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竞争性储蓄理论

魏尚进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创新工作是他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文章，“竞争性储蓄：来自中国失衡的性别比和储蓄率的证据”。在该文章中，魏尚进首次引进了“竞争性储蓄”的概念，并在之后的一系列论文里将此概念用于分析房价、汇率、经常账户、企业创新等多个问题。[1]

具体来说，魏尚进首先观察到中国性别失衡与储蓄率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在上升，现在几乎是世界最高水平。由高储蓄、低消费所导致的国内经济失衡，已引发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可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比如永久收入理论、预警储蓄动机、金融发展欠缺等很难解释这个现象。按不同年龄段来计算的中国家庭储蓄率呈现U型，与永久收入假说的预测正好相反。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政府已经在社保和农村医疗保险方面大大增加了投入，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所面临的养老和健康风险应该下降了。可是与预警储蓄理论预测的相反，中国家庭储蓄率仍然持续上升。在这个时期，中国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也在逐步完善，所以很难将中国不断攀升的储蓄率归结为金融市场不完善。

为了解释中国的储蓄之谜，魏尚进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竞争性储蓄理论。和以前的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这个理论考虑了人们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传宗接代是人类存在的重要动机之一。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地位高的男人找到配偶的概率要大于地位低的男人，所以人们会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财富是显示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随着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有男孩的家庭在婚姻市场上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男孩的家庭不得不依靠更多的储蓄来增加他在婚恋市场中的议价能力。这样就导致全社会的竞争性储蓄，推高储蓄率。魏尚进用中国家庭层面的证据验证了上述理论，他发现竞争性储蓄动机可解释1990年至2007年中国家庭储蓄率实际增长的一半。

人们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也会影响到经济的其它方面，魏尚进在发表在《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婚姻市场竞争对房价的影响。魏尚进提出，房子除了作为消费品和投资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属性，即能显示房主身份和社会地位。他用这个框架分析，为什么中国的住房拥有率以及房价远远高于其它国家。在中国的婚姻市场上，由于男多女少，女方的议价能力增加。在其它条件相等情况下，女方愿意嫁给有更多的财富的丈夫。面临激烈的竞争，男方会竭尽全力去购买一个超过其消费（和金融投资）需求的更大、更昂贵的房子。通过微观数据分析，魏尚进发现这种竞争导致房价的非理性的上涨，解释了2003-2009间中国城市房价上涨的30-48%。

为了存钱买房子娶媳妇，有男孩的家庭首先得挣钱。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男子来说，如果不去冒险，经济地位很难提高，也就很难找到老婆。在一篇NBER工作论文中，利用大陆地区层面和家庭层面的数据，魏尚进发现在男孩多女孩少的地区，有男孩的家庭更容易去从事危险性的工作、也更倾向去外地打工以及创办企业。这种企业家冒险精神对推动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作用。魏尚进估算，性别比的上升每年给GDP增长贡献两个百分点。

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盈余是这个国家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因此家庭储蓄率的上升会导致经常账户盈余的增加。魏尚进从理论和实证证明了性别比是决定经常账户盈余的一个重要因素：性别比例越失衡的国家，经常账户盈余越高。而在以前的文献中，人口的性别结构从来没有被考虑为影响经常账户盈余的一个因素。与此同时，因为经常账户盈余会带来本币汇率的升值，魏尚进又进一步证明了性别比与汇率的关系。

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不仅仅在中国，在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存在，比如新加坡、印度、越南、韩国、台湾等。在发表于《国际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魏尚进利用1990-2010的跨国数据验证了，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和10-24岁人群的男女比例高度相关。

魏尚进的竞争性储蓄理论和相关的实证研究不但从微观层面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人行为基础，而且研究了其对宏观经济中若干问题的重要影响，例如储蓄率、房地产、汇率、企业家精神等。魏尚进的这一系列论文在Google Scholar上被引用次数近千次。除了学术方面的贡献，该研究也兼具重要的社会和政策意义，其主要研究成果被中国人民银行和美联储等权威机关引用，而且受到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

2、关于腐败和逃税

1999—2000年间，魏尚进曾经担任世界银行反腐败政策与研究顾问，这与他在关于腐败研究的突出成就非常相关。魏尚进发表在《经济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的关于腐败对跨国直接投资影响的文章引用次数达3115，是他引用率最高的文章。此文开创了文献里系统度量腐败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研究方向。魏尚进认为，政府腐败与向企业增税所带来的后果类似。他以腐败对FDI的影响作为例子：如果腐败程度从跟新加坡类似的比较低的程度增加到跟墨西哥类似的比较高的程度的话，对减少FDI流入的效果跟对跨国公司增加21%的税率类似。与增税相比，腐败更坏的一面在于其不确定性：对于国际投资者而言，他们不知道当地腐败官员每次向他们索取多少。这样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减少了国际投资者对当地的投资。魏尚进认为，如果把腐败类比为增税，那么反腐就是给企业减税降负的过程。

在关于逃税行为的研究中，魏尚进最有影响力的是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的另外一篇文章：“税率与逃税：来自中国‘消失的进口’的证据”。在该文中，魏尚进对比了公司从香港进口的数据与香港出口大陆的数据。如果没有逃税的话，这两个数据应该一致。但研究表明，大陆的进口数据显著低于香港的出口数据，导致“消失的进口”问题。这说明，中国进口公司会通过低报进口，或者，故意把高税率的商品品类错报为低税率的商品品类的方法来逃税。这种逃税行为更多地存在于那些税率较高的商品品类中。而且，逃税还跟税率的变动正相关：当税率提高1%时，进口公司会增加3%的逃税行为。魏尚进的这个发现有很重要的政策含义：中国如果继续提高税率的话，由于逃税的增加，政府没办法扩大总税收。这说明中国已经处于“拉弗曲线”的尾端：税率的增加反而会减少总税收。魏尚进开创的这个方法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被多位学者模仿，用以研究包括亚洲、东欧、南亚、拉美等地的逃税问题。

3、关于国际贸易的计算及贸易自由化问题

魏尚进最杰出的工作还体现在他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两篇文章：“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去探究出口数据的重复计算问题”和“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制度变革：来自中国出口商的证据”。

在第一篇文章中，魏尚进探讨了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越来越重要的情况下，所带来的出口数据重复计算问题。例如，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包含了大部分台湾，东盟，韩国等对美国的出口：中国从这些地方进口零部件和中间品，完成组装后出口美国。从贸易总量来看，这些零部件既算作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也被含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最终品里面，导致重复计算的问题。魏尚进提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把国际贸易额分解成来自不同来源的增加值，这不仅解决了各个国家出口数据中重复计算的问题，而且为产业链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框架。此方法论被广泛引用，该论文及其之前的工作论文共被引用1367次。在之后一系列相关的工作中，魏尚进又把此方法论推广到分解双边、部门层面的微观贸易数据中，改进了对一个国家或行业在跨国产业链的上下游度、参与度等特性的测算。这一系列论文属于奠基性的研究，为研究产业链的实证文献提供了许多严谨的数据基础。

魏尚进的第二篇文章观察到，中国结构性改革所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改善可能远超人们的预期。此文研究了2005年1月1日终止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给中国出口行业的效率提升带来的影响。随着发达国家取消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配额，中国政府也随之取消对这部分出口配额在国内的分配。魏尚进指出，这项改革纠正了两个方面的扭曲：第一，发达国家的出口配额扭曲市场配置；第二，中国对这部分配额的国内分配也不是按照企业的生产率高低分配的，往往生产率较低的国有企业分到更多的出口配额。从魏尚进的计算来看，后者所导致的资源错配更加严重。对这两种资源错配的纠正，使本来大量出口的国企退出市场，更有效率的民企随之进入市场，大大促进了中国纺织品出口行业的生产率。具体来说，配额取消后，新进入市场企业的产品价格比已有企业的产品价格低21%，而且，原来占据最高配额的企业（国有企业）在配额取消后，市场份额下降最多。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魏尚进结合了贸易和宏观两大文献：从贸易的角度来说，配额的取消确实有好处，但是好处不是很大；但是，从宏观方面来说，国企没法继续靠配额制度占据市场份额，对资源配置的改善非常大。

第二部分

1、中国经济问题

魏尚进是最接中国地气的世界级经济学家之一。他擅长用中国丰富的数据和独特的制度环境来研究世界前沿的问题，推进国内外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理解，在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的同时，为国际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借鉴。魏尚进在美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中国经济研究部”担任主任，并长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经济”这门课。“中国”两个字是魏尚进研究工作中最重要的标签。

魏尚进亲眼见证并以严谨的实证数据记录中国的点滴变化，21世纪初期的文章指出诸多中国制度上的缺陷。通过详细计算中国资本管制的成本，魏尚进发现，中国早期对国际贸易付款的限制以及对外汇交易的管制都显著提高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贸易量。在评估2005年中国第一次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文章中，他指出，在短期内，汇改所带来的汇率制度灵活性有限。在对国有银行的贷款方向的分析当中，他发现，国有银行倾向于向生产率比较低的国有企业贷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魏尚进同时观察到中国长足的进步：他通过对中国的研发支出，专利申请，专利的引用率等方面的详细研究，论证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过程。

魏尚进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特别重视中国独有的制度背景，并能够充分地利用这样的制度背景，讲好中国的故事。这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利用香港在中国独特的存在，来做相关的研究。在探索印花税影响金融市场波动率的项目中，他有意选取了同时在香港H股和内地A股上市的公司样本。同一家公司有完全一样的基本面，但是，利用两地的印花税变动的时点不一样，他成功分离出实验组和控制组，证明了印花税的调升确实降低了股票价格波动率。

魏尚进重视学以致用，用严谨的研究来支撑所提出政策建议，把象牙塔的严谨注入到对现实热点问题观察中。在中美贸易战中，他用数据证明，在考虑到间接影响的情况下，中美贸易给美国带来更高端工作岗位的增加。在中国备受诟病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魏尚进的计算表明，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平均的保护程度。

2、汇率问题

魏尚进认为，对于大多数经济体来说，汇率是单一最重要的相对价格，是大多数市场交易必须考虑的问题。魏尚进关注汇率问题中最经典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他在研究经典问题的时候不会墨守成规，往往可以从出人意料的角度去研究，为更好地理解经典提供崭新的思路。例如，在研究汇率决定理论中的购买力平价理论中，其他文献中的实证数据经常发现，实际汇率跟购买力平价理论所预测的汇率水平不相匹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用于计算各国实际汇率的物价水平指数CPI在做国家间的比较时，会产生较大的误差，其误差来自于各国进行物价水平调查时的商品篮子不一样。举个例子，中国的物价调查包括了豆腐的价格，而瑞典的物价调查不包括豆腐，因此，两个国家的CPI就包括不同的商品，导致两国的CPI不可比。为解决这个问题，魏尚进开创性地解构了购买力平价理论中的“巨无霸汉堡指数“，调查麦当劳“巨无霸汉堡”中包含的各种配料的价格，以各种配料的价格平均来替代CPI。“巨无霸汉堡”中诸如牛肉饼、面包、蔬菜等的配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致的，也是公开的。由这些配料所组成的“消费品篮子”在全世界都是一致的，由此解决了CPI的“消费品篮子”的商品构成不一致所导致的误差。在修正了这些误差之后，魏尚进发现，跟以往的文献相比，购买力平价理论可以更好地拟合实际汇率的数据。

在研究汇率问题中经典的一价定律时，研究者经常发现，一价定律在跨国数据中不太成立。也就是说，根据一价定律，同样的贸易品，在不同的国家的价格应该会很快收敛到一个水平上，但是，实际数据描述出来的收敛速度经常很慢。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和国家间使用不同货币所带来的汇率波动阻碍了贸易品价格的收敛。为解决这个问题，魏尚进独辟蹊径，使用美国国内48个城市中51种商品的数据，考察不同城市中同一种商品价格收敛到同一价格的速度。由于这些价格是美国国内价格，规避了国家间价格对比中的贸易壁垒和汇率波动的问题。魏尚进的数据表明，跟国家间的价格收敛速度相比，国内价格的收敛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这也是一价定律所预示的收敛速度的上限。

魏尚进与哈佛大学Jeffrey Frankel提出，如何在一国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汇率制但不公布权数情况下估算货币篮子权数的方法，该方法被学界以魏尚进的名字命名：Frankel-Wei模型。

3、国际金融问题

魏尚进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擅长于从国家间的比较来看问题。这或许跟他国际经济学的专业背景相关，也跟他曾经长期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关。魏尚进的国际视野首先体现在他对金融全球化问题的关注上。金融全球化的成本收益分析一直是国际经济学届争论不已的问题。对于资本项目开放是否促进经济发展这个命题，不同的学者经常发现相反的结论。而魏尚进坚持长期的，制度性的视角来推进国际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他认为，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短期中的经济增长，相反地，如果仅关注短期的经济增长，往往还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金融全球化给本国带来长期的、制度性的、结构性的变化才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比如说，金融全球化可以间接地促进本国金融行业的发展，相关制度的完善，治理能力的增强以及长期的宏观经济稳定。这些间接影响远比对短期的资本积累或者跨国投资组合的多元化等直接影响来得重要。

魏尚进很重视不同类型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异质性影响。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一旦决定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形式进入某个市场，他们短期内退出该市场的成本很大，因为在短期内，变卖厂房、机器等固定资产的折价很大。而如果他们以非FDI的形式，即证券投资，或者跨国银行贷款的形式进入被投资国的话，他们随时可以变现，短期内退出该市场的成本比较小。因此，跟非FDI形式的国际资本比，FDI投资相对稳定，投资期相对较长，对被投资国的负面影响较小，是被投资国比较偏好的资本类型。魏尚进从各个角度严谨地验证了FDI的相对稳定性。在一篇研究2007-2009全球金融危机的文章中，他证明了一个公司在危机前如果依靠非FDI融资比较多的话，这个公司在危机中就更难以生存，相反地，如果危机前它依靠的是FDI融资，就可以减缓危机中受到的流动性冲击。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也会根据对被投资国基本面的判断来决定是否以FDI的方式来进入该国。如果该国裙带资本主义现象比较严重，该投资者会偏好以跨国银行贷款等非FDI方式来投资，以保持自己随时退出该市场的灵活性。

在国际金融中最经典的“三元悖论”还是“二元悖论”的争议中，魏尚进创新性地提出了“2.5元悖论”。“三元悖论”认为，当美国等中心国家实施扩张性或者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时候，像中国这样的外围新兴市场国家只要采用浮动汇率制度，就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不用跟随着美国扩张或者紧缩。而“二元悖论”认为，外围国家只有采取资本管制才能有效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而浮动汇率制度对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没有作用。而魏尚进的实证研究发现，外围国家在没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浮动汇率制度既非完全有用，也非完全无用：当中心国家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候，浮动汇率制度的外围国家可以保持一定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不会跟随中心国家一起紧缩；当中心国家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时候，这些浮动汇率制度国家就失去了货币政策独立性，会跟随着扩张。

4、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领域是魏尚进的最重要的工作领域之一，该领域的工作展示了他的严谨细致的研究态度和研究功底。魏尚进对国际贸易问题的研究很注重中国贸易的实际情况。中国出口公司有以下三个特点：从事加工贸易的非常普遍，外资企业居多，纯贸易（非生产性）公司大量存在。魏尚进在三篇文章中研究这些特点对中国贸易的影响。第一，在加工贸易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不同行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有显著不同，那些看上去比较高端的电子设备行业的国内附加值反而不如其他传统的行业。第二，外资企业由于存在向海外母公司融资的便利，更容易进入对融资需求比较大的行业。第三，纯贸易公司对贸易目的地比较了解，有一定的信息优势，那些对贸易目的地不太了解的制造商会选择跟纯贸易公司合作，来克服出口的固定成本。

魏尚进很关注WTO等国际组织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对于WTO是否促进国际贸易的问题，魏尚进得出的结论是，WTO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很大，使世界贸易额增加了一倍以上。这种促进作用的一个有效机制就是，各国在谈判的时候，必须公开做出相互减税的承诺。若某个国家违背公开的承诺，WTO的裁决机制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很大的违约成本，这样的成本导致各个国家降低违约的概率，促进贸易的发展。但是，WTO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在国家之间是不一样的，某些国家获利较多，另外一些国家则相反。具体来说，跟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更加积极地参与贸易谈判，他们的获利比较多；从双边贸易的角度来看，如果两个国家同时进行贸易自由化，他们的收益比只有一个国家进行单边的自由化来的大；从行业的角度来看，那些没有推进自由化的行业，贸易扩张不明显。

在漫长的学术道路上，魏尚进不但硕果累累，而且还在继续前进。曾经获得的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也没有让他停歇片刻。在未来，如果中国经济学派真的可以屹立在世界之林的话，应该说，魏尚进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1] 魏尚进绝大多数的工作均是与不同合作者共同完成，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未列出他合作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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