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5名诺奖得主在内的37名学者在上海共同发布《中美经贸关系联合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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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联合倡议”框架意在尊重两国制定并实施本国政策的能力，推动两国通过有效磋商来分享双边贸易的好处、减少损失，并促进全球贸易多边领域中的公平竞争。
作者：中美经贸政策小组

来源：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

2019年10月27日，包括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中美37位著名学者在上海共同发布“中美经贸关系联合倡议”。在该倡议的并发意见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长江学者、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提出中美经贸关系的“竞争共存”四项原则。

联合倡议起草学者名单

1.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博雅讲席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2.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长江学者

3.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

4.鞠建东：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长江学者、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5.埃里克·马斯金：哈佛大学亚当斯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6.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

7.杰弗瑞·雷蒙：上海纽约大学建校美方校长、法学教授

8.罗伯特·斯德格尔：达特茅斯学院拉斯家族人文和科学讲席教授

9.罗伯特·豪斯：纽约大学法学院尼尔森国际法讲席教授

10. 莫瑞迪斯·克劳利：剑桥大学国际经济讲师

联合倡议签署学者名单

1.飞利浦·阿吉翁：法兰西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2.考史克·巴苏：康奈尔大学卡尔·马克斯国际关系讲席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3.阿兰·德尔多夫：密歇根大学约翰·斯威特兰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

4.罗伯特·恩格尔：纽约大学迈克尔·阿米力诺金融学讲席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5.樊纲：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6.罗伯特·弗兰克：康奈尔大学亨利尔塔·路易斯管理学讲席教授和经济学教授

7.杰因·格罗斯曼：普林斯顿大学雅各布·温拿国际经济学讲席教授

8.戈登·汉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变革研究中心主任

9.安·哈里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院长

10.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经济学院荣休教授

11.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12.孔庆江：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13.卡拉·克瑞施纳：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雅经济学讲席教授

14.埃德蒙德·菲尔普斯：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15.索尼娅·罗兰：西北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法学硕士与国际项目主任

16.阿尔瓦罗·桑托斯：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美洲法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17.格里高利·沙弗：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校长法学讲席教授

18.安妮-玛丽·斯劳特：新美洲智库首席执行官

19.迈克尔·斯宾塞：纽约大学威廉·伯克利经济学和商学讲席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0.约瑟夫·斯蒂格列茨：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21.桑特尔·托马斯：康奈尔大学法学教授、克拉克中东及北非法律与发展计划主任

22.迈克尔·特比尔科克：多伦多大学法学杰出大学教授

23.戴维·图贝克：威斯康辛大学法学教授、国际研究项目荣休院长

24.屠新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教授、院长

25.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6.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院长

27.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2019

中美经贸关系联合倡议

我们是一群来自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我们相信，中美两国可以通过一个新的经贸磋商框架实现共赢。我们为此发表本倡议。

我们所提出的框架意在尊重两国制定并实施本国政策的能力，推动两国通过有效磋商来分享双边贸易的好处、减少损失，并促进全球贸易多边领域中的公平竞争。

我们提出倡议的背景是，中美经贸关系已经呈现出令人担忧的拐点。我们认为，目前的对立和僵局与下述成见有关，即中美两国之间只有两条出路：

(1) 中国在产业、知识产权和其他经济政策方面实施大规模的改革，以使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接近其他世贸组织发达国家成员国的水平；与此同时，美国的贸易政策回到2018年以前的状况；或者

(2) 两国大幅度降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度（“脱钩”），甚至不惜以加剧贸易战为代价。

我们相信，在“深度融合”和“脱钩”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出路，这条出路：

1. 给予两国在制定多样的产业政策、科技体系和社会标准等方面更大的自由度；

2. 允许两国使用精准的政策措施（包括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保护本国在产业、技术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选择，同时避免对贸易伙伴造成不必要或不对称的负担；以及

3. 建立一套经贸规则，防止任何国家采取经济学家所说的“以邻为壑”的政策 --- 这样的政策以伤害别国为代价增进本国的福利。

我们充分认识到，任何国际体系的设计都无法摆脱一些基本的权衡。我们的方案包括下面的权衡：

一方面，每个国家都应当拥有制定符合本国条件、最大化本国集体利益的政策与产业体系的自由度（“政策空间”），即使某些政策可能不受他国认可；另一方面，每个国家也应当承认，它所制定的政策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

一方面，为规避上述负面影响而试图通过国际规则或谈判施压手段来干扰他国制定国内政策的主权，在经济上是不可取的，在政治上也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面，片面强调一个国家制定国内政策的绝对自由，而忽视对贸易或第三方的影响，则会纵容该国将跨境成本转嫁给别的国家。

我们的方案把中美两国的政策空间放在首位，并相对于现状（世贸组织原则或法理）对之进行扩充，但也明确为“以邻为壑”政策划定红线。我们相信，我们的方案维护两国在双边贸易中的现有利益，但不要求经济模式的趋同。与“深度融合”和“脱钩”这两条路相比，这是一个折衷的方案。同时，我们的方案也可以向多边化方向拓展，与保证第三国利益的多边机制靠拢。

背景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已有近18年的时间。在中国加入时，世贸组织的经贸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的。而在这18年中，全球经济及其支撑技术都发生了超乎预料的巨大变化，尤以下述五个方面最为突出：

1.  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提高了自动化水平，让供应链更加分散化，一些行业和技能的薪资溢价提高，但许多其他行业的薪资水平和就业保障下降。人们在社交和行为方式上的改变，使得数字经济占有的市场价值比重上升，而农业、工业以及非数字化服务行业的比重下降。网络效应、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以及巨大的先动优势，让赢家通吃的市场的数量呈倍数增加。军民两用技术，如无人机、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等，在满足军事用途的同时，催生出无数民用用途和行业。数字要素禀赋的经济重要性与日俱增。

2. 国内与国际规制规范对数字经济的适应缓慢。科技变革之前，规制（及税收）的权限可以根据工农业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实际位置来划分，国家之间也能比较容易地通过合作协议来落实各自的权限。而如今，互联网及云技术使得数据的位置、所有权以及哪个国家可以拥有管理数据传输的主要权限，都变得模糊不清。

3.  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地位的巨大提升。从2001年到2018年，中国GDP的全球占比从4%上升到了16%，出口额占比从2.7%上升到10.5%。

4.  对于中国国内政策导向预期的变化。在2001年，很多人预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将快速地向当时的世界大经济体靠拢：更分权的市场经济、对外国投资者更加开放、减小国有经济比例，等等。如今，中国已经明确，至少在短时期内，政府投资和政府政策工具仍将在中国经济中保持重要作用，其目的是确保国内企业在一系列关键行业中的地位。

5.     全球政治环境的变化。作为上述趋势的结果之一，在多数发达经济体，贸易政策的政治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其中以美国最甚。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许多国家在重新审视和调整经济对外开放和本地经济需求之间的平衡，其中，那些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或得益很少的群体的诉求，获得更大的权重。

这些变化对于全球经贸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世贸组织成员国的领导人纷纷表示，基于世贸组织体系的全球化已经不再符合他们国家的需求。中国与美国之间爆发贸易战，提高对方出口商品的关税，同时又进行双边谈判以求降低这些关税。

但是，当前的中美谈判被限定在了一个非此即彼的框架里：要么（1）两国的经济深度融合，双方采用共同的市场经济原则来制定本国的经济政策；要么（2）实质性“脱钩”，急剧减少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前者所依赖的背景，是支撑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全球经济格局，而后者则来源于当前两国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态势。

在本倡议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将提出一个新的思想性框架，我们相信，这个框架可以成为两国谈判的合理基础。它旨在为两国找到贸易利益和本国政策空间之间的平衡，同时预防两国联手在多边贸易中置其他国家于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