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民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有关农民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正在走向短缺，由此提出了新生代农民的培养问题。这既是一个学术上的新问题，也是一个实践上具有战略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发生，既与经济现代化提出的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有关，也与人们的生育观念改变相关，还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利益分配机制相联。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走人口、经济与社会相协调的发展道路，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机制，推进教育改革，制定新生代农民生产的规划。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农民短缺，新生代农民培养
    多年以来，人们秉承农民剩余的观点，认为现代化就是一个转移农村劳动力、就是一个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过程。因此，尽管2003年珠三角爆发了“民工荒”，并在多年持续中蔓延全国；尽管多年来伴随着“民工潮”，乡村出现了“386061”（即妇女老人儿童）留守部队，出现了广泛的农地抛荒现象。但是人们的观念还是没有根本的变化，只是用“有限剩余”代替“剩余”（邓鸿勋、陆百甫，2006），只是承认中国发生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林嵬，2008）。“有限剩余”应该说是一种审慎的也可能是现实的观点；但绝对不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观点。如果更关注未来的话，则可以将农民“有限剩余”换成农民正在走向短缺。换了说法后，立即可以发现一个事关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性问题：新生代农民的培养。因为农民走向短缺，即是说有可能出现农村事业后继无人。所以，需要未雨绸缪立即着手新生代农民的培养。
    一、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的涵义及其论证
    1.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的涵义
    所谓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就是培养下一代立足农业、建设新农村的劳动力，以满足农村对新生劳动力即未来劳动力的需求。新生代农民，有三个基本涵义：一是在自然属性上，指2000年后出生的人口；二是在经济职业上，指农业劳动力；三是在社会志向上，指以建设农村为己任的人。
    2.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的论证
    一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的客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前面讲过的中国农民在现代化中正在改变其绝对剩余的状态，走向短缺。对于这种短缺，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认为农民劳动力出现了结构性短缺，即：城市“民工荒”暴露的技工短缺与青工短缺，乡村农地抛荒呈现的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结构性短缺也是一种农民有限剩余的说法，系蔡防第一次引入“刘易斯转折点”来解释最早于2003年在中国南方出现的“民工荒”时得到的结论。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以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当工业化把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还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时，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这个临界点就是“刘易斯转折点”。蔡昉认为我国劳动力供给正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已经从过去的无限供给转向了现在的有限剩余（蔡昉，2009）。对于农民的剩余状况，一般学术界还流行着一种农村存在1.5亿左右剩余劳动力的观点（侯鑫，2008）。不过，这种剩余劳动力都是依据科学模式推断出来的，并不一定是事实。如果考虑到城乡同时存在劳动力短缺的状态，再联系到农村“386061”务农队伍的状况，则可以提出一种更大胆的关于中国当代农民数量的结论，即主张农民已经走上总量的或绝对的劳动力短缺。如果可以肯定中国农民出现了总量短缺的话，则可以直接说培养新生代农民是十分必要的了。当然，就是退一步讲结构性短缺，也反映了农民总量由绝对剩余走向相对短缺的事实，也同样敲响了未来一代农民培养的警钟。从目前来看，也存在需要补充新生劳动力解决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因为不光农村闹青壮年劳动力荒，在城市也产生了范围广泛持续多年的“民工荒”。
    第二个事实，是新生代农民工现象。所谓“新生代农民工则是指那些在农村成长，并在当地接受教育，成年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王鹏权，2009）。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农村，一方面人口出生率不断走低，另一方面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结果形成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呈现出农地抛荒与老弱病残妇的留守部队等现象。这也是主流学术界认可的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现象。但是，这种景象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形成，被彻底颠覆了：由于农村80后、90后新增人口变成了外流农民的主力，也即新生代农民工，由此造成在农村除了在学校读书的青年学生及留守家庭中的青年妇女外，则基本上没有青年人了。也就是说农业出现了后继无人的问题。因此，农村劳动力的短缺，实际上已经由过去的主要基于劳动力城乡流动或使用形成的结构性短缺，走向一种主要基于劳动力生产包括教育与生育等而形成的具有代际特征的结构性短缺。在这样的形势下，培养新生代农民已是一个突出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问题。
    由于农民的短缺——不管这种短缺是结构性的还是总量性的，都需要补充新生的农业劳动力；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形成，需要解决未来有人种田的问题。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都只能靠新生代农民的培养或生产。
    二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的界定。从上述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的客观性出发，可知新生代农民培养是补充当前或未来农业劳动力短缺而形成的概念。这样，新劳动力生产又提出了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即什么样年龄段的人是新人。从法律与常识来讲，新的劳动力应该是年满15岁的社会新增人口。考虑到这样的人口大致是90后，而农村90后80后劳动力基本都变成了新生代农民工，所以，新的劳动力只能往后推，大致从2000年后出生的人口算起，指这类人口中愿意扎根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而且这里将新生代农民界定为2000后出生人口，还有一层考虑，即这些人口要成长为劳动力，还有一个生理发育与接受教育形成劳动技能的时间周期。如果简单地以15岁为标准，则会把那些已满15岁又不想务农或想流向城市的农民工计算在内，造成在外延上的误差。此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人口范畴没有专门讲农村人口，主要考虑是从满足农业发展要求的未来劳动力培养角度来说：一方面，由于城乡人口可自由迁徙就业，城里人中的新生代也可以立志务农，做现代农民；农村新增人口也可向城市迁移，为建设城市出力。另一方面，从人们的职业选择志向来讲，现实的城乡双向流动，也是符合现实的。把这些考虑结合起来，就得到了前面界定的新生代农民培养的涵义。
    二、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的价值
    1.学术价值
    一是就农民培养的相关研究来讲，学术界主要关注两种类型的农民培养，其一是与进城农民工相关的农民培训，以提升其素质与技能，满足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要求；其二是与农村劳动力相关的新农民培训，以提高农民经营农业的技能与素质，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可见，学术界对农民培养教育之类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一种“共时性”的时间意识，即对当前社会实践需要的回应。因此，基于现代化中农民数量动态变化考察提出的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对于学术研究来讲是一种需要拓展的方面。
    二是有助于形成辩证的学术思维。就“三农”研究来讲，长期以来在一定范围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工作辩证性思路不强，过于跟着政府的政策指挥棒转，因而在过去有相当的研究是政府重视农业大家就研究农业、政府突出城市我们就研究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与前瞻性。现在国家推行城乡统筹，情况有所改观。但长期的思维习惯并不能一下子消除；例如在新农村建设提出新农民培养问题后，相当多的研究就是就农村农业来谈合格的新农民培养，没有综合城乡统筹的背景、资源与策略。本文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的提出，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思维路径，辩证地考虑现代化背景下城乡互动中农民数量的动态变化，以获得研究的前瞻性。
    三是有利于拓展相关学术研究的领域。由于本文讨论的是一个新问题，有利于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在此，至少可以提出以下问题供学术界继续探索：农民短缺问题；与农民短缺相关的农民生产问题；与农民生产相关的农民使用问题；以及与农民供需相关的现代化观念问题；与现代化观念相关的现代化政策反思问题；等等。
    2.实践价值
    一是就新生代农民培养影响到的事业而论，由于新生代农民培养实际是一个劳动力的供应问题，而劳动力又是经济的基本要素，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因此，新生代农民培养对未来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必要条件，对于未来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是一种基本动力。同时，由于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农村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影响到城市，所以大致有利于农业与农村的事情，也会有利于工业与城市的发展。并且由于这种城乡利益的联动，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经由农民向城市流动就业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走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是一种城乡利益在调整中互动与发展的过程。
    二是就新生代农民培养影响的程度而论，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因此，与农业持续发展相关的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必然对于中国城乡现代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在缺少农民的情况下难以形成支撑城市工业发展的农业基础；另一方面也会因农业与粮食问题影响社会稳定，间接制约现代化进程。
    三是就新生代农民培养影响的时间性而论，新生代农民是一个时间上的未来概念，由于它与未来农业与农村建设的劳动力供应有关，并通过城乡经济与社会联系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培养是一个面向未来的现代化问题，是一个决定中国现代化未来的战略问题。
    三、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的成因
    所谓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的成因，也就是回答农村农业为什么会出现后继无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是三种力量叠加的结果，即：一是农民需求的持续增加；二是农民供给的放慢；三是农民代际择业与定居倾向的变化。在这三种现象的背后，则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具体来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现代化持续发展。由此提出了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求。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一种粗放经营模式，具有高投入、高消耗等特征，支撑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主要是普通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主要是由农村提供的，就对农村劳动力结构形成了长期压力。如果农村新增劳动力速度下降，就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2.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这种观念的变化，就是少生、优生甚至“丁克”等观念开始流行，由此导致新生人口增加的速度下降。“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降到10‰以下，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进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长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5‰，更重要的是我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到1.8以下，属于‘少子化’类型国家。”（胡鞍钢，2009）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外部政策因素即国家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后果；另一方面在于全球化下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出于生活品质的要求生育意愿下降的结果。
    3.当代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条件，即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受这种结构的支配，城乡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差距。虽然近年取消了农业税，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并未最终突破，在农民收入增长加快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情况的报告》，2004-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4年每年超300元；扣除价格因素，增幅实现了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每年超6%。但同时，2007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了3.33：1，绝对差距达到9646元。而在200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只有2.79：1（新制度主义，2008；魏后凯，2009）。在城乡利益差距提供的城市引力作用下，人口加速由农村向城市迁移：一方面，早于“民工荒”农村就出现了农地抛荒与“386061留守部队”等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另一方面，也使传统上以种田为业的农民发生代际变化，形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由此造成严重的农村未来劳动力供应的断流危险。
    四、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的策略
    1.坚持科学发展观，走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解决人口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矛盾，一方面要根据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引导人们适量生育，以满足社会对新生劳动力不断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应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效益增长型发展道路，通过节约劳动力的使用，来缓和劳动力供求矛盾。
    2.坚持制度创新，突破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加快开创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新局面。要加快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社区治理制度及农村土地制度等改革，形成城乡基本相等的收入预期、大致相同的生活水准、趋于一体的社会保障，以解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过度流动、农业就业与农村生活吸引力下降问题，保证有人愿意从事农业、扎根农村、建设农村。
    3.坚持推进教育改革，加强国民教育中的农业技术知识普及教育。大力发展各种农业职业技术学校与培训机构，推进农业科学研究，培养新一代热爱农业劳动、拥有农业一技之长的现代化农村事业接班人。
    4.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政府政策理念的创新。要将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中形成的“物”的现代化的观念转变为人的现代化理念，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统筹安排现代化事业。就新生代农民培养来讲，主要是立足农民的发展，制定新生代农民生产的规划，并采取措施保证这种生产规划的实施。如果仅仅将新生代农民培养当作解决农村现代化的工具，而不是立足新生代农民的现代化，从提高其素质与生活水平、幸福感出发，则可能本末倒置，产生新的社会不公正与发展问题。就像过去“民工潮”阶段遗留下的农民工素质与城市产业升级的冲突问题、城市对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排斥问题等，也可能只关注新农民供给的数量而忽视其质量，只关注农业劳动力供给而忽视农业劳动力的社会生活需求，只关注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忽视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等等。
    总之，由于农民走向短缺与新生代农民工现象的生成，培养新生代农民成为一个事关城乡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战略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是一种农民供求矛盾，背后则有经济现代化发展的状态与要求、人们生育观念的改变、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作用。解决新生代农民培养问题，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走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需要坚持制度创新，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需要推进教育改革，培养新一代热爱农业劳动、拥有农业一技之长的现代化农村事业接班人；需要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形成人的现代化的理念，制定与落实新生代农民生产的规划。

作者：东莞理工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 刘小年 来源：《现代经济探讨》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