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前语

     这是一群国际法老学人——都来自东吴大学。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事务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这些老人尽管历尽沧桑，但报国情怀亦在。为了复兴荒芜的“中国国际法学”，这些老人为了编撰世界最完整的《国际法词典》，不顾“残阳依稀”的耄耋之年，全身心投入其中：不要报酬，不求署名。在没有政府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部460多万字的巨著。尽管有位大学校长无厘头的质问：什么书要写7年？但是薛波这位39岁的后生顶着压力，克服没有经费，没有资料，也没有办公场地等的诸多困难，带着这群老人为中国国际法事业，为了中国的走出去默默地奉献着。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薛波最令人心酸的一句话使人痛心且无语：“要是有了钱，一定要老人们在上海买个好点的房子。”

    这是薛波的愿望，但直到现在，老人们的审稿费用都还欠着。人在做，天在看。国家的关怀和天地的良心我不知道在哪里，但愿这些依稀尚存的老人在离世之前能有个得到尊重之后幸福的笑容。

一本字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9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词典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唯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事务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跑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293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字，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唯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阁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都是蜘蛛网。

　　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

　　上世界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受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由于没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唯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而他的祖国，几乎已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了。

　　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5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上世纪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的奶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

　　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一个正在消亡的生命是那么无足轻重!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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