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只读《蟊选》，说说中国农民调查的页码吧？

一个人如果很懒，那还是可以教育的。教育的前提是让他知道：懒，是一件很被人看不起的事情，一个人如果不劳动光想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只要我们不懒，只要我们辛勤劳动，我们是可以过好日子的。

但是，如果懒人头上被套上了光环，那就没有办法教育了。如果各级政府的官员和各种媒体都告诉我们：这批懒人，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正是因为这批懒人发明出来的大包干，才侥幸地没有被饿死。现在，我们要到这批懒人的大包干纪念馆去，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致敬！外带给他们送钱，增加他们的红色旅游业收入。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能怎么办？反正我的态度是：别理这帮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有何奇怪，全国大多数地方不都是这种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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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去认真读读

我找到了：

完整的来看：

　　发生在小岗村的，那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革命，甚至可以说，它的深刻性比一九四九年那次解放也毫不逊色，因为这次解放的对手不是敌人，而是自己!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小岗人因为获得了承包土地上的生产自主权，粮食连年大丰收，这以后至少有五年时间，小岗都是属于比较富裕的生产队。一九八O年新年刚过，万里专程来到小岗，他挨家挨户地看，看到小岗村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有衣服穿，心里特别高兴，说你们终于可以把讨米箩、要饭棍，甩到海里去了!他对当年带头大包干的严俊昌说道：“中国几千万共产党员不敢干的事，你们干了，因为你们头上没有乌纱帽。只要敢想敢干，没有干不成的事。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解放三十年了都没有得到解决，你们却冒着风险自己解决了!”

　　后来，随着国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靠种田打粮过日子的小岗人，就一下变得雄风不再。尽管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都有衣服穿，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改革开放快二十年了，也就一直停留在了“温饱”二字上，盖不起楼房，修不起马路，用不起电话，吃不上自来水，没有一所学校，没有一家企业，甚至，没有一处称得上卫生的厕所，作为引发了中国一场伟大变革的发轫之地，竟也建不起一个起码可以供人参观的展览室。

　　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这个“闪光点”，这么多年却无人刻意为它“打磨”；各地都在大搞“形象工程”，而足可以大大提升安徽形象的这一“小岗工程”，安徽省、地、县三级党委ZF，均无人问津。这事看上去似乎有点儿怪，很是让人不得要领。

　　当然，话说回来，小岗村二十年“江山依旧，旧貌犹存”，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广大农村中，同样有着一定的代表性。且不说西部欠发达地区，就是沿海城市，周边先富起来的也只是有限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农村其实并不比小岗好到哪里去。从这一点上来看，认真解剖一下二十年“江山依旧”的小岗村，对认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肯定会有着“经典”意义。

——“江山依旧，旧貌犹存”，这里的“旧”究竟指的是包产到户前的旧，还是包产到户后“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吃，都有衣服穿，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旧？


以我的直觉来说，小岗村包产到户后不仅仅是有粮食吃有衣服穿，还应该有把夯土墙茅草房换成了砖瓦房，但是没能换成楼房，而出行由以前的靠11号，取而代之的是自行车。

因此，可以说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变化不仅仅是温饱，而是衣食住行的全方位的。

只是后来随着改革重心转向城市，粮食价格停滞不前，而种地成本越来越高，再像以前那样依靠土地产出来改善生活，已经不是这片土地能够承载的。

归根结底一句话，所谓的“江山依旧，旧貌犹存”指的是是经过包产到户后衣食住行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的“旧”。


而不是依包产到户前的“旧”。


我不止一次说过，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就是为了吃饱饭，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但是包产到户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不要指望它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任何借今天的问题来指责当年的包产到户，其实都是别有用心的。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事实就在那里！

呵呵  你开心就好

只问一句话：小岗村的村民现在还种粮食吗？
如果不种粮食，他们靠什么为生？据说是要搞高科技。
什么是高科技？哪个领域的高科技？他们里面有博士、硕士、本科生吗？
还据说他们要搞新型股份制。
我看人大这么多经济学教授都把脸藏到裤裆里去算了，人家小岗村的村民随随便便就能发明出一个“新型股份制”出来，你们这些当教授的这么多年发明了什么？

你知道当年苏南的农民是怎样办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前身）的吗？有机会我可以聊聊这方面的事情（我父亲当年就曾经帮助过江阴地区的一个生产大队搞社队企业，当过他们的技术指导——星期日工程师）。

谢谢，很乐意倾听您的说法。

"大包干“能算无形资产吗？

这个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国农村的改革成功了，但又从成功走向了失败，后来”三农“问题的出现，正是改革失败的最好说明。

我前面说过，不要指望一个药方能够治百病，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目标就是吃饱饭，因此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并没有失败。把包产到户看做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是你的想法，但不是小岗村的。比如青霉素作为最早出现的抗生素，如今治疗许多疾病可能都是无效的，但能否说青霉素的诞生是失败的？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村逐步走向式微是个不可逆的趋势，三农问题的出现，根源在ZF急功近利，不愿为人口向城市转移付出，相反，城市化成为它们攫取社会财富的捷径。比如以极低廉的价格强征农民的土地然后高价拍卖，逐步抬高房地产价格，最好能够榨干农民手中的每一分铜板。。

从农民手里剥夺了近70万亿

彭真怀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的讲座中指出：

由于长期的政策误导，有两件事是过度的：一是工业化，二是城市化。特别是过度的城市化，把农民排除在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之外。1949到1979年从农民手里拿了多少钱？据悉，通过农业税、工业产品剪刀差、银行储蓄从农民手里拿了30多万亿。1979年以后的30多年，通过将农民的土地征为地方ZF所有，靠卖地，从农民手里剥夺了多少钱？39万个亿！也就是说在共和国60多年的历史当中，从农民手里拿了将近70万亿来支撑国家的大厦建设。

毫无权利可言的农民如何能不成为掠夺的对象？如何能不成为问题？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大约1972年前后，有点记不清了）。江苏省江阴县的某个生产大队的几个农民找到我家，是通过亲戚、朋友辗转介绍过来的。当时我父亲是上海一家大型的机械厂的老工人，徒子徒孙满厂区，在厂领导面前很是说得上话。这几个农民的来意是：当时国家号召农民大办社队企业，这个大队的领导也想办工厂，但这些农民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当时这些东西都是需要计划供应的）；他们唯一可做是就是发动所有社员找关系、找门路。
当时我父亲所在的厂子有一条下马的生产线，是生产面包车座椅的，这种面包车座椅有机械装置，可升降、椅背可放倒睡觉，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但由于该厂奉上级命令转产，这条生产线下马了，闲置不用了。经我父亲牵线，这些农民与该厂的厂领导见了面，进行了会谈。当时，该厂的上级领导（上海市工业局）也刚好接到了上级精神，要大力支援农村集体经济，大办农村社队企业。于是，该厂领导就给市工业局打了报告，不久，得到市工业局的批复，同意将这条已下马闲置的面包车座椅生产线无偿调拨给江苏省江阴县的这个大队，纳入上海市支农项目的计划之一。
这条生产线划归江阴的这个大队以后，机器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人（前不久还都是一帮农民）技术的传授、培训，都是请我父亲所在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帮忙完成的，我父亲当时自然也在被聘请之列。每周星期六下午，我父亲所在厂下班以前，江阴的这个大队接人的大巴车就停在了厂大门前，接上这些刚下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以后，直接就开往了江阴，在那里吃的晚饭，由那边的人安排住宿。星期天，为那个工厂工作一天，到星期天晚上再送回来。那个时候，上海有很多星期天到江苏、浙江省地为社队企业干活的人，被人统称为“星期日工程师”。
那时候刚刚经历了文革运动，这些到社队企业帮助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都是不拿一分钱工资的，给他们钱也不要（怕运动来了说不清），但有一样，要吃得好。当时江阴地方的农民已经比较富裕，该生产大队有两口大鱼塘，还有养鸡埸、养鸭埸等，他们大队生产的鱼、鸡、鸭、猪肉等，都一律不对外销售，也不分给社员，专门是用来招待这批“星期日工程师”，以及与合作厂拉关系的。这些“星期日工程师”去了以后，每顿都是鸡鸭鱼肉外加好酒。后来该大队又提出，“星期日工程师”们的家属也可以跟过去吃，老婆孩子父母都可以跟过去大吃大喝，然后星期天晚上再由他们负责送回来。
每到逢年过节，江阴的这个大队就会用卡车拉着大量的“平价米”、“平价鸡蛋”、“平价肉”、“平价油”等，送到上海的“合作厂”，供“合作厂”的工会分给厂里的职工。这些东西只按很低的价格收钱，不收票证，质量远比上海市面上卖的东西要好。
还有一个背地里的交易。当年我父亲所在工厂的厂领导，基本上家家都有孩子当了上山下乡的知青。自从成了江阴这个大队的“合作厂”以后，这些厂领导的孩子一个个地都把户口从原来上山下乡的地方转入了江阴的这个大队（当时，农村转农村比较容易，只要迁入地公社、大队的领导同意就行），这些孩子把户口迁入了江阴这个大队以后，一律被优先安排到社队企业工作，以后，只要该大队来了参军、上大学、招工指标，都优先考虑这几个孩子。

当年，江苏、浙江省很多地方的农村社队企业，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后来改革开放以后，这些社队企业一律改称为乡镇企业。据统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产值已经占到了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一个相当大的比重（华西村也在江阴地区，华西村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靠社队企业起家的）。后来，那些屁哄哄的歪嘴子经济学家，却把乡镇企业的崛起，说成了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一大功劳。

只要略有点商业知识的人都知道，大包干不能成为无形资产，同样，大包干也不能成为旅游资源。小岗村的村民这样搞（而且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和媒体的宣传），都彰显出这些人的无知、可笑和可怜。

搞旅游、搞科技、招商引资、办企业，放那个国家、那个省份、那个村，都正确啊！

摘自有关华西村的文章：

70年代拼，拼命大干社会主义——特别是“以粮为纲”，粮食固然重要，但有了“纲”就不一样了，好像只有抓粮食是最革命的，搞农副产品是不太革命的，搞乡镇企业好像是反革命。
1969年吴仁宝私下里抽调20个人，与1969年在村里办起了小五金厂，这时全国正在“个资本主义尾巴”，吴仁宝仍偷偷冒险办好小五金厂。
1970年代末期，《人民日报》在头天刊发“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次日的中央内参上就有“华西村是个假典型”的文章标题。

问题是逮不到老鼠。这里讲的老鼠是指什么？是指人们口袋里的钱。
要把大包干纪念馆作为红色旅游的资源，先要问问那些口袋里有闲钱的人，是不是会心甘情愿地掏钱到小岗村去听十八条好汉按血手印的故事；要把大包干作无形资产，也要问问那些有钱的老板们是不是愿意掏钱去跟这家以“大包干”作资产的企业去做生意。

这些大多是别有用心的人给那个时代抹黑。
那个时代确实提过“以粮为纲”，但这四个字的后面还有“全面发展”这四个字。某些人抹黑说那个时代连饭都吃不饱，现在却出来攻击那个时代的“以粮为纲”政策，攻击说那个时代“只有抓粮食是最革命的”，是否自相矛盾？抓粮食让你吃饱饭有什么不好？
造谣说那个时代谁搞乡镇企业“好像”是反革命，请你举个例子出来哪个地方那个生产大队抓出了这样的“反革命”？可以到江苏、浙江两省的各地农村去访一访，这两个省农村的社队企业都是什么时代开始办的？我是学会计的，那个时代甚至国家出台了“社队企业会计制度”。
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就提倡农民办工业。当时提出人民公社要“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当时办起来的工厂，由于基础不好，后来大多解散了。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其中有一段：“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传达后，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方的农村纷纷掀起了办集体工厂的热潮。城市的相关经济部门（工业、商业等部门）也都接到了大力支持农民办社队集体企业的指示精神。

当时是计划经济，华西村办小五金工厂，如果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是根本办不起来的，更别提什么“偷偷摸摸”地办厂。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华西村的小五金厂连一斤钢材都买不到的；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华西村生产出来的小五金商品，连一件都卖不出去。1969年的时候，全国所有的企业都是公有制企业，没有任何私营企业，所有国营钢铁厂的钢材都要通过计划渠道供应，所有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都要通过国营的或集体的商业渠道卖出去的。华西村总不能把自己生产的小五金商品拿到集市上摆摊设点卖吧？当时的政策允许吗？
在那个时代，如果说，小岗村“偷偷摸摸”地搞大包干，这倒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说，华西村用“偷偷摸摸”的方式办小五金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里还跑出来一个“中央内参”，姑且不论这个“中央内参”是真是假。只看这个“中央内参”的标题：“华西村是个假典型”，就可以看到，吴仁宝1969年在华西村办了小五金厂，1970年就已经被树为了典型，如果华西村当时没有被有关方面树为典型，又何来“假典型”一说？

外行话！什么也不懂！

搞旅游，得有旅游资源；
搞科技，得有科技人才和科技项目，还得要有大笔的科技研发资金；
招商引资，得有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地域环境、交通环境、市埸环境、政策环境，等等；
办企业，得解决项目、资金、原材料、交通运输、人才，等等方面的问题。

什么也不懂，什么条件也不具备，开口就说要搞这个、要搞那个，拿气吹呢？如果我说搞量子通迅挺赚钱的，是不是这帮农民明天就说要搞量子通讯了？

自以为是。

华西村办小五金一定要获得国家的钢材？农村那些农具都是获得国家钢材才生产出来的吗？

华西村不光是七十年代是典型，六十年代甚至可能更早就是典型，典型就不要发财致富？当然很多典型是亦步亦趋跟风跑的，但是不代表就没有另类，都和别人一样的想法，还有后来的华西村吗？

是的，那时候，农村的所有农具所用的钢材都是国营钢铁厂生产的。那个时候没有私营的钢铁厂。那个时候的县农具厂每年需要凭政府计划拨给的钢材指标，到县物资局去购买钢材和其他原材料。各公社办的农具修理厂，也是要凭钢材指标买钢材的。

是的，华西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江阴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但是，1970年时被人民日报报道时的那个典型，却是大办社队企业的典型。当时人民日报报道华西村时的标题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像你所说的，谁搞乡镇企业（那时候叫社队企业，因为当时已经没有“乡”这个行政机构了）谁就是反革命。如前所引，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都要求农民“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谁敢说办社队企业是反革命？

办一个小五金厂不是那末简单的事。不仅钢材和其他原材料需要计划供应，还需要电力部门的电力供应，要想开动机器可不是那末容易的。普通农村的照明电线所供的电力是无法推动机器的，要想开机器，必须要安装相关的变电设备，而安装相关的变电设备，就必须经过供电部门的批准。一个年产值24万元的工厂所需的电力，远远超过一个村的村民家庭照明所需的全部电力，供电部门不可能不知道。再说了，生产出来的小五金产品都需要表面处理，即需要“电镀”，“电镀”所需要的材料大多是剧毒品，都是国家严格控制供应的（现在也是这样），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批文，买得到吗？总之，在那个时候，没有政府的同意，想要以“偷偷”的方式办工厂是绝对不可能的。

呵呵，谁愿意去谁去，反正我是不会去的。我宁愿花钱去玩安徽的黄山。

你又在显摆你的无知！
农村就没有废铁吗？见过农村游走各地架起小高炉铸犁的场景吗？他们用的是国家的钢铁指标吗？
所有的小五金都必须电镀吗？而且““电镀”所需要的材料大多是剧毒品”这话暴露了你自己的无知！
农村只有普通照明线路吗？麦子磨粉水稻脱壳靠的是什么？
柴油机发电行不行啊？
对于一个树立多年的典型，你以为办这些事和一般普通的社队会是一样的吗？
是不是申报时一定明说这是办小五金厂用的？
是你自己太聪明？还是他们太蠢？

你把这些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爱好，实在是太狭隘了，不知道公费旅游也是一大中国特色吗？你以为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参观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那些人花的都是自己的银子？有吃有喝有玩还可以在表现一下自己一心跟D走的政治正确，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