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什么内行，只是一个经济学工作者。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他的动机和背景，我的笔调也谈不上尖酸。因为知道这个人很长时间，最近得到他的近况，就发表一些看法。

我不反对出书，发表观点，只是觉得如果你立志当开启民智或者影响政策的公共经济学家，你应当具备一定的资质。因为这种类型的经济学家是直接面对一般受众或者初学者的，他们并没有评价你水平的能力。

总的来说，我就是认为如果你想当公共经济学家，你必须曾经是或者现在是严肃的经济家。什么是严肃的经济学家，就是论文可以发表在有匿名审稿的期刊上，而不是老写随笔的经济学家。

如果薛说别人不懂常识，证明他比别人懂常识的标准还是“有匿名评审的论文”，因为这个是真家伙。嘴皮子没用啊，那些遗老也会说你也不懂常识啊，一来一去，没完啊

对于张五常的声明，我真是无语。有薛的地方大概总是会出现张，他们什么关系我真的是一点不关心，管他师生还是朋友呢。只是觉得10年前这样，10年后还是这样，真的有点腻歪了。

虽然，张现在退休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是张以前是有很多牛叉论文支撑其现在的观点的，特别是在“法经济学期刊”上，在那个年代这本期刊是非常顶尖的杂志。虽然观点正确与否都是商榷的东西，但是我还是比较服气这样类型的。

薛早年出版“经济学的争议”时，张为其写个序，序里还拿他口中的老师阿尔钦说“这个青年懂经济”，转眼一声明，薛就不懂经济了？难道就因为观点不同，不容许争论？人有时候，呵呵，不说也罢。
PS. 县际竞争的问题，好象德姆塞茨也说过反对的话。

那是阿尔钦说的，薛懂经济，这个判断标准是这样的：薛把阿尔钦《Universal Economics》翻译成中文，阿尔钦把他译的中文叫人再译成英语，发现意思基本是符合的，所以说薛是个懂经济的人。

我的观察，张五常说薛不懂经济，主要是指薛在推理时，往往没有指定具体约束成本与收入的关键条件，喜欢用说理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没有建立在调查实例，分析实例的约束条件下作出的。像张五常最主要的几篇文章，佃农理论、企业的合约性质、价格管理理论、中国的经济制度等等，全部建立在实例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张五常说他不懂经济，是指没有用上述方式，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比如纯理论经济学。

我认为，薛的文章在逻辑方面，基本没有问题，对初学者还是有启蒙作用的，但讲来讲去都是很基本的经济概念与理论，有经济学基础者，他的文章在理论与现实信息上，就可能得不到什么了。

4# lwzxy
顶！！！

向大众普及经济学常识当然可以，但是不可以脑袋一拍、不做任何调查、研究或者实证就发表所谓的政策观点，如果这样的人自称是经济学者，我想是相当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如果是普通网民当然可以这样）。不过，现在这样的人很多，包括在一些著名高校里也十分常见。

在中国，甚至世界上，95%上的搞经济的，不应该被称为经济学家，通常应该称作经济学者，他们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应该就是普及经济知识。所以，称他们为“经济学者”，应该没什么问题。

强调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固然没有问题，但却不应该仅限于此，必须上长升到理论层面。张五常是大师（他每每都这样强调自己跟那些世界级的诺奖得主是朋友、争论问题），但很多东西也不是不可争论。单从他委托所谓的他的博客管理员发的声明，就看出其实缺乏容人之量，虽然他经常强调自己已经不再考虑他人的评价了（他的博客上所有的贴子一遍赞誉之词，搞得跟丁春秋似的）。

我没有学过经济，但有一个感觉，强调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如果过头了，就很可能出不来了。说句实话，具体到一个行为事件上，估计没有人能穷尽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加之观察角度不同，每个局限条件被设定的重要程度不同，得出的分析结论也很可能不一样。还有，如果任何问题，我们想得到一个“我们想要的”解释，我们总是能够找出其中局限条件的，不是吗？

张五常教授的话非常矛盾

同意蓝田日暖29 的意见！

说薛 怎么扯到张上来了

既然是在网络上发言，自然是劣话驱逐良话，业余驱逐专业，到最后就买了可乐爆米花，只剩看看热闹的功能了

楼主看到薛这样的现象，其实也不必那么义愤填膺。我觉得作为经济学工作者，按照你说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好了，若是今后出名了，在社会上有了话语权，再去评论他们好了，那样才有效果，毕竟我们管不了那些人的嘴巴和笔头。不过，楼主可以放心的是真正的学界是不会吃他们那一套的，致于民众大多也就是了解一下、拓宽点知识面。

我没挖这个人的任何信息，所有信息都来自此人官方主页上的自我介绍。你说我是否到大学主页上查这个人，嘿嘿，我没空也觉得这样无聊。我和他没私仇，不必这样挖人家祖坟。我只是针对这样的现象，以他为代表吧。

不过，刚注意到他写道他在乔治梅森大学还教授什么法与经济学这门课程，嘿嘿，在国外的留学生都知道他的这个“教授”是什么意思了。

这个人不一般的，想造神啊～～

蓝田日暖29 10-04-10 11:24 上午
回兆丰 ：

以下是你＜目前的县竞争不是人类最佳制度＞说的：

““我曾在一个县里，他说张教授，你一年来一次吧，你选一块地，我给你建一个房子在那。我说你有什么权？他说我有权力把这个地给你，我说这不是贪污吗？他说不是。隔了一个小时，他说我真的有这个权力，可是你每年要来一次，我可以有一个借口把这个地给你。再继续问下去，我说经济权力是在你的手上还是在市级，他说市是没有经济权力的，除非市里面有一些土地要发展。但是他们比我们高，这是很大的冲突。村、镇、省，都没有这种经济权力。我问权在哪里？他说土地的使用权在我这里。地怎么样交出去，租什么价钱，建什么东西，都是他们管的。这使得我第一次体会到，县等于是一间公司，科斯的理论里面的公司。”

这是说，张五常在这里把县看作一个大公司，把县际竞争看作是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从而判断这是人类最佳经济制度。然而，县是一个大公司吗？是不是一个公司，芝加哥学派的公司理论创始人们曾经给出了精准的界定。张五常早年深知这个界定，并以此回答了杨小凯的提问。

杨小凯 问：

我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谈到私有产权的时候，他们总会引用Berle和G.Means在《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一书中的观点，即大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股东的私产权越来越不重要，所以大公司变成准公有制，私有财产制度已经式微。您对此有何评论？

张五常 答：

这些作者对产权一知半解，对公司的经济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理论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我们要知道，权的拥有与权的使用是两回事──私有的资产即使作为公用，也仍然是私产。一个私产的拥有者跟其他人的资产组合而成的公司，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结果，为的是减低交易费用以便增加私人的收入。不管公司如何庞大，由谁操纵，此理不变。而公司的股权拥有者可以将股份出售，作为制裁操纵者的行为的最佳保障。我曾经指出，公有或国营机构与私营的大企业有相似之处。Coase也曾经告诉我，列宁也曾经这样说过。但国营与私营毕竟是貌“似”神离！前者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权利也不可以自由转让。国营机构的交易费用因而不减反加，这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国营机构的生产成就都乏善可陈。（自张五常《中国的前途》）。”

“县之间有竞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县竞争，当然比当年文攻武斗好得多，但这种政治竞争，代价和隐患都很大。要知道，公营企业与私营公司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是否有制约，并不仅仅在于顾客是否能用脚投票。消费者可以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之间用脚投票，并不表示这两家媒体就是私营企业。县之间有竞争，但这并非私营企业竞争；其县长的所作所为，也非ceo或董事长的所作所为，这正是问题所在，是“人类最优制度”之说的疑点所在。美国的利益团体集中在华盛顿 K 街上，每天在进行政治寻租业务，与北京的驻京办类似，又是不是人类最优制度呢？学过“公共选择”的人知道，不是。”

我的解释与分析：

科斯、张五常等人所谓的公司，是相对市场机制，无形之手调节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方式而言的，这种组织管理机制，都叫公司。这个意义上，国家相对市场是公司，县相对市场是公司。张五常所谓县是公司，是这个意义上讲的。

关于答小凯那段，是一般公司相对于股份分散的大公司，“大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由于股份公司的股份可以转让，因此对他拥有的资产仍有排他性产权。这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不同合约方式下形成公司，是私产不同组合形式而已，都是仍是私产，区别仅在于公司大小，股份分散与否。

但是，县与私产为基础的公司，可不能一概而论为“公司”了，正如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不能笼统称之为企业一样，正如公有制，有具体不同产权结构与不同治理一样，有不同行为选择与效率水平，不能因“公有制”这个称谓而“以名责实”（可参考周其仁＜公有制企业性质＞），也正如，刚刚获诺奖的Elinor Ostrom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所言，同样的公有产权，有自我治理得很好的，也有最终发生“公地悲剧”的公有产权。还是那句话，公司、公产等等，有时是有不同约束具体行为选择与选择效率的，只有在同叫“公司”、“公产”下更细分具体的约束条件，包括产权结构、合约结构、治理结构等等，才能区别行为效率，才能解释具体现象。而不能一见公司，就把私产条件下的公司等同于非私产条件下的公司（对应于张答小凯与张说的县际竞争），也不能见一见私产或者一见公产都为以有一定的效率一样，这样的大而化之，往往舍掉了关键的约束条件，也就不能解释具体的现象了。

另外，我想问你一下，世间哪个国家的行政单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有制的？既然事实上做不到，为何你可以求全责备，一定要以你私产标准衡量之，正如你想拥有私有产权的路，我也想呀，问题是，现实中，有界定为每人私有的路吗？关键在成本与收入，在具体约束下的成本与收入，离开了这具体的约束，你的分析只能是想象，要是光凭想象就行，我想“天堂”或者“乌托邦”的世界，可能比你的私产世界更完美，经济学也没了稀缺条件不该存在了。

任何产权，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都是有收入的，关键看你针对什么现象而言，张五常所谓最好制度，是针对30年来，GDP增长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一现象而言的，他早说过了，中国目前制度有问题，也说到了你说谓的问题，法治有待改进，腐败仍得收敛等等，这都可以在＜中国的经济制度＞读到的，不知道你为何视而不见？他很坦白，早说明他只是在解释，解释中国30年经济增长，正如一个人，跳高的姿态很难看，但跳出的高度破了世界记录，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定有他做得对的地方，张五常是从效果的角度解释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增长的，才说那是最好的经济制度。对求改进这制度，他和你一样，意见与建议多多，比如，在货币制度上，他认为以一篮子可成交商品价格指数，相对现在钩住美元，更能稳定币值，减少交易费用，比如，对干扰合约自己的新劳动合约法，他是多次建议要改的。

解释是有具体现象的解释，而非如你一般，不考虑具体现象，不考虑具体约束，笼而统之，一棒打死。卡尔。波普尔说过，问题与解释是相对你手头有待解决的现象与问题而言，没有泛泛而言的经验与经验科学。

讨论不应该怀疑对方是动机与智力，几天前的讨论，我真以为这里的“兆丰”不是引导我进入经验科学的，新制度主义时代的主人，＜经济学的争议＞作者。看了＜目前的县竞争不是人类最佳制度＞一文，知道两者是同一个人了。

经济学与其他科学一样，虽然号称科学，但支持他们的，仍是信念，人无信不立，人以信而别，正常。

蓝田日暖29 10-04-10 11:24 上午
回兆丰 ：

以下是你＜目前的县竞争不是人类最佳制度＞说的：

““我曾在一个县里，他说张教授，你一年来一次吧，你选一块地，我给你建一个房子在那。我说你有什么权？他说我有权力把这个地给你，我说这不是贪污吗？他说不是。隔了一个小时，他说我真的有这个权力，可是你每年要来一次，我可以有一个借口把这个地给你。再继续问下去，我说经济权力是在你的手上还是在市级，他说市是没有经济权力的，除非市里面有一些土地要发展。但是他们比我们高，这是很大的冲突。村、镇、省，都没有这种经济权力。我问权在哪里？他说土地的使用权在我这里。地怎么样交出去，租什么价钱，建什么东西，都是他们管的。这使得我第一次体会到，县等于是一间公司，科斯的理论里面的公司。”

这是说，张五常在这里把县看作一个大公司，把县际竞争看作是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从而判断这是人类最佳经济制度。然而，县是一个大公司吗？是不是一个公司，芝加哥学派的公司理论创始人们曾经给出了精准的界定。张五常早年深知这个界定，并以此回答了杨小凯的提问。

杨小凯 问：

我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谈到私有产权的时候，他们总会引用Berle和G.Means在《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一书中的观点，即大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得股东的私产权越来越不重要，所以大公司变成准公有制，私有财产制度已经式微。您对此有何评论？

张五常 答：

这些作者对产权一知半解，对公司的经济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理论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我们要知道，权的拥有与权的使用是两回事──私有的资产即使作为公用，也仍然是私产。一个私产的拥有者跟其他人的资产组合而成的公司，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结果，为的是减低交易费用以便增加私人的收入。不管公司如何庞大，由谁操纵，此理不变。而公司的股权拥有者可以将股份出售，作为制裁操纵者的行为的最佳保障。我曾经指出，公有或国营机构与私营的大企业有相似之处。Coase也曾经告诉我，列宁也曾经这样说过。但国营与私营毕竟是貌“似”神离！前者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权利也不可以自由转让。国营机构的交易费用因而不减反加，这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所有国营机构的生产成就都乏善可陈。（自张五常《中国的前途》）。”

“县之间有竞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县竞争，当然比当年文攻武斗好得多，但这种政治竞争，代价和隐患都很大。要知道，公营企业与私营公司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是否有制约，并不仅仅在于顾客是否能用脚投票。消费者可以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之间用脚投票，并不表示这两家媒体就是私营企业。县之间有竞争，但这并非私营企业竞争；其县长的所作所为，也非ceo或董事长的所作所为，这正是问题所在，是“人类最优制度”之说的疑点所在。美国的利益团体集中在华盛顿 K 街上，每天在进行政治寻租业务，与北京的驻京办类似，又是不是人类最优制度呢？学过“公共选择”的人知道，不是。”

我的解释与分析：

科斯、张五常等人所谓的公司，是相对市场机制，无形之手调节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方式而言的，这种组织管理机制，都叫公司。这个意义上，国家相对市场是公司，县相对市场是公司。张五常所谓县是公司，是这个意义上讲的。

关于答小凯那段，是一般公司相对于股份分散的大公司，“大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由于股份公司的股份可以转让，因此对他拥有的资产仍有排他性产权。这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不同合约方式下形成公司，是私产不同组合形式而已，都是仍是私产，区别仅在于公司大小，股份分散与否。

但是，县与私产为基础的公司，可不能一概而论为“公司”了，正如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不能笼统称之为企业一样，正如公有制，有具体不同产权结构与不同治理一样，有不同行为选择与效率水平，不能因“公有制”这个称谓而“以名责实”（可参考周其仁＜公有制企业性质＞），也正如，刚刚获诺奖的Elinor Ostrom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所言，同样的公有产权，有自我治理得很好的，也有最终发生“公地悲剧”的公有产权。还是那句话，公司、公产等等，有时是有不同约束具体行为选择与选择效率的，只有在同叫“公司”、“公产”下更细分具体的约束条件，包括产权结构、合约结构、治理结构等等，才能区别行为效率，才能解释具体现象。而不能一见公司，就把私产条件下的公司等同于非私产条件下的公司（对应于张答小凯与张说的县际竞争），也不能见一见私产或者一见公产都为以有一定的效率一样，这样的大而化之，往往舍掉了关键的约束条件，也就不能解释具体的现象了。

另外，我想问你一下，世间哪个国家的行政单位是完全意义上的私有制的？既然事实上做不到，为何你可以求全责备，一定要以你私产标准衡量之，正如你想拥有私有产权的路，我也想呀，问题是，现实中，有界定为每人私有的路吗？关键在成本与收入，在具体约束下的成本与收入，离开了这具体的约束，你的分析只能是想象，要是光凭想象就行，我想“天堂”或者“乌托邦”的世界，可能比你的私产世界更完美，经济学也没了稀缺条件不该存在了。

任何产权，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都是有收入的，关键看你针对什么现象而言，张五常所谓最好制度，是针对30年来，GDP增长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一现象而言的，他早说过了，中国目前制度有问题，也说到了你说谓的问题，法治有待改进，腐败仍得收敛等等，这都可以在＜中国的经济制度＞读到的，不知道你为何视而不见？他很坦白，早说明他只是在解释，解释中国30年经济增长，正如一个人，跳高的姿态很难看，但跳出的高度破了世界记录，他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定有他做得对的地方，张五常是从效果的角度解释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增长的，才说那是最好的经济制度。对求改进这制度，他和你一样，意见与建议多多，比如，在货币制度上，他认为以一篮子可成交商品价格指数，相对现在钩住美元，更能稳定币值，减少交易费用，比如，对干扰合约自己的新劳动合约法，他是多次建议要改的。

解释是有具体现象的解释，而非如你一般，不考虑具体现象，不考虑具体约束，笼而统之，一棒打死。卡尔。波普尔说过，问题与解释是相对你手头有待解决的现象与问题而言，没有泛泛而言的经验与经验科学。

讨论不应该怀疑对方是动机与智力，几天前的讨论，我真以为这里的“兆丰”不是引导我进入经验科学的，新制度主义时代的主人，＜经济学的争议＞作者。看了＜目前的县竞争不是人类最佳制度＞一文，知道两者是同一个人了。

经济学与其他科学一样，虽然号称科学，但支持他们的，仍是信念，人无信不立，人以信而别，正常。

好，有启发，有收获！

是个经济学家，有微博

非常反感仅用发表“高水平”学术文章的数量来评判经济学者的水平或贡献，如果这样，吴敬琏、厉以宁、周其仁、汪丁丁等人岂不都成了九流。经济学者更大的责任在于宣扬经济思想，而不是为了“高水平”文章而整天扎在文献堆里

have look

个人觉得，薛兆丰就是传说中的下笔虽有前言，胸中实无一策的狗头军师。最近在读经济学通识，感觉薛兆丰把所有的问题简单化，全部用常识解决，实在没有专业经济学家的素养。没事码字还行，就这点道行

感觉对于一个入门的人（比如我），他的观点，他的水平，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薛老师能把经济学生动的说出来，我想薛老师所做的可能不是那么深入，而是普及，让大家有点经济的头脑，难道薛老师作为这样的存在这样就不行吗，一定要成为又会写剧本又会编舞又能演还脾气温和的一尊佛，你们才能满意吗。。。。。。

我是搞自然科学的，平心而论，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文章，对我的说服力是有的。毕竟都是懂行的人，如果你的理念不是相对论那么高深的话，总会得到别人认可的。但现下观薛的书“经济学通识”，并没有什么高深的逻辑推理，都是常识而已。对于普通人入个门，了解下经济学概貌，还是很有帮助的。其实自然科学中很多论著也是没有在一流期刊发表过多少文章的人写的。
与其在这里争论他是否有资格写这本书，不如实地指出作者行文中错误的地方，这样比否定他这个人对广大读者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