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反复，目前摩擦的力度和复杂性有所增加。从冲突性质来看，双方之间的博弈可以分为三条主线：经贸线、科技线以及地缘政治线，而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可能产生最直接和重要影响的仍是经贸线中的关税战。

现有研究集中在关税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然而，对于中美贸易摩擦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市场上系统性的研究分析还相对比较缺乏。因此本专题将侧重分析关税战对国内产业经营业绩和商业模式的影响。我们将分以下两个角度讨论：一是从短期维度，分析对各行业利润率、增加值及就业的影响，二是从中长期维度，分析可能引发的产业转移情况。

（一）对行业利润率、增加值及就业的影响

销售利润率方面，经测算，受第三批2000亿美元商品税率提升至25%的边际影响较大的行业是家具制造业（-1.4个百分点），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6个百分点），皮革、毛皮和制鞋业（-0.4个百分点）。而在极端情形下，如果全部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被加征25%关税的情况下，受负面影响较大的行业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3.6个百分点），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3.3个百分点），家具制造业（-1.7个百分点）。

行业增加值方面，经测算，受第三批2000 亿美元商品税率提升至25%的边际影响较大的行业是家具制造业（-3.3个百分点），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1个百分点），仪器仪表制造业（-1.0个百分点）。而在极端情形下，如果全部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被加征 25%关税的情况下，受负面影响较大的行业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11.3个百分点），木材加工品和家具（4.1个百分点），其他制造产品（3.0个百分点）。

就业方面，经测算，受第三批 2000 亿美元商品税率提升至25%的边际影响较大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139万人），木材加工品和家具（-24万人），批发和零售（-22万人）。而在极端情形下，如果全部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被加征 25%关税的情况下，受负面影响较大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339万人），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109万人），批发和零售（-72万人）。

(二)   可能引发的产业转移情况

图1：价值链（增加值）角度的产业转移逻辑

资料来源：商务部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数据库，国泰君安证券，中银基金

1.价值链角度，最终品国内增加值较高的行业更容易发生转移

我们对中美双边贸易给各国带来的完全国内增加值进行了汇总，并且区分对美出口中间品贸易带来的增加值和最终消费品出口带来的增加值。其中最终品出口国内增加值占比较高的行业主要包括计算机、电子、光学制造、机械设备制造、电气设备制造以及纺织服装、皮革制品制造和家具制造。中间品出口带来国内增加值比重较高的行业包括化工品制造、金属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造、基础药品和制剂制造。

最终品国内增加值较高的行业有更高的转移可能。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最终品的转移，相对而言仅受美方采购影响，同时美国在关键领域如计算机、电子等行业的“上游”控制权，在加工贸易下将对最终品的生产产生更大的影响。第二，中间品涉及产业的中间投入，行业的转移由于上下游涉及行业与国家复杂，因此对全球价值链分布将带来更多的连锁反应，除美国本土之外的外溢影响也更大，受到全球层面的价值链布局制约。第三，部分中间品贸易涉及国内供给垄断资源，如部分农副产品与矿产品。

我们通过梳理增加值后发现，最终品出口国内增加值占比较高的行业中，加工贸易比重较高，而且劳动密集型行业也相对集中。由于中国近年来人力成本的提升，我们认为国内劳动参与度较高的行业发生产业转移的可能性更大。此外，我们还发现上述最终品出口带来国内增加值较大的行业，出口产品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与国外增加值比例较小，更加印证了该类行业向外转移较其他行业容易受到冲击。

上述行业在近些年已经出现了很多转移案例，例如2015年手表行业西铁城解散广州工厂，移至泰国; 2016年富士康在印度建厂;2017年希捷硬盘制造商撤出苏州工厂，晶苑国际成衣生产逐年向东南亚转移。关税加征后，产业转移的趋势或将更加明显。

2.国内产业短期大面积转移难度大

针对上述易于发生转移的行业，我们综合判断产业短期大面积转移难度较大：对于计算机和设备制造相关行业，我们首先依据加工贸易占比，对相关行业增加值再次划分：计算机与电子行业加工贸易比例为50%，其余设备制造行业比例为20%。基于上述行业的国内完全增加值，我们测算若加工贸易部分全部外流，则大约有500亿美元增加值需要承接。反观2018年部分东盟国家的GDP总值情况，越南2237亿美元左右，泰国5048亿美元左右，马来西亚3543亿美元左右，即使体量最大的印尼也只有1.04万亿美元，仅相当于2018年全国排名第三的山东省体量。因此，一方面如此体量的加工贸易增加值转移，对于越南、泰国等国家短期完成承接存在挑战，另一方面，即便印尼体量似乎足以应对，但由于主要支柱行业仍为农业与油气等资源型行业，制造业与工业基础薄弱对于产业承接仍然存在困难。此外，对于印度而言，由于复杂的劳动法体系带来的用工成本和部分基础设施薄弱带来的运输、电力成本，整体生产成本仍然高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因此，潜在承接国家在短期配合大范围产业转移的难度较高。

对于纺服和家具制造等相关劳动密集型行业，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国内已经在2016年左右出现了一定的流出趋势。未来中美贸易摩擦或将加快流出趋势，但大面积转移仍然受限于增加值体量的因素，纺服与家具最终品出口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已达到6451亿美元体量，远远大于高技术行业加工贸易体量，除体量外，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技术、质量等都会形成制约，因此产业转移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以美国为例，美国在人均GDP达到36000美元时，纺织行业出现拐点，并且产业结构调整持续了十年以上。此外，对于这些传统观念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或将对传统行业格局带来新的影响，美国近些年对于纺织业固定资产投资再度上行，且相当一部分投资源于中、印、墨等其他国家。

最后，对于中间品出口，我们认为除了有限的产业转移影响外，对于化工品制造，机械设备制造，计算机、电子、光学产品制造，电气设备制造由于行业的中间品出口进行中间品再制造的增加值占比较大，因此无论是保持从中国进口还是进行转口贸易都将对全球供应的成本端推升带来影响。

3.产业转移短期核心影响在高技术行业“关键上游”

针对产业转移的观察，我们认为短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影响仍在于高技术行业核心上游的供给。

金融危机后奥巴马与特朗普两届美国政府均在“再工业化”的道路上推进美国经济发展。当前一些传统美国企业如通用电气、福特等，均出现投资回流美国本土的情况，而日本、韩国等企业如丰田、LG、现代也已纷纷增加在美投资。美国以政策性的引导方式，促进高端制造回流，高端制造核心上游供给的减少甚至“中断”，一方面对于国内加工、代工行业将带来致命影响，另一方面，对于长期以来处于价值链跃迁进程中的中国而言，美方无疑想让中国形成一种“低端锁定”格局，在国内人力成本提升阶段，间接消磨中国制造的实力。

产业转移与相伴随的就业压力更多体现为长期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只是产业调整进程中的催化剂，加速推进了产业转移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主要亚洲贸易伙伴如韩国、日本或由于中国进口回落和产业转移间接受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贸易战短期内会对部分出口导向的行业，如计算机、电子、电气设备、纺织服装等，在盈利、就业等方面造成明显的冲击;产业转移将主要集中于出口商品中最终品带来国内增加值较高的行业，包括计算机、电子、光学制造，机电设备以及纺织服装和家具制造，但产业大面积转移短期来看由于技术、体量、成本因素制约，较难发生。

(三)   总结与建议

表1：关税战对各行业的具体影响

资料来源：USITC，中银基金

从日美贸易战的历史进程来看，贸易战没有扭转美国逆差状态，但美日贸易战确实为美国就业和产业保护提供了支持，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同期和后期日本的对外产业转移进程。回顾日本的产业转移进程，其既经历了扩大海外直接投资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包括振兴新兴产业和促进萧条产业优化转型同步的阶段（70 年代-80年代前期），从而带来贸易的繁荣;也经历过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速度过快导致国内相关产业竞争优势削弱、竞争空心化和内需相对不振的阶段（80年代中期-90年代）。

这其中的主要经验教训包括两个：第一，如果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经济结构升级的速度低于东道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母国的贸易模式就会处于动态衰退状态;第二，如果产业转移是在全球价值链布局未完成时的整体产业转移，则其会给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带来国内资源再分配的效应，对国内短期冲击较大。相反，如果产业转移是在全球价值链布局深化后，基于产业内分工的跨国生产网络转移，则其导致产业迁出的同时会对国内经济带来新的促进，例如整车组装行业的迁出，对国内汽车零部件出口带来了拉动，同时分工的深化同时也会带来贸易技术结构的升级。

对于中国而言，这些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和借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引导国内产业进行新一轮转型的宏观背景下，中国一些传统产业由于要素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本来就有向外进行生产力转移的内生性需求。中美的贸易摩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速这种需求，但并非是这种趋势的决定性影响力量。所以在应对未来可能的产业转移影响方面，我们也应该采取更加主动而非被动的策略。一方面继续积极鼓励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全球范围内的要素优势积极配置生产资源，但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国内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升级，防止国内产业的空心化。特别地，要将对外直接投资和基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生产转移布局更紧密地结合起来，积极提升贸易技术结构，以外需的扩张来带动内需，促进国内经济和贸易的持续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