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战之后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日美贸易摩擦的演变与日本产业结构升级有很强的相关性。从上世纪50年代的纺织品开始；6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化，贸易摩擦的焦点由纺织品转向合成纤维和钢铁；70-8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业化转向技术集约化，贸易摩擦的焦点转向彩电、汽车、机床和半导体；90年代，日本产业结构由技术集约化转向信息化，贸易摩擦的焦点也转向了金融、通信等领域。
美国的目的：重构全球产业链、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美国实际上是把关税当做打乱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工具，为什么会选择汽车和半导体“开火”？
张茉楠解释称，当前，特朗普政府发动全球贸易战，直击全球两大产业：一是汽车、二是半导体。这两大产品是国际贸易单品金额最高的两类产品，也是跨国公司最为集中、全球价值链发展最充分、国别链条最长的两类产品。
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额17.44万亿美元，汽车占9%，约为1.57万亿美元。2014年全球半导体出口总额1.34万亿美元，占当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7%。正是通过两大产业链，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关税大棒，扰乱并破坏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以及国际贸易的秩序。
尤其半导体产业是全球参与程度最高、产业链条最长、分工最细的一个产业，跨国公司占据着上游的主导地位。就中美双边贸易而言，美国对华半导体常年保持顺差，2017年顺差20亿美元；美国自华进口的半导体主要为美国企业生产的半导体在华组装测试封装后返销美国，主要的增加值（60%）仍来自美国，其余来自欧、日、韩、台；组装测试封装阶段的增加值只有10%。
换言之，美国对自华进口半导体征税，实际上是对美国本土半导体制造企业以及日、韩、台半导体制造企业征税。
如果美国真的是为了解决贸易部平衡，为什么要打自己占据优势、又都是顺差的半导体产业？张茉楠指出，如果说汽车全球价值链主要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和美欧之间，那么半导体全球价值链中中国的分量则是举足轻重。中国是半导体产品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市场规模占全球32%），是美国企业的主要出口和销售市场（出口额59亿美元，实现销售664亿美元），并逐渐开始在全球半导体设计、代工生产和测试封装等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一方面通过汽车产业链与欧日韩之间展开贸易战，另一方面通过芯片、半导体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但是这两大产业都不是美国有劣势的产业，而是有竞争优势但又认为受到威胁的产业。因此通过关税战和贸易战的方式，希望通过一种破坏性的重构，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扩大美国自己的市场份额，强化美国绝对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制造业高端领域，”张茉楠称。
她指出，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多年里，全球就已经出现了经济泡沫化、虚拟化、空心化的苗头，而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路线就是要振兴实体经济，切入点就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通过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吸引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回流美国。
“表面上看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实际上是美国在对全球发动贸易战，背后是要重构全球产业链，服务内部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回归实体；而从国际贸易秩序的角度来讲，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基于多边贸易规则的秩序也要重构，”张茉楠称，“看起来好像美国搞孤立主义，但实际上是在重构新的国际秩序。”
她指出，原来全球是自由贸易，不同国家按照各自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和协作，但重构之后，各国的比较优势完全陷入混乱。而且现在产业链都是跨国的，如果所有的产业分工按照人为去设计，完全由政府主导，就会扰乱秩序，打破全球价值链、产业链，扭曲全球资源配置，扰乱全球资源和技术的流动。
张茉楠认为，从贸易到产业到供应链到技术，贸易战没有赢家。如果架空、甚或抛弃、摧毁WTO(世界贸易组织)，各类碎片化的FTA同样会造成割裂性效应，导致现行国际多边秩序碎片化，影响不会比贸易战小，因为都是对全球价值链扭曲的配置。
“现在各国都希望回到WTO框架之下来解决问题，包括发达经济体关注的补贴问题、市场开放问题、结构性问题、争端解决机制问题等等，都可以在WTO框架下去只要是协商解决，而不是通过这种极端的摧毁性的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破坏，我们就可以朝着共同利益去做大市场和利益蛋糕，”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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