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数字化书刊在国外普及率较高，也是全球的发展趋势，目前国内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2、北京已有法学教授起诉中国国家图书馆侵权成功（中国国家图书馆注册会员要求会员费，带有赢利性质）。

3、使用知识产权有赢利性和非赢利性的区分。对于赢利性质的，要向原作者支付费用，这在学界是没有异议的；对于非赢利性质的，中国参加的国际知识产权方面的公约、条约等和我国著作法也作出了有关的免责规定。

4、我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不能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目前美国也发现，上位的知识产权保护已影响了下位的知识创新。我觉得，对于我国的科研机构和个人的自我研究、学校的学术传播教育应更加适当放开。

5、随着高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加快，技术的淘汰和更新速度加快，我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还应当适当缩短。

6、在中国参加的为所有WTO成员接受的WTO《知识产权协议》的序言中明确规定：“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也就明确了我国的知识产权也应当为私权性质。我认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应尽量通过私法来保护，而要尽可能地排除公法的渗透。

7、我认为，进一步增加或优化正版软件的性能价格比，才能更好地解决盗版问题。

WTO《知识产权协议》的序言中明确规定：“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也就明确了我国的知识产权也应当为私权性质。

WTO规则不是终极理论依据。中国加入WTO的一个目的就是参与规则的制定，即WTO规则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改变的速度也不慢。WTO规则只是目前谈判的结果，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看法，甚至是一种利益的折中。以次作为理论探讨的依据，是很危险的。

关于知识产权私权性质问题，尽管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但技术和知识某种形式的公权性质，对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协调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此外，关于知识产权的整体问题，我们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关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理论上我们还难以说有充分的依据。以专利为例子，我曾做了简单的文献回顾：

在关于专利整体的经济学分析中，张五常（2000）曾就基于不同的视角，如专利的创新激励、专利的交易成本、专利竞赛导致的资源浪费、专利造成对“稀缺性”的垄断等，对专利所做的经济学分析做了介绍：边沁、萨伊、穆勒、克拉克认为，“专利是鼓励发明所绝对必需的”。陶西格、庇古认为“专利制度基本上是多余的”。在现代专利思想中，普兰特及其追随者认为“专利制度实际上是有害的”。“阿罗部分地用霍特林和萨缪尔森的著作证明，尽管思想产权明显有用，但还是比政府直接投资于发明活动要差”。

针对专利经济学分析的纷争，马克卢普（1958）干脆指出：“如果只了解系统的个别特征，而对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尚不了解，那最好在‘政策结论’上 ‘糊弄过去完事’（muddle through it）。如果以前有，那就让它存在；如果以前没有，那就让它没有好了。”Paul David（1993）一方面认为现行专利制度没有一个统一的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质疑了现行专利的制度安排。他认为，制度是历史上各种利益集团角逐的产物和遗留，现行的制度安排不能顺循原来的路径，通过抽象和简化来概括关于立法的核心问题。而且，与创立专利制度时期的情况相比，现在的科技和经济情况已有很大变化。原来的专利安排主要解决技术诀窍“公开”（disclosure）的问题，现在的专利还应考虑以前没有或不明显的顺序创新、网络效应等系列问题。

在关于专利研发成本和收益均衡的争论中，Romer（2002）指出同竞争性产品不同，专利具有非竞争产品的特征，应在将更宽泛的分析框架下内拓展专利激励和垄断扭曲的诺德豪斯均衡。在这个分析框架下，Farrell和Shapiro（2004）曾就整体的专利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进行比较，并得出先行专利制度下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私人专利投资不足的结论。不过他们也指出，他们的模型过于简单，只是一个整体的分析，未考虑各厂商的具体情况；另外他们的模型没有考虑专利竞赛导致的资源浪费和专利制度对顺序创新的影响。此外，David和Olsen（1992）从“干中学”、学习效应内部化的角度论述了给予专利更长保护期的积极意义。但更多的学者则给出了与现行制度相比，降低专利保护程度分析。

技术进步率被认为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技术进步率一方面取决于产业内研发投资水平，同时也取决于技术扩散率（Shapiro，1985）。专利制度提高研发投资水平的同时，也阻碍的技术进步的扩散。当然如果没有高的研发投资水平，技术扩散就无从谈起，因此前者应该是后者的基础。但专利并非为研发投资提供激励，提高私人研发投资水平的唯一途径。Kremer（1998）所论述的专利买断（buyouts）、Wright（1998）的奖励（prize）、签约研发（research contracr）等都可以作为替代的发明激励机制。Dijk（1994）对上述专利替代机制与专利进行比较，认为各有优缺点。因此，通过对专利进行垄断权保护的做法不是唯一的、也未必是最好的研发投资激励机制。Romer（2002）也对专利保护替代的认识予以认同。

此外，现行专利制度从单个厂商研发投资和专利收益的均衡界定专利保护程度，导致研发竞争厂商的专利过度竞争，从而造成了研发资源配制的低效和浪费（Pankaj, 1982）。

这个问题的确很复杂。我感到：

1、专利制度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产生创新激励作用，所以还需要它；但专利的排他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科学技术的进步。我认为，立法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要把握好“度”，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在西方法学界一些学者也在推行法律社会化，强调所有权的行使要符合社会公共利益，不能阻碍社会进步。

2、专利的侵权行为的界定还存在自然科学本身的问题。实际上，法官要正确判断是否侵权，还需要相当的科学技术专门知识，请专家判别，也会存在技术的泄密问题。一般来说，专利是向社会公布的，一个真正技术高明的工程师是完全可以吸收专利的设计思想而规避它的。我曾经见过两份美国专利，拓扑结构相同，仅仅是一个电子元件的位置不一样，也产生了新的技术效果。

3、市场逼迫厂商申请专利。实际上，专利难以保护发明人的经济利益，起到作用的反而是厂商为了防止他人认为自己侵权而起诉的尴尬局面和商誉等损失，而不得不申请专利。国外像可口可乐等一些公司还是采用专用技术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国外也有理论认为，采用专用技术的办法是更好的保护方式。

4、公法领域的保护行为，比如过多依靠政府打击来施加保护，实际上，一方面增加了执法成本，势必增加税收或行政收费，也难说不会产生道德风险；另一方面也会打击另外一些人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这就在于技术的复杂性，仓促之下难以界定，对于知识产权局来说，恐怕也只会保护它的“消费者”的利益。

5、我们还必须承认，当前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技术上的过多的保护和保密，也会造成我国技术人才的缺失。实际上，盗版软件又何尝没有帮助我们国家培养了大批的电脑人才呢？没有它，恐怕我国的电脑还难以进入家庭和实际工作领域，恐怕我国的电脑业现在还是漫漫长夜。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这也存在严重的不公平、不对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