上台以来，关于中美乃至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已有公论。可有趣的是，最近接触一些学者朋友和外企白领精英，这些堪称社会栋梁的国人，居然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要么认为中国根本没实力同美国叫板，老老实实“当孙子”就好；要么认为中国理亏在先诸如大量的贸易顺差或知识产权窃取等问题。完全是美国人的口吻。有的经济学者自以为懂得学术，拿出美国人所说的公平贸易与自由贸易的学理来，言外之意中国没有守“规矩”。他们重来没有反思那些所谓的规矩是谁定的、对谁最有利。当特朗普政府发现这些美国人定的规则如今对美国“不合算”了，成了随意践踏规则的人，为此放弃了二战以来美国人为显示自己的道德担当所确立的普世性责任，这傻瓜都看得出来，一些学者们却还在崇拜。坦诚的说，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所受损失可能比美国还大，这是中国不想打贸易战的原因。然而，特朗普政府却想借贸易战阻遏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反戈一击。谁胜谁负还很难说。对于中国经济学者和知识精英而言，在这场事关祖国命运的时刻，不得不反思经济话语权的问题。

本人在此前的文章中，早就指出中美贸易战不是简单的贸易差额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益，是更长远深化的战略利益。美国政府无论谁当权，都会掀起这种遏制中国的战略。只不过特朗普做事太猴急了罢了。问题是当我们明知这是中国崛起绕不过的一道坎，学者们为何没有在国际话语权中提前谋划，没有在面对中美贸易战的如此情形下，在媒体上集体发声。有些学者甚至不懂“以地事秦如抱薪救火”的道理，从所谓经济发展需要的角度，认同美国人的诉求和要求。这些学者要么不懂时事，要么被西方那一套理论所洗脑。在这种情形下，有家国情怀、有知识学理的学者们，应奋笔疾书，为中国利益伸张正义的话语权。

中美贸易战引发出一系列世界经济乃至国内经济问题。从世界经济角度而言，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二战后以美国为核心构建的国际经济秩序业已动摇。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认知，那一套秩序规则主要是为美国和西方服务的，因为他们是制定者，最大的受益人是美国；其次要清楚，当利益格局发生变化后，哪怕中国已经参与这些国际准则的制定，美国和西方也不会认同。换言之，正如由“春秋”到“战国”的时代，所谓国际准则将会日渐无效。我们必须清醒联合国、WTO都不过是过时的摆设，国际关系将走向双边化、多边化、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将会处于“合纵连横”的“战国策”阶段。正如特朗普企图玩“联俄抗中”、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只是这老兄一是太心急，一是国内政客不太配合。从这些角度说，学者应提前谋划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策略，并为中国崛起塑造正当性的话语权。

其次，面对这种情势之变，以及世界经济从周期性角度而言开始有下行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思考如何确保中国的发展利益不会受挫。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两头在外”的基础上，资本、技术、市场深度依赖国际化机制，当下经济全球化的语意，对中国而言远胜过产业空心化的美国；而在贸易关系上，中国与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贸易差额和利益矛盾，包括对外投资扩张、经济扩张，引发了其他相关国家的担忧，再加上西方学者的种种鼓噪和拆台，我们没有形成与自身的经济能力、经济发展要求、战略发展定位相匹配的话语权。这些话语权的营造需要打破已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与西方学者的各类学理、方法主张，要重新构建新的话语体系。

然而，这一话语体系既要有中国特色、又不能背弃二战以来西方建构的话语权的基本逻辑，后者作为时代正当性、普世性占据了时代话语中心。我们要巧妙的进行嫁接，要做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要把西方列强话语权转化为自己的旗帜。而这样的功夫只有学者们才有，学者们欠缺的只是不知自己是谁，即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立场；同时不懂现实，还专心在象牙塔里做玩学术、求名利。总之，面对上述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变局，中国学者理应探讨中国角度下的问题解难，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同时，构建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话语体系，如果不能承担这样的使命就不配当合格的学者。

比如中美贸易差额问题，这当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自由竞争造成的。中国具有要素、资源优势，再加上中国人勤劳、聪慧、肯吃苦，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促使西方和美国资本用脚投票。不但美国资本由此获利丰富，而且美国消费者也从廉价的中国制造中获得巨大收益。换言之，中美贸易顺差内在包含着资本、产业、消费在市场规律中的自发运动，隐含着美国资本和消费者从中国劳动力身上赚取的收益。单就美国经济而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资本转移，美国的产业结构中实体经济所占比例已日渐萎缩。换言之，美国即便不从中国进口同类产品，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同类产品，不是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是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特朗普不仅无视这些铁的事实，还想利用关税把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劫掠到自己手中，这不是经济上的无知，就是道德上的无耻。学者理应针对这些问题做深度的剖析，为中国贸易战提供让世界人民信服的强有力的话语权。

从西方经济理论角度而言，美国出于自身贸易利益提出的所谓“公平贸易”理论，实际上是背离了西方经济学家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的原则。“公平”是道德词汇，谁来评判公平才更重要，就连美国的自由主义学者都主张市场经济不应该有道德参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口口声声指责中国政府干预经济、指责中国体制不透明、不开放的美国，如今在特朗普手下，恰恰是政府干预的最突出典型。特朗普用它的关税大棒、政策大棒，不仅对其他国家在市场原则下的行为进行打压，而且也迫使按市场原则行为的资本回到美国，雇佣美国高价格的劳动力，以不经济的形式、资源浪费来完成所谓“美国优先”和“重建美国”，这才是赤裸裸的政府干预。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和解析，不仅可以起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也会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国际贸易领域的话语权。

在经济话语权和经济发展经验领域，经济史研究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点。如果特朗普先生问他的爷爷就会知道，当初英国对美国的态度，与当下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几乎没什么两样，诸如指责美国人是技术小偷之类；而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打压，造成了日本经济至今的一蹶不振；再有，如果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上个世纪西方的金融危机就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大萧条，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把西方从危机拉出泥潭，使整个世界经济走向发展。在当今历史情形下，研究危机经济学变得极其重要。历史上的这些案例，会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多维借鉴。面对这些事实和经验，我们的大学和智库在干什么？我们的学者在做什么？

中国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依然是国内经济问题，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认真梳理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走向未来是刻不容缓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现的是外延式的增长，以外延扩展外延，是膨胀性的爆发、爆发式增长，这种靠需求拉动的增长有拔苗助长的嫌疑，带来诸多问题。譬如在资本、技术和市场上，过度依赖于外部，只要外部经济有风吹草动，中国经济就生病气喘。这种依赖导致的是国内经济问题：高度高速增长生成的是资本虚化膨胀、又过度进入到投机场，房地产就是一例；在经济增长中出现了两极分化、消费不均，导致国内需求乏力，无法支撑产能；外延式扩张触发的产能，对外部资源依赖过重，只要外部条件发生任何变化，都会形成致命影响。比如华为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加工企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华为的病痛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经济之痛：我们以前把全球化当成美好的童话，盲目追随，没有建构经济的内循环机制，使中国经济发展因向前推进的同时，没有形成稳固的“根据地”。外延式拉动导致的产能布局混乱无序，不仅形成了内部同质与竞争，在面临市场萎缩时只有关门一路。中国经济和国内市场，在外延式增长中没有构建稳定的经济内循环关系。再比如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我们受西方经济理念和学说的影响，只知道体制改革，只强调市场化，孰不知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因此就可以简单解决的，放活市场机制是为了防止腐败和不作为、低效率；但国有企业的经营定位不是单一的市场功能，自由市场的无序化、投机盛行，已揭示了市场机制的弊端，所以，国有企业不是一放了之，不是将国有资产转移到私人资本手中就可以活，而是要承担经济大局，平衡利益关系，这些都需要深入探讨。我们的经济学者但凡有些头脑，都不会依然面对西方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方法，照葫芦画瓢，纸上谈兵。

从问题导向的角度而言，当下经济研究及经济话语权的建构可以细分在以下诸多领域：

从社会资本运行的角度来看，由于整个社会的投机心理，国民货币可支配收入的大部分进入投机领域，生了种种不健康经济现象，不利于夯实基本经济面。如何避免股市成为投机场、大资本玩家的收割机，真到真正起到资金配置作用；如何避免过度金融化，让银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供给侧改革来看，在当下的内外条件约束下，在资源和竞争地位不均衡的情形下，产业结构调整如何实现择优汰劣，而不会冲击到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小经济体，避免失业问题；如何让国家的产业政策能精准化、精细化实施，取得最佳绩效等等。

从微观企业主体来看，如何在市场需求、竞争导向的混乱中，形成稳定的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构建供给侧良性循环的秩序，完善产业链，避免恶性竞争、垄断竞争等问题，让优质企业脱颖而出，而非劣币驱逐良币。

从需求端的个人消费者角度而言，如何避免营销导向、价格导向、投机导向导致的非理性消费、市场混乱问题，建立与供给侧相匹配的健康有序的消费关系，形成良性供求对接。

从市场关系的角度而言，如何构建和夯实供求生态，促进经济的内循环机制，由内生性关系建构经济的基本面，以支撑经济的外延增长，增强对外部性条件不确定的抗击弹性等问题。

从市场渠道的角度而言。如何避免链接生产与消费的这一关键环节的垄断化、投机化，顺利实现再生产循环，有力保护生产者与消费者，不使渠道成为经济运行中的“肠梗阻”。在房地产催生的商业地产价格上升与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双重冲击下，城市小商业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如何建构供求多渠道、多层次关系，保持市场的充分活力与小民百姓的民生问题。

从就业角度而言，如何有效转移和消化外部条件变化、产业结构调整、企业转型升级带来的劳动力过剩问题、结构性失业问题，如何改变教育体制、增加教育的实用导向，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变要素资源构成，以匹配供给侧改革、中国制造4.0的需要等问题。

从体制和机制的角度而言，简要而言，其依然处于市场经济语境下的“磨合期”，如何稳定下来，需要对体制和机制机制进行定性。这种定性不是要完全依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来定性。要摆脱西方经济理论在此方面的设定。

从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角度而言，如何改变政策工具的使用方式？利用杠杆机制和竞争机制实现企业、产业的效率化、优质化的政策衔接与导向，这需要政策制定和政策工具使用由“硬”到“巧”的转变，达到其最优绩效；如何变政策的事先支持为事后奖励、增强政策获取的竞争性机制等问题。

以上的国内经济问题可谓不胜枚举，都是不可避免的“成长的烦恼”。解决好国内经济问题，我们便不怕外部的风起云涌、恶风浊浪。要解决上述问题，一是要完善经济思想体系，提供有效的理论解决，形成强有力的话语权；一是要找到接地气的具体方法，落实“怎么办”？在经济理论上，我们必须要认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道理。不要把西方经济理论当成万能良药，要建构自己的市场理论，抢占理论话语权。经济理论的话语权还在于起到统一意志、凝聚人心、形成合力、指导行动、提供方法的各个层面。这是经济学者必须承担的时代责任、历史责任、民族责任。

在理论工具的建构和选择上，中国学者需要借鉴三种经验：中国古代经世济民的思想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西方经济史与经济学理论。要实现中国古老思想的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西方经验的实用化。要有一种勇气和胆量，打破一切理论和经验的约束，形成自己出发于实践、问题导向的创新性理论，这样的话语才会实实在在，才会有真正的力量。（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