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社会发展水平达致18世纪初资本主义初阶时期的欧洲国家

耕地的开拓、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农业税的改革，导致了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水稻）和经济作物的推广。它们亦使土地市场形成，导致农地的兼并和大庄园的出现。在11世纪时的北宋，14%的人口拥有了全国77.5%的耕地面积。不少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流入工、商及服务性的行业，促进了非农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个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以往工商业依赖王室和官僚的传统，由以制造和营销奢侈品为主，转向以大众消费品如食品、日用品等为主，引致工商业的扩张和普及。国内和对外贸易亦得益于全国已完备的5万千米水路网、新海船的设计，以及导航和航海工具如定向舵、指南针与新航帆的出现和推广。纸币和金融机构的出现，也使得贸易因便利和风险降低而扩张。上述的技术和政策因素，配合社会上新儒学的实用和理性主义，促成了新的城市革命。括言之，两宋的技术和社会诱因，使社会发展水平达致18世纪初资本主义初阶时期的欧洲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