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有大法无定法

早在700多年前，元代文人郝经就指出：“文有大法，无定法。”（《陵川文集·答友人论文法书》）这一观点充分体现了写作中的辩证思维，实属难能可贵。
所谓“大法”，就是大体的、基本的、主要的法度。所谓“定法”，就是固定不变的法度。我觉得，对郝经的观点，至少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文法有一定之规，但绝非一成不变。元代文学家揭奚斯在《诗法正宗》中说：“学问有渊源，文章有法度。”文章的法度从哪里来？只能从写作实践中来，它继承并综合了无数前人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方法、总结出来的经验、抽象出来的规律、概括出来的规矩。正因为有这些法度传承下来，我们可以学习、借鉴、运用，这比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要少费不少力气、少走很多弯路。
但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时代在变，人在变，文章的内容、形式和要求在变，文法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没有哪一套文法可以包揽所有文章，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人还发现，“文之法，有不变者，有至变者。”（清·邵长蘅《与魏叔子论文书》）文法中有始终不能违背的基本规律，更多的是不断丰富、完善和创造的鲜活经验。如果文变而法不变，文法就成了僵死的公式。精神产品是不能标准化生产的，如果机械地套用一种模式，以不变应万变，写出来的文章千篇一律，总是老面孔，都像标准件，就没有创造力，也没有吸引力。
第二，所有文章有相同相通之法，不同文体文种又各有其法。写作原理和规律既是大法，也是通法。说它“大”，指的是覆盖范围之大，所有的具体方法和技巧都是从原理和规律中化生出来的，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言其“通”，指的是通用范围之广。比如：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以至诗歌、散文、小说等，在章法和笔法上各有不同，但都要求立意新颖、布局巧妙、取材合理、措辞精准，这些总标准、大方向是基本一致的，体现了文章质的规定性。又如：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的句式和语气会有区别，但都要符合公文的基本规范。再如：公报、公告、通告、通知、通报都是下行文，且都属于告知类文书，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使用权限、适用情形和具体写法上各有不同。所以，我们在学习运用文法时，既要善于异中求同，从不同文体文种中抓住普遍规律，又要善于同中求异，在同类文章中发现和掌握特殊技巧。
第三，学用文法应“入于法”而又“出于法”。说得通俗点，就是要进得去又出得来。写文章是处于有法与无法之间的，没有法不行，总是按照固定的方法也不行。对文法的学习运用，要经历“学法—用法—变法—忘法”这样一个过程，前两步是“入于法”，后两步是“出于法”。“不入于法，则散乱无纪；不出于法，则拘迂而无以尽文章之变。”（清·魏际瑞《伯子论文》）初学写作者，应当尽量使所写的文章合乎法度。写得熟练了，就不需要再处处就法，而是让法来就我，直至“纵笔所如，无非法者”（清·吕潢《初月楼古文绪论》）。前者是依法作文，法立而文成；后者是因文生法，文成而法立。需要注意的是，前人留下的文法本是帮助后人“渡河”的筏子，如果过了河、上了岸之后，仍然背着筏子不放，它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让人放不开手脚。
文法是智慧的结晶，文法的运用之妙更是需要大智慧。古语说：“大匠能与人规矩而不能使之巧。”清代学者章若诚也说：“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文史通义·文理》）再高明的能工巧匠，只能教给人规矩法度，却不能教会人如何去巧妙运用。而掌握规矩法度仅仅是及格线，要想真正“巧”起来，还得靠自己潜心钻研、悉心琢磨、用心营造。只有勤勉摸索、不懈实践，才能以熟生巧。
总之，文有大法，所以有章可循、有法可效；文无定法，所以不能墨守陈规、拘泥成法。写作的最高法则是“变法”，写手的最高境界是“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