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提前布局，破解中国经济隐忧
2010年2月13日   07：新财经周刊·学界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 唐 烨

       进入2010年，中国经济开始全面回升，但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还不是非常强劲，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成本和潜在风险犹存，中国的经济复苏基础并不是十分坚实。而2008年以来实施的我国政府经济刺激政策对于短期内扩大内需、确保增长的效果显著，但是也让一些本来就已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为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将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回升中的隐忧归结为“四多、三少、一强”。“一是投资的贡献多，消费的贡献少；二是政府的投资多，民间的投资少；三是刺激型消费多，内生型消费少；四是货币供应量多，通胀预期增强。”

    如何破解这些经济中的隐忧，田国强一一作出回答。

如何提高消费贡献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只有4％，投资的贡献率达到7.3％，净出口的贡献率为-3.6％。而2007年消费、投资、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 4％、4％、2％、2008年为4.6％、4.5％、0.9％，相比之下，目前投资和消费增长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净出口的负贡献基本是靠高投资来弥补。

    “可以看出，投资对GDP的贡献多，消费的贡献少。因此，切实降低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率，提高消费的贡献率，调整增长动力结构，依然是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田国强认为。

    今年促内需要加强哪些方面？“消费高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收入高增长的持续性来保证，这需要在收入分配体制上着手改革和完善。”田国强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在总体稳步增长的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却在拉大。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已经超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如果不加以重视，收入分配的经济问题随时可能向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转变。

    在当前财政税收和国民教育体制与社会公平起点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市场经济体制也还不是十分完善的时候，中国需要确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从第一次分配调整看，由于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渠道和激励机制，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完善市场体系来改善初次分配格局，从而还是应该更加注重效率原则，同时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第二次分配调整看，其要义在于弥补市场失灵，从而应该更加注重公平原则，增加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国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第三次分配调整看，慈善事业不仅可以缩小贫富差距，而且可以净化社会生态。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再分配的总量大概占GDP的8％左右，而我国目前只占0.05％。加速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如何增加民间投资比例

    2009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5057万亿元，同比增长33.4％，加快6.4％。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8.8％，而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29.5％，差距十分明显。

    “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投资和信贷投放大部分流向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田国强认为，政府投资作为一种反危机措施，短期内对于拉动经济增长虽然成效显著，但往往缺乏持续性且效率也无法得到保证。如果对政府投资规模不加控制，不仅难以改变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且又会进一步强化约束民间投资的体制性因素。一旦形成逆市场化的过度“国进民退”，必然会扭曲要素市场价格，影响市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从而会在深层次上影响经济走势。“目前政府投资效率已经进入一个较强的递减区间，亟待激发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跟进。”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严格约束那些大型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在资金 （包括政府项目投资和信贷资金支持）高涨的状态下进一步进入一般竞争性领域，以防导致部分行业的重复性建设和产能过剩，挤压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造成过度的“国进民退”；第二，要真正降低中小企业居大多数的民营资本的进入门槛，扩大行业开放领域，允许民资进入铁路、航空、电力、石油、电信等垄断行业，一来让民资接过投资的接力棒，二来为解决就业问题提供更为广阔的出路；第三，要确切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尤其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是进一步调整信贷投放结构，确保对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贷款总额增速；二是进一步完善创业板市场建设，推动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如何扩大内生型消费

    尽管目前消费增速出现了较快速度的提升，但是它与消费者信心指数之间也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背离。从数据上看，消费者信心指数依然低于90，远未回归到正常水平。

    “这是由于我国居民的自发自愿消费意愿还不是十分强烈，存在着大量的补贴性消费和半强制消费。刺激型消费多，内生型消费少。”

    田国强指出，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通过一次性转移支付或财政补贴来扩大居民的 “半强制性消费”，起到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是这种补贴性消费行为一旦长期化，将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并且会为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筑高藩篱。因此，短期内政府应该在进一步延续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提高特殊人群补贴、降低部分产品消费税等刺激政策的同时，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5到10年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以稳定居民收支预期，提高自发消费信心，扩大自主消费需求。

    “政府政策应对上体现前瞻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及时根据经济复苏进程作出适当政策调整，实现一种温和稳健的综合治理，而不能再像2008年下半年那样等到出现严重棘手局面再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政策大转弯。否则，很可能会让中国经济短期再度陷入大起大落的经济怪圈，长期则会增加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改革成本。”

如何抑制通货膨胀

    截至2009年11月末，中国新增贷款高达9.21万亿元，同比多增5.06万亿元，不仅远远高于2008年全年4.9万亿元的新增贷款，而且也大大超过了政府年初设定的2009年5万亿元新增贷款的全年目标。同期，广义货币供应量（M2）达到59.46万亿元，同比增长29.74％，再创1999年以来的新高。狭义货币供应量（M1）为21.25万亿元，同比增长34.63％，创下1996年以来的新高。

    “从中国经济的历史经验看，凡是货币供应量出现超过20％以上的增长，未来12个月到18个月出现较高通货膨胀率的几率比较大。尽管目前从数据上来看，实际通货膨胀还不是十分明显，但是2009年7月以来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环比总体上是上升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环比更是出现了连续8个月的上涨，总体呈现回暖态势。去年11月份的CPI更是在连续9个月负增长后转正，同比上涨0.6％，环比上涨0.3％。这说明物价‘拐点’已过，上行周期已启，再加上未来国际热钱流入、国际原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输入型通胀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正在急速加大。”田国强说。

    田国强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稳定股市和楼市，不能大起大落；二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不是说政策就一成不变，而应该是一种动态的连续、稳定。

    “首先，稳定股市和楼市，对于恢复信心、刺激消费、促进投资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需要保持稳定。”田国强指出，应尽可能发挥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既要防备大起，也要防备大落。防备大起，就要严查银行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与楼市的现象，加强对投机资本流入的管理。同时，要通过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抑制投机性购房行为、加大土地有效供应、打击囤地涨价行为等措施来平抑居高不下的房价。防备大落，则应尽量避免采取行政手段挤压股市和房市泡沫。而应采取市场化的手段使得 “两市”泡沫由虚变实。

    第二，强调政策的动态的连续、稳定。在2010年的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方面：首先，M2和M1在当前的水平下已经过高，不采取措施的话，M2-GDP增速缺口将持续拉大，进一步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因此，降低通胀的关键是逐步压缩当前过多的货币供应量。其次，对于信贷投放需要坚持风险控制原则，在总量控制、结构调整、速度变化、节奏把握等方面统筹考虑，特别是总量方面要逐步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