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问我此生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指的是职业生涯，我一定要说：是对花冈惨案的采访。
    采访花冈惨案的过程，是我人生中最冰冷和难忘的经历。采访的情景，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当那些老人，用冷静地语调，和我谈起被抓到日本当劳工，遭受折磨和摧残的经历，我看到他们眼睛里深藏多年的苦难，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倔强地涌出来。四周静悄悄的，但那种苦难涌动的声音仿佛响彻天际，撼人肺腑，哪怕最冷血的人，也会忍不住涌出泪水。
    我曾跑到洗手间哭泣，让泪水流出来。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曾经遭受的苦难，是那样的沉重。

    我的采访做得很细致，每一句话都是亲耳听到的，听不确切的再追问。此前，中国媒体对花冈惨案的采访，很多都是编辑出来的，不严谨，而日本法律有规定，互相冲突的报道是不能拿到法庭的（甚至可能导致一些证据失效）。中国媒体不严谨的报道帮了很多倒忙，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敬业，在任何行业都是极其重要的。
    不仅被掳劳工事件，连幸存的中国劳工，都一直被埋没着。
    1946年6月，日本外务省根据35家日本企业的135个事业所(工地)提交的“事业场报告”和外务省自己的“现地调查报告书”，写了“华人劳务者就劳事情调查报告书”，这份报告详细记载了38935名中国劳工的姓名、年龄、出生地、是否活着、死亡原因和强掳的过程等情况。战败后，日本政府为了逃避罪责，销毁了这份报告书，并一直否认这份报告书的存在。
    但日本教授田中宏等人，根据日本和美国的相关资料，重新整理了一份长达4万多人的中国被掳劳工名单。4万多名被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的姓名、居住地等信息，厚厚的摆放着，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已经被虐杀，只有极少数幸存下来。但无论死去还是活者，他们不再是生硬的历史，而是鲜活的，是中国人的血泪！而做好这一切的，都是日本人。我见到几位中年人，他们哭泣着说：“从小只知道自己父亲死了，但不知道是被抓到日本，惨死在了那里！”
    我看到旁边的日本人冷漠地坐着，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悲伤，尽管他们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
    事实上，在中国，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此事。直到日本人来到中国，日本大学教授田中宏等人，根据他们整理出来的劳工名单地址，到中国寻找幸存劳工。
    这就是真实的日本人！他们做事细致入微，以最大努力还原历史，作为教训留给自己的民族。他们要让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复活，成为实实在在的历史证据！
但是，当时，为了顾及中日友好，中国阻止他们那样做。幸存的劳工，像被驱赶的狗一样，偷偷地屈辱地重新聚在一起，抱头痛哭，放佛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
    日本当年在把南京大屠杀从教科书中抹去后，却加上了花冈惨案的内容，为什么？因为，南京大屠杀死了多少人，我们始终是一个大约数，没有像以色列那样，去统计、去核实，去复原历史，而只是一遍遍地用愤怒的情绪表达苍白无力的抗议！这种抗议的影响力越来越微弱，因为，新一代日本年轻人根本不认账！就中国自身而言，至今没有重量级官员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去祭奠。而被抓到日本的劳工，而花冈惨案的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都是有名有姓的。日本人相信的是事实。中国人最爱说铁证如山，而实际上是最不重视证据的——在南京，为了搞房地产，顶着全国人民的抨击，把一所保存完整的慰安所遗址拆掉。所以，日本人到花冈惨案纪念墓地跪地谢罪，而顽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谎言，如果我们也像田中宏等人那样，认真核实名录，日本人敢不正视历史吗？不正视历史的，不仅仅是日本人啊！
    这就是日本，一个狼性的民族。
    花冈惨案，最让人愤怒的是，当那些老人要去日本法庭起诉，讨公道的时候，据称是外事办的一位官员，站在老人们面前训话，要求老人们吃饭不要大声，要注意中日友好……说一些注意事项没有什么不妥，当过分地一遍遍地强调，且是带着谄媚、讨好日本人的态度去讲，就让那些老人很茫然——他们分不清，到底是起诉日本重要，还是保持中日友好更重要。那天，我在下面手都在发抖，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的记者身份。我终于忍无可忍，我问旁边的人：“这个王八蛋是哪儿来的？”声音很大。那人收敛了一点，但是，对老人们的再三嘱咐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有一位老人在日本面对日本的年轻人讲述过去遭受的屈辱和苦难时，竟然面带微笑！因为，他要根据那位官员的要求顾及自身形象，尤其要顾及中日友好的大局！这一幕被日本媒体刊登出来，引起一片哗然。甚至有日本人质疑：这些老人讲的是实话吗？当年他们真的遭受了那样非人的虐到吗？不然怎么会笑呢？日本人对我谈及此事后，我很久没能从情绪中走出来……
    我们不仅在冷酷地打掉我们的狼性，还在弱化我们的苦难和痛苦，以讨好给我们制造苦难的人，招致更多的蔑视。日本人对占领它的美军至今感激，因为，它承认是被美国人打败，而不承认败在中国手里。败在中国这种劣等民族手里是他们的耻辱！这是我采访过程中，渐渐知道的源自日本人的真实答案。
    这就是羊族的特点。
    狼性民族是进攻性的。
    当年被抓到日本的幸存劳工，被美军解救后，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中做证，因此结识了日本姑娘，有几位回国时是带着日本媳妇一起回来的。其中，有一位日本女人住在河南南阳，已经死去。我见到了她的儿子。那个日本女人在文革的时候被当成日本奸细受到冲击，她逃掉，装成哑巴四处流浪、乞讨，把孩子拉扯到，她这位来自狼性民族的女人，以自己的坚韧，在最艰难困苦的岁月，拉扯大了孩子，维持住了这个家庭。改革开放后，她帮助引进日本亲戚，到当地投资，被任命为当地县政协委员。我想去采访她的时候，她已经去世。她的儿子到日本认亲，遭到冷遇。
    还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
    花冈惨案后来和解，日本公司拿出了一点钱作为和解，每个幸存劳工获得大约获得相当于3万多元人民币的补偿。我在采访田中宏教授的时候，问他：“我记得日本人向韩国的受害者赔偿了27万美金，美国、加拿大战时把日本侨民关进集中营，没有太多的死伤，每人也赔偿了2万美元，而花冈受害者死亡近半，伤病涉及每个人，他们每个人得到的赔偿只有3万多元人民币，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这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生命的蔑视？”
    这个问题让田中宏很为难，虽然，我知道他对中国人是友好的，因为，他深深了解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但是，作为一位记者，我必须这样去问他，因为，我在质问他所代表的狼性民族。那篇采访，后来被田中宏带到了日本。
    可悲的是，花冈惨案的那点补偿，仍然惹出了很多不快。有一位花冈惨案的幸存者，他的子女为了争夺这3万多元血泪钱，闹到当地法院，几个儿女为了打官司就花掉近3万多元，还没有一个结果。那位老人见到我时，非常难过地说起此事，唉声叹气，我想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到现在都没有能想出来……

（三）

    我们生活在狼民族围攻的时代。确切地说，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中。在羊民族中，一些权势羊成为狼，靠着羊的软弱，进行奴役和掠夺，但是，当他们面对真正意义上的狼时，他们依然是羊。
    在《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我指出冰岛事件只是一个小白鼠，匈牙利只是一次试探，而欧元才是真正要攻击的目标，而欧元之后，对中国的总攻还会远吗？抛开政治等因素，从技术上讲，索罗斯是我唯一佩服的金融大鳄，他采取的攻击点、攻击时间、攻击战术和策略，都恰到好处。去年11月在福州演讲时，我认为美元正步入筑底阶段，就是估算这位隐藏着的大鳄，该带领狼群对欧元国出招了，因为，绝佳的攻击点和时机都已形成，他不可能放弃，高盛等也不可能放弃。
    然而，面对这样的强手，中国仍在羊族的侥幸心态中寻找安逸。
    当欧元国风声鹤唳时，中国还在GDP快速上涨的美好幻觉中意淫强国梦。没有一个强国，是建立在民穷基础上的，这是我已经在书中强调的最核心的观点。如果一个民族，必须依靠挤压民生才能维持数字增长，是非常危险的。高房价等积累起来的诸多风险，正在制造出比欧元国更大的软肋。
    唉，当《中国怎么办——当次贷危机改变世界》一书中的预言次第变成现实，我也只能期待有人能够力挽狂澜了！国事有大人物们操心，我等草民，安心做自己力所能及之事，不空惹烦恼，如此而已。否则，自己也会被重力压垮。
    死生由命，国运在天。愿上天垂怜！
    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春节回家整理材料，看到采访花冈惨案时的很多照片，包括当年对日本外相田中真纪子的专访照片，一直想写点什么。因为，很多场景，经常会浮现出来。如此，不成文。
    春节的前一天，我的二奶奶去世，当时，我在她的病床边，看着她很艰难地挣扎……连挣扎的力气也没有，然后，母亲说脉搏已经不跳了。然后，姑姑失声痛哭。那一刻，我感受到生命的艰难、脆弱和短暂……节后回到上海，收到被资助孩子们的信和祝福。我更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能够和应该做的。作为一个深深爱着这个民族的草民，作为一个深切感知到这个民族苦痛的公民，无论何时，永远为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祈祷和祝福！


         草于2010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