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大学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义原国雄（Yoshihara Kunio）在1999年的英文新著《亚洲的人均所得》一书里，比较分析了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大马与印支半岛诸国的经济业绩后，得出以下结论：
　　㈠在二次战后的50年代，上述各国与地区的人均水平均处在约略相同的水平；然而，70年代后，东亚诸国和新加坡的人均水平则遥遥领先于东南亚诸国（这里不包括中国）。
　　㈡搞自由市场制（即资本主义制）的国家，经济成就均较搞社会主义制（生产工具和财产多为国有而非私有）的国家来得标青。
　　㈢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成果是正是负，取决于政府的有效性，如法制是否完备、公务员执行政策能力的高低、贪污是否一般化等因素。
　　㈣非经济性因素，即文化与制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的经济表现。这里所指的文化，实为一国人民普遍上具有的价值与信仰；制度则指一套既定的、规则化、常规化的做事守则，如商事法。就这些非经济因素言，义原国雄认为东亚诸国的儒家文化价值，比东南亚诸国的传统文化价值更有利于经济发展。
　　国家应否干预经济？
　　何以搞社会所有制的计划经济"易死难活"？一般的看法是，在客观面是因为缺乏一个可依据的价格标准，硬性的统筹统办导致资源的误配；从主观面言，如华人所说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众人的财产等于没人的财产。由于人性的各种因素，社会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很难克服这两个先天的弱点。在自由市场制，这两个先天的弱点则透过"无形的手"，即市场的供需关系来决定价格和人的自利动机来信赏必罚地奖勤惩懒；据此而消灭掉人人的白搭便车、白占便宜的心理。
　　国家应否干预经济与市场，是学术界里争论不休的课题。就事论事，自1930年代的世界性大萧条以来，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问题只是有关程度与范围的争论。纯然的不干预已名存实亡。以欧美来说，在1997年时，瑞典、法国、德国、英国、美国的国家率（即政府支出在国民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率）便分别为 62％、 53％、 49％、40％和33％（见《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一书，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四只手、一把尺"
　　就常识而言，个人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是取决于"四只手"，和一把论理尺度。㈠作为价格指导与经济动力的无形的手；㈡为经济发展提供和创造有利条件的政府的有形的手，如基本设施、优质人力资源；㈢为贫弱者提供适时适度的社会保障的援助之手。这个"扶手"显然得靠政府提供；㈣合乎法治程序、制裁侵权行为与不法行为的捕手；㈤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伦理规范文化价值。
　　易言之，有形的政府的干预行为是可欲的；但是，却必须用得其所，使其成为便民谋利而非与民争利或阻民谋利的"碍手"。于此，公务员的素质便成为关键因素。新加坡较东南亚其他国家成功的要因之一，显然便在于这一关。法治与规则的作用，在于使人做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用当前流行的用语便是透明度－－阳光是最有效的消毒剂。然而，法规是死的，必须依靠人来执法。
　　若执法者贪赃枉法，贪污腐化，结果依然是有法等于没法，进而容易使经济活动走入邪门外道，如俄国的朋党经济。其终极后果极可能是，搞得民不聊生而导致政权易手，如印尼的苏哈多。
　　外源性政经革命
　　使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走入法治昌明之道，外源性革命无疑是其中的一个法门。按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在《求富与心灵归属》一书的说法，其义为：从外部导入具有普适性的标准与规则，来促进、催化国内的改革。这手法可行之有效的原因在于，全球化引发了三大革命：
　　㈠工艺的民有化，如更多人买得起手机，互联网更为普遍等。
　　㈡金融的民众化，即如在美国，更多的人投资于共同基金等，使国际投资家的资金更为充沛。对渴望外来投资的"主权国"而言，为了吸引外资来本国投资，主权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迎合这些外资的要求，如透明化、国际通用的会计准则、美国的"对外贪污法案"的条规等等。
　　㈢信息的民享化，即信息与知识的普及化使主权国国民日益倾向于拿本国来与外国作横向比较，进而使彼等认识到本国不足之处和赶上国际标准的迫切性。这种"民智化"作用显然会激发求变迎新的动力。（见该书第9章，2000年版。《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一书。"莱克塞斯"（ Lexus）为丰田的高级车品牌名，故译为"求富"）。
　　儒家思想不利经济发展
　　对于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作用，义原国雄的看法是，儒家思想在东亚与新加坡的情境内发挥了正面的功能，如重视教育、勤俭、发愤图强以改善生活现状的入世思想、讲信守诺所促进的非正规人情与商业网络等，都是推动儒家文化圈经济发展的无形之手。
　　以我的看法，正统的儒家思想与其他主流文化、宗教信仰体系一样，都具有下列的倾向（不包括16世纪的新教革命）： ㈠基本上鼓励安贫乐道的清贫恩想，如所谓的孔颜之乐，君子何必曰利等价值观。 ㈡重分配、轻生产的平均主义思想，如"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㈢重农轻商，重文轻技，如"君子不器"。
　　这些价值选择，显然不利于经济发展。一国的经济能否发展起来，固然取决于多重因素；但是，在文化上与心理上把求利加以正当化与心安理得化，却是必要的一种"去碍手术"。只有去掉了对求利的敌视，求利者方可能理直气壮地去"爱拼才会赢"。对于这一点，经济史学家兼经济思想学家海布罗纳（Robert Heibroner）在其《揭开经济学的面纱论文集》便写道，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历经了三个必要的历程。
　　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
　　㈠经济的生产与分配由贵族手中转到专业化的经商阶级手中。
　　㈡政府搞好政治管理，而商人则搞好经济管理，这样才能把经济搞活和把生活水平搞上去。
　　㈢把搞生产与分配的经商活动正当化，这样，无形之手才能"功"尽其能，而现代资本家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是为资本而资本"的彻底资本家。易言之，无止境地积累资本便是他们的"潜意识的内驱力"；（如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一样）。也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才能促进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创新。若资本家都有"够吃就好了"的心理，资本主义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
　　反观儒家思想，虽然中道而行的孔子是天理和人欲兼顾的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马车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然而，其所求之富是有止境的，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对孔子言，财富仅是手段，而非人生的终极目的。这种价值选择，显然是较符合人性与理性的，也是"吾之所好"。只是，就事论事，这种"够吃就好"的价值选择，却无助于脱贫致富。在全球化盛行的今日，持这种价值观的国家很可能会在无止境的资本扩大、集中化、合理化、效率化、以最小成本赚取最大利润的规律下，成为"临危物种"。实则，犹太人和东南亚华人，能在欧洲和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中有成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新教徒以外的欧洲人和东南亚人，因受文化价值的制约而不能放肆地去从商，进而使犹太人和华人有机会去填补这个利基（空隙）。
　　华社的非正统儒家思想
　　东亚诸国和东南亚华人在经济层面表现不俗的原因是在于，正统的儒家思想显然不鼓励无止境的求富求利；然而，它在浓厚的经世济民的民生思想、忧患意识、利济苍生的抱负却有助于"有止境"的经济发展。更何况，流行于东亚和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儒家思想，并非正统的主流儒家思想，而是较庸俗的儒家思想，如发财致富、福禄寿喜财等价值观。释而言之，在日本和韩国，儒家思想必被民族主义化为"国富兵强"的工具。在台湾和东南亚，因为在社会结构而没有一个正统的儒绅阶级，社会结构也较"流动化"，这种客观的因素配合上主观的"先苦后甜"的人生观应是促进华人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
　　（孙和声，南洋商报，2000-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