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社会结构的中立原则——连载（04）
date: 2019-12-28 17: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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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定义就没有意义

波普尔对于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批判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将两种方向不同的定义方式对立起来的做法使他彻底的放弃了建立清晰定义概念的尝试。这导致他最终认为即使是单纯的建立清晰定义概念的努力，这种行为也是属于柏拉图本质主义的一种变形。

第二种要批判的理论，甚至与当代的观点都有着很重要的联系；它特别与文字游戏有关。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众所周知，我们不能够证明一切陈述，这样做的企图之所以破灭，是因为它只能导致证明的无穷递归。但是，无论是亚里土多德，还是许多现代的著作家，显然似乎都没有认识到，企图以同样的方法对我们的一切语词的意义进行界定，这种类似做法必然会导致定义的无穷递归。引自格罗斯曼所著《今日柏拉图》中的如下一段，就具有某种观点的典型特征，这种观点通过暗示已被许多现代有名的哲学家们（譬如维特根斯坦）所主张：“……如果我们并不准确地知道我们所用词语的意义，我们就不能够有益地讨论任何问题。绝大多数我们大家浪费时间的无益争论，大部分应归因于这一事实，即我们每个人对自己所用的词语都有自己的含糊意义，并认定反对者也是以同样的意义来使用。如果我们一开始就从界定自己的词语入手，我们就会有更多有益的讨论。而且，我们只要阅读日常的报纸，就会发现，宣传（修辞学的当代对应物）主要是依赖于它成功地混淆了词语的意义。如果可以运用法律迫使政客们对他们想用的任何词语做出界定，那么他们将会丧失大部分对大众的感染力，其演讲就会被缩短；同时也可以发现，他们的许多分歧纯粹是言词上的。”这段话完全具有我们归属于亚里土多德的偏见之一的显著特征，这种偏见是，认为通过使用定义就可以使语言变得更加精确。让我们看看实际上能否做到这点。 首先，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如果“可以用法律迫使政客”（或其他任何人）“对他们想用的任何语词做出界定”，他们的演讲还是不会缩短，而是变得无限长。因为同逻辑证明或演绎不能够确立陈述的真理一样，两者都只能使问题回撤。演绎是把真理的问题回撤到前提，定义则是使意义的问题回撤到定义项（即构成定义项的词语）。但是由于诸多原因，这些东西似乎正像我们开始涉及的词语那样都是含糊和混乱的。无论如何我们将不得不循环地给它们下定义；这些定义又会导致新的也必须予以定义的词语。如此，等等，以至无穷。因而我们看到，我们的一切词语都必须界定这种要求，正像我们的一切陈述都必须证明一样，是做不到的。 乍看起来，这一批判似乎不太公正。人们或许可能会说，所想到的东西，如果需要对它们进行定义，正是要消除与“民主”、“自由”、“责任”、“宗教”等之类词语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模棱两可。虽然对我们的一切词语都做界定是不可能的，但是对这些颇具危险性的词语中的某些词语做界定并让其这样则是可能的。定义项是不得不予以接受的，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无穷的递归，我们在有了一、两步之后，就应该停止。但是，这种辩解是站不住的。应该承认，上面提到的几个词语很多都在被误用。但是我不承认进行界定它们的尝试，就能够改进问题。它只能使问题变得更严重。即使“界定他们的词语”，如果留下定义项不做界定，那么很显然，政客们是不可能缩短他们的演讲的。因为任何本质主义的定义，即“对我们的语词作界定”（与唯名论的引进新的技术性词语的定义相反），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只是意味着以一个长的叙述替代一个短的。此外，企图界定词语只会增加含糊和混乱。因为，既然我们不能要求一切定义项都要进行重复界定，那么聪明的政客或哲学家就可能很容易满足这种定义要求。例如，如果我们问他用“民主”意指什么？他可能会说是指“普遍意志的统治”，或“人民精神的统治”等等。由于他现在已经给出了一个定义，也满足了最高的确定性的标准，所以，也就没有人再敢批评他了。确实，怎么能批评他呢？因为如果要求重新对“统治”、“意志”、“精神”和“人民”等进行定义，不正是将我们置于无穷的递归之路，以便每个人都对提出这个要求表示犹豫吗？但是，尽管如此，这个要求还是会被提出，因而它还是能够很容易得到公正的满足。另一方面，关于定义是否正确、是否真实的问题的争吵，也只能导致一场空洞的词语混战。 这样，本质主义的定义观就破产了，即使它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企图建立我们认识的“原理”，而只是提出显然是更温和的要求，即我们应该“界定我们语词的意义”。

从上面的引用可以看出，波普尔对于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批判显然是过头了。社会科学之所以和自然科学比起来进步缓慢，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把时间浪费在争论那些含糊意义的概念上了。自然科学通过对统计量默认的方式幸运的避免了这个问题，而社会科学却还为之在迷雾中挣扎。如果我们要求任何社会科学的概念，不论是『平等，自由，民主，人民』等词语必须建立在明确具有可观察和测量的统计量进行严格约束定义的基础之上，那么波普尔的过度批判就不会再成立。演绎和定义明显是不同的，演绎的确会把真理的问题不断的回撤到前提，那是因为没有任何现实观察和测量或者其他操作能够让我们找到对于真理的严格约束。但是定义完全不同，科学定义的对象是可以被可以被观察和测量的统计量严格约束的。由此直接导致波普尔对于定义的过度批判不成立。被现实统计量严格约束的定义对象，根本就不存在无穷递归的逻辑陷阱。定义即使会使意义的问题回撤到定义项，那也是有尽头的。并且就像文中所说的那样，“为了避免无穷的递归，我们在有了一、两步之后，就应该停止”。尤其是对于社会科学的很多概念来说，我们甚至根本用不着分析到最底层概念的统计量到底是什么，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将要准确表达的意思。只有这样通过这样的定义，我们才能把精力放在想要表达的准确意义上，从而避免总是被宣传所误导。

从上述对于波普尔观点的分析可见，重复论证是社会科学的书籍能够连篇累牍的论述的重要原因。很多问题分析到最后就会发现，那其实完全就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观察视角下所获得的等价命题。对于它们的回答或者解释在逻辑上是有直接关联的，社会科学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波普尔的下个问题——对于柏拉图本质主义的批判矫枉过正，这和他在逻辑上对定义的过度批判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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