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提出背景

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卓有成效。彼时，面对全球经济需求旺盛的大环境，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国情，产业在中低端产品的出口、代工等方面富有实效，于是，以产量及成本为着眼点，对品质的要求则以达标为要，对需求端更高级的期盼关注不够。在这一大环境下，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快，驱动医药需求也同样快速放大。医药行业在高速增长、规模极速放大的市场环境中，诞生了众多的医药企业，粗放式的产能增长很快。

自2008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及后续的全球贸易放缓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数据渐次下行。受物价上行的综合影响，我国的低成本优势逐渐下降，低端制造业逐渐转向了东南亚、南亚等具有更廉价生产资料的地区。我国医药行业作为特殊产业，虽然受外部成本化冲击相对较小，但国内快速增长的产能同样面临同质化、低端和产能过剩的困扰。因为医药产品区域采购和零售药房的相对“垄断性”政策，对国内医药企业来说，虽然价格战表现不够激烈，但在高价格背后的“费用战”则推动行业向腐败、庸俗、低端、混乱的方向畸形发展。

经济如何恢复增长活力？如何在新活力下建立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增长新秩序？如何在新的增长活力下适应全球经济新秩序？

国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出台过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但结果见效不大。比如自2015 年起，央行曾5 次降息降准，政策上有意识地放大新批基建等投资规模，但总体看经济拉升效率有限。同时，在消费领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供需不对称、内需外需显著不同的现象。比如，一方面，国内消费增速不断下降；但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对海外产品需求不断上升，线上购买国外产品，或专门去海外扫货表现疯狂，甚至因此衍生了庞大的海外代购市场。在医药领域，大量民众不惜出高价购买海外药品和保健品。这些现象提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需求，而在供给。经常既往长周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多数消费者手里有钱，但对如何消费到心仪的产品充满顾虑。概括说，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与国内企业的产品尚不能实现人民需求之间的失衡，是当前供求市场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国务院认为，发展的着力点不仅从需求侧，更应该从供给侧着力。尤其是通盘考虑到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新特征和国际贸易问题，根据当前经济形势，更应在供给侧着手，从经济发展结构上，适应需求不断升级的市场。

于是，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随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以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也意味着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向从扩大内需转变到了提振供给。

供给侧改革，就是由注重供给数量向注重供给质量转变。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在注重产品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以科技为代表的产业质量。根本目的是通过提振我国的实体经济，淘汰落后产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和国际贸易需求。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推动企业产品的质量提升，推动消费升级，从而提升销售额。消费增加使企业获利，企业获利后加快创新，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产品、服务，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并在未来可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把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使国民经济的供给端更好地与需求端相匹配，从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供求关系。

顺应这些方针和政策导向，作为我国实体经济的特殊领域，医药企业，深刻理解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或将更多受惠于这些政策所赋予的新动能。有些是宏观政策，有些是与医药行业有关的微观政策，本文将分别对其中蕴涵的新动能机遇作简要分析、示例。

二、供给侧宏观大势利好新动能

1、医药市场规模和空间区域的持续放大

开放生育政策下的育婴市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将在释放生育潜力的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这将扩大医药企业关于生育、生长的相关产品市场和服务。

国际化通道日益宽阔。面对国际贸易竞争，国家不断推进开放步伐，如“一带一路”、国与国、国与地区间的贸易协定等，在支持战略协同国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内产能提供了更大的市场空间。满足国际化的医药产品和服务，对放大医药企业市场提供了实质性利好。

另外，供给侧结构改革有明确的关于“扶贫、教育”的提升目标。这些目标的落实，会推动劳动力素质提升和人均寿命的延长，也会增加对高品质健康品的需求，也就增加了医药市场的需求潜量，会推动医药市场放大趋势。随着农民城镇化水平、收入水平及教育水平的提升，对高质量药品的需求意识群体也会不断放大。品牌药品与便利性家用健康产品会因此不断增加利好空间和要素。

2、医药市场主阵地进一步向城镇集中

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跨地域流动和城镇集中。中国城镇现有约7.5亿常住人口，其中2.5 亿左右的人没能在城镇落户，且单身城镇打工为多。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单身打工者将家庭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还会带来消费升级。满足城镇需求特征的医药产品和供应布局机会利好。

3、阶段性优化人才团队的利好

淘汰落后产能，会促进高端人才短期加速流动，为企业优化人才队伍提供了周期性利好。企业发展动能的根本在人才。落后产能的淘汰主要针对制造业，这意味着制造业裁员。医药行业裁员潮目前已经显现端倪，代表了此时正是医药企业优化人力资源的最佳阶段。人才对医药企业转型升级的价值无需赘言，随着大健康市场的快速放大，此时对人力资源的优化时值佳期。

协同扶贫对退推动基层人资优化有重大机会。劳动力过剩和企业基层员工招聘难是一对矛盾，其中，新生代价值取向是重要原因-不愿意做生产性工作。员工的态度决定效率，态度与成长经历和背景关系很大。供给侧改革有一个目标是“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于扶贫中发现基层员工的储备问题，大有文章可做。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 必须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4、有助于经营水平的提升跨越

长期以来，因为医药行业高速增长，也纵容了医药行业经营的粗放和战略的低劣。供给侧改革方针中的“三去一降”中的“降”即是降成本，这与医药领域的“4+7”等政策导向具有一贯相关性，必然会倒逼医药企业推进精益化改革，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同时，政策也有减税降费、利率市场化、降息等支持，加上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等，都有利于精益化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

另一方面，政策还在通过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和构建清新型政商关系，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进程中，需要给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帮助企业转型升级，也需要国家加大对基础科学和人才培养的投入。”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医药产业将来会更加集群、集中发展，地方政府面临区域竞争，也会增加扶持力度，企业融资、财务成本、发展方式创新等也会有一个利好周期，医药企业若能抓住这一周期性机会，前途光明。

5、合法合规优势凸现

法规纵容投机是社会最大成本源，使得 “良币”承压， “劣币”当道，衍生“劣币”得意。2017年10月的党“十九大”提出，要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优胜劣汰，发展更多的优质企业。

法制化营商环境有利于笃定医药本质特征的企业。随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纵深推进，对那些规范经营、发展自身产品服务独特性的价值型医药企业是巨大利好。

6、战略协同性机会更加明确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这里要特别重视“经济循环”的提法，企业战略融入某一“经济循环”，促进某一经济循环畅通，将更容易获得外部资源的协同性支持，实现借势、借力发展。

三、微观政策为新动能提供了无限新机会

1、医疗经济学下医药融合机会众多

工业化使医药人为分家，但其本质是医药融合——药的生存前提是医。这个药品到底解决怎样的问题？简单之问背后是医疗经济学的系统命题。

Drgs、政府主导的医疗大数据体系建设等政策，本质上是推动药品等医疗产品的科学性、精准性。医药产品可以凭借这些机会，在医疗价值、经济价值、安全价值三大维度，去深化企业和市场的融合度、契合度，从供给侧创新，用产品价值的再定位，去帮助医生、医院和医保局、保险等，实现各自的目标。这样的导向，为企业营销提供了广阔的创新空间。

2、借助新药申请要求的提高，提升经营水平

比如2016年3月，国家食药监局第51号文件发布《化学药品注册分类改革工作方案》，主要改变表现在，新版方案对新药的定义从“中国新”提升至“全球新”，新药必须是境内外均未上市的药品。新的注册方法更加强调“临床疗效”，“改良型新药要求比改良前具有明显的临床优势”、“仿制药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而201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中国药品监管科学大会提出，2019年12月将施行新的药品管理法，新的药品管理法首次把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作为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未来，只有真正的好药，造福社会的药，才能被批准通过。   

国家支持创新药、首仿药等创新性药品的申报。2016年2月，国家食药监局发布了《关于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实行优先审评意见》，2016年7月，国家食药监局发布了关于征求《“首仿”品种实行优先审评评定的基本原则》。文件明确优先审评3大方向17种情况，重点包括创新药、首仿、儿童药、临床急需/市场短缺药品等。新药申请政策对供给侧研发导向明确，会降低新药申报数量，对实质性新药获批减少了竞争性通道障碍。

更重要的是，新药之新的重新解读，对企业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利于企业国际化。具体来说，企业必须将视野从卖药，向医疗价值和市场认知两大方向努力，从而与国际研发和国际营销接轨。

3、医保目录药品数量扩容和动态调整

近年来，随着第二批医保谈判(人社部主导)落地，人社部谈判对接医保更为流畅了，落地放量不断加快，尤其大领域大品种，如儿童用药、重大疾病用药以及符合当地疫病谱特点的药品放量弹性更大。例如，2017版医保目录相对2009版数目总量增加296个品种，增幅13.8%。另，相比2017版，2019版医保目录西药部分增加了65个品种，其中很多是获批仅一年的品种。新增目录中，获批速度最快的是拜耳的地诺孕素，在2018年12月才在中国获批上市,这样快的的获批到进医保速度在前些年是绝无可能的。而医保目录的根本，在于高质量的满足医疗服务，同时还要降低医疗费用，而不是“医药费用”，降低医药费用不过是不得已的过程，从医保目录的进出和终极目标出发，医药企业可以发挥供给端对产品服务的特殊认知，在支持政策效率的同时赢得目录机会，提升产品竞争优势。

4、推广通道重构

“降费”、“两票制”、“处方外流”、“药品零差率”“医疗体系变革”等政策带来压力、关闭营销门路的同时，也在打开新的窗口，将释放医药零售的新动能。

有先见之明的企业应该能够看到一系列政策协同作用，也同时在建立新的药品供应通路。企业在把握短期如DAP机会的同时，当思考新通路所喻示给行业的渠道结构重构和推广结构重构，从供给侧把握未来趋势，以使在即将到来的新格局下保持或占据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