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国奇先生一篇“农民穷，活该！”很是一鸣惊人，虽说骂声一片，但是毕竟吸引了不少眼球，在各个网站上都被众目所瞩，“人大经济论坛”（https://bbs.pinggu.org/dispbbs.asp?boardid=56&replyid=650051&id=77593&page=1&skin=0）上更是跟帖讨论长达26页之多。
无论是马克思的错误的客观的劳动价值理论还是西方经济学矛盾百出的需求理论，都不可能给出中国农民穷或富的解释，这个原因惟一的是政治性的。经济学也不可能给出解决农民经济地位的办法，否则它就不是科学的经济学了。
但是，无论曹国奇错得如何离谱，我还是要附和一声“农民穷，活该！”
早两年一位贾教授在地球经济论坛上说到农民的白菜贱到何种程度云云，我就说“活该”，质问谁让他种那么多的大白菜了，用珍贵的土地去生产没人需要的大白菜是浪费资源，是用资源赌博，现在他赌输了，就应该愿赌服输。附和“农民穷活该”，并非不同情农民的经济地位，而是这种地位的形成有农民自身特性决定的因素在其中，农民自己要负很大的一部分责任。
农民要改变这种境况，必须从自身做起，而不能坐等外部条件和施舍。
之一，要政治觉醒，政治觉醒才能经济翻身。要敢于对不平等的城乡二元户籍分割政策说“不”。要对在城市务工的二等公民“农民工”身份说“不”。
实证的经济学是在默认现有所有权结构合理的情况下展开的，而规范的经济学是在假定一个合理的所有权结构下展开的。都是以“公平”为前提的。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所有权禀赋并不公平，所有权获取的途径并不干净。近代中国农民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公平的社会地位定位之上。
土地改革曾经给中国农民在局部创造了一个公平的所有权结构局面，但是，现在是“胡汉三又回来了”，农民手中的所有权随时都有被无偿再剥夺的可能。农民的政治权力几乎没有安全保障，因此，经济权益受到侵害是难以避免的了。
之二，农民要善于利用经济手段。粮食是必要需求品，离开粮食大家都得死。口粮本来是无法商品化的，商品化了就对农民不利。因此，在国家要推行粮食商品化的时候，要尽可能采用随机应变的对策，即实行完全的“订单农业”方法进行生产。现在的问题，就是由于在没有订单时就开始生产这种盲目行为造成的。如果继续盲目生产，形成库存积压再为销路发愁，就是自己的事儿了，自己要为自己的盲目行为负责，抱怨没有用。
必需品是没有价格的，或者说是以无价的生命作为交换的。如果农民完全实行订单生产，粮食价格就是农民说了算，你要价100元1kg也无妨，如果没人愿意出价，你就只种够自己吃的就行了，看看谁可以抗得住。如果有农民愿意签订1元1kg的合同，那就说明有人觉得这是合算的。而如果你签订了生产合同，就不要再抱怨价格高低如何了。这时候再抱怨，就只有说你“活该”了，谁让你自己吃饱了撑得，非要去给他人生产粮食？！
千万不要相信自由竞争的市场是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市场这种经济学屁话。效率是基于公平而言的，公平才是最大的社会效率。现在，公平的前提就不存在，你还和他谈什么效率?避谈公平的效率只是对某些人或者阶层的“效率”，粮食生产者充分竞争，对市场上的粮食消费者来说是最大的“效率”，而不是对粮食生产者自己的“效率”。
之三，要把以上两项结合起来运用。外国的农民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敢于把番茄土豆堆到市政府门口，而中国农民只有自己默默流泪把它倒在河里，还要偷偷地倒；外国农民敢于把拖拉机开到城里堵住交通要道声张自己的权力，中国农民则只会被城管打得到处跑。如果敢于用政治手段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农民的地位就会得到根本改变。
什么？钱皮是否在倡导新的农运？不是了，你不要扣这个大帽子好不好？中国农民最好打发了，农民运动都是逼出来的，不是谁想倡导就能倡导出来的。虽说钱皮认为中央政府现阶段的轻税薄赋多予少取的农业政策尚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至少缓解了一部分社会矛盾和推延了矛盾的爆发。因此，钱皮并不像曹教授那样反对政府的现行农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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