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使得国有企业没有效率，使得国有企业大规模倒闭。我们把三千万员工扔到改革的半路上，让他们下岗，每每想起来，我心里就隐隐作痛。大家跟着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突然有一天告诉他，我们在竞争中失败了，对不起，给两万块钱，你回家吧。这都是我们发生过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提出的叫“三项制度改革”，劳动制度、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解决的就是能上能下、能多能少、能进能出，解决的就是效率问题。



但今天我们到了一个财富时代，今天的改革肯定不能再用过去的办法。所以，今天我们的机制还要进行新的突破。



去年在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刘鹤同志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断其一指”指的就是要机制改革，要激活国有企业的微观活力。最近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开会，也是最后落实在机制改革。



所以前面的改革是为最后机制改革铺垫。但机制改革真的很难，难于上青天。难在很多管理层害怕企业的经营者，害怕企业的员工富裕了。



所以，我说其实这些改革发不了大财，只能是打造更多的中产阶层，减少两极分化，这是一个进步的意义。



同时，我们要提高企业的效率同时又要共享，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达到？就是机制革命。机制的东西改了以后，既能够保证效率，又能够共享。最后还保证了所有者利益。没有机制都是废铜烂铁，最后每一年都要清理“僵尸企业”。为什么成为“僵尸”，为什么“僵尸”层出不穷？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机制。



我们的三段式改革走到了最后，必须推开这扇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犹豫。我们必须放手一搏，与其落后，与其死掉，不如放手一搏去改革，获得新生。



央企、国企今天的生存者都是因为改革创新有了今天，如果今天不继续改革和创新，明天我们依然会死掉。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



面对机制革命，到底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从老三样到新三样。



老三样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三项制度”，其实即使三项制度，我们今天并没有做彻底，甚至有的企业还在回潮。在三项制度的问题上只能半市场化，但即使半市场化，也给国企带来了强大活力，如果没有半市场化，我们也没有今天。



但今天到了财富时代，我们给予员工的不应再是那点工资和奖励，应该让他们分享财富。所以我们现在推出了新三样改革，哪三样呢？



1、员工持股，骨干持股，让骨干、员工持股



中国建材在合肥有一个水泥设计院，2003年搞了员工持股，70%是院里的，30%是骨干的。有6家员工持股公司，这家公司发展到今天，成为建材行业里最好的一个院。有些上市的院都没有它好，为什么？虽然上了市，内部并没有机制。



2、管理层股票计划



在上市公司里边给管理层设置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票增值权，在这三个权利里边，我还是比较喜欢股票增值权，也就是西方人讲的影子股票，因为不动钱，让员工去买那么多的股票，怎么现实呢？



所以现在我们都在推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股票增值给你的奖励，因为是上市公司了，管理层必须和买股票的股民利益同向，如果自己的管理层都不拥有股票，投资者凭什么买你的股票呢？



3、工厂进行超额利润分红权



即我们的额定利润之上多做的那些要拿一部分出来给管理层和员工，也就是分成。



大家知道张五常有个“佃农论”，就是讲的佃农把地租去，交租子是一定的，剩下的归佃农所有，也就是分土地的收益分成制，这比找长工好，长工是每天付工资的，收成和他没关系。



我就常常想起，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半夜鸡叫》，周扒皮为了长工干活，每天晚上半夜里就捅鸡去，让它们打鸣，然后高玉宝他们就下地，可他们不会好好干，因为没有机制。



机制很重要。中国建材的工厂现在就是这样施行：15%的超额利润分给大家，其中一把手分10%，班子分20%，职工大家分70%，效果非常好。



由过去“要我做”变成“我要做”，采购的人员大家一定要压低价格，工厂的人员一定要解决跑冒滴漏，降低成本，销售的人员一定不能盲目降价，同时要收回货款。在这个过程中，不就是机制在发挥作用吗？



所以企业里有了机制，就不需要神仙。我以前在北新当过厂长，前边八任厂长做得一塌糊涂，我接这个工厂时濒临倒闭。



我当时30多岁，我很年轻，我不懂管理，但我懂人心。我问员工，你们干吗这样？员工说我们好多年没分过房，好多年没涨过工资。



我终于明白了，明天开始挂上个气球，上面带个调幅，“工资年年涨，房子年年分”，气球飘上去。几千名员工看到了这个气球，马路外边也看到了气球。我当了十年厂长，那个企业成为优秀的上市公司，去年税后利润24个亿。当年那个气球挂上去的就是个机制，有了机制不需要神仙，没有机制神仙也做不好企业。这就是我的体会。



但这比登天还难，为什么？我刚才讲到新三样，我们的股权，员工持股，现在限制我们不能超过30%，一把手的持股不得超过1%。股票计划限制无论是赚了多少钱，最后兑现的时候不得超过收入的40%，剩下的股票通通注销。也就是说，给你限制了。



你说你搞超额利润分红权，我们有一个工资总额在那儿限着，超过工资总额那不行，所以有这些限制。



我希望未来的改革破掉这些限制，我们还能往前再迈一步。



我问过有些制定政策的人：你的阿拉伯数字从哪儿算出来的？根据是什么？为什么1%，不是1.1%？为什么30%，不是30.05%？



我说我是学数学的高材生，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逻辑是怎么算出来的，万一弄个30.05%行不行？不行。



所以我们还是要解决抱残守缺，那些传统观念和条条框框就叫“残”、就叫“缺”。我们要把这些做好，机制做好，因为机制的革命可以让企业达到共享，同时可以提高企业效益。



我讲这一大段话也是想跟大家讲现在企业所遇到的问题。我在国企待了整整40年，1994年，我就是北新建材的董事长，那时做百户试点，我当时认为这个企业上了市，国有企业上了市，就是股份公司了。



当时我们的方向是股份制改革，当时认为股份制改革了就不再是传统的国企，就完全市场化。不知道是从哪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文件里规定，所有对机关工作人员的规定，后边都加一句话“国企参照执行”，参照执行后边有个括弧，含国企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企业。所以，我们上市后分分钟又都回到了传统国企的那个体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非常好，决议里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什么叫混合所有制？就是国有经济和非公经济交叉持股、互相融合的制度，而且在混合所有制里边可以搞职业经理人，可以搞员工持股，打开了大门。我觉得时代又来临了，大门又打开了。



有人又提出来说，混合所有制里也有国有混合，国有混合仍然视同国有企业。我一想坏了，这又勾了回去。这些年为什么我做改革发展研究会的会长，我是想真的在这方面努力。



我们遇到了挑战，就是竞争中性。我们必须是竞争中性，我们在市场上竞争、和民企竞争、和外资竞争，如果我们带着红帽子去竞争，那公平吗？



我们必须要改革自己，成为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做强、做大、做优不见得每一个国有企业都无一例外的做强、作大、做优，国有企业的个数、家数也没有必要越多越好，我们要抓大放小。我对改革还是充满信心，但我也觉得改革步履艰难。但我总讲一句话，“不信东风唤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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