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疫情的政策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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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20-02-06

笔者前两天发表了一篇五千字的媒体文，题为《如何破解作为公共品的口罩天价问题》，力图证明疫情口罩的本质是一个全球公共产品的“最弱环节(weakest link)”问题，依靠市场价格机制并不能解决”最弱环节“问题必须的“消除最弱环节”即“人人戴口罩”问题。简而言之，价格机制只能保证买得起口罩的人，而现实上只要还有1%的人没有戴上口罩，就可能造成之前99%的努力前功尽弃。在今天这篇文章里，我们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接着探讨抗击疫情的政策四要素：效率(efficiency), 公平（fairness）, 管理可行性(administrative feasibility)和集体可行性(collective feasibility)。任何微观经济政策的成败都是这四要素有效配合的综合体现。

先说效率。市面上颇有一些“市场经济学”爱好者（甚至包括部分学者）支持效率优先说，认为需求陡增下的口罩天价是效率体现，高价会刺激供给，让更多人买到口罩，更多供给竞争也会拉低价格。对于这种“黑板经济学“的谬论，前文已详细驳斥，此处不再展开。可以再补充说明两点：一是理论上的，二是方法论上的。理论上，价格效率机制是“让更多的人戴上口罩”，而“最弱环节“下的效率机制要求”让人人戴上口罩“，所以价格机制并不适合”最弱环节“的情况。方法论上，那些爱好者尊崇的市场经济学泰斗弗里德曼早在1953年就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坦诚：只谈价格机制的经济学是一门令人沮丧的科学(dismal science)，需要引入心理学等思维重建对“幸福”与“刺激”的理解。而即价格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的鼻祖亚当斯密，其另一本名著就起名“道德情操论”。简而言之，价格机制只是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但这种世界观只是观察世界的无数思维模式中的一种罢了，不能当作一把万能的“锤子”，然后看世间万物都是一颗“钉子”。

接着说公平。公平是指两人或多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你多我少，没有一致同意的标准。就如同著名的“两人分水问题“，沙漠里最后一瓶水，喝水的生，无水的死，请问如何分配才算公平？好在口罩分配问题上并没有什么“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零和矛盾问题，而是一个”你好就是我好“的汇总机制(aggregation technology)。换句话说，俩人之间，你戴口罩不感染我，我戴口罩不感染，两种方式毫无区别。更进一步说，社会最优情况就是一致同意的“人人戴口罩”这种典型的“每个人都得益“的帕累托最优效率状况。公平与效率两个概念达成一致，所以集中按需发放口罩既符合效率也满足公平。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如果预测到自己就是”最弱环节“（类似躺在福利站门口求救济），理性人就有动机不掏钱买口罩而等待别人捐赠，这种”搭便车“情况在价格机制下是无法解决的，也引发“催逼救助”的公平争论。

再说管理可行性的三个因素：信息、计算与执行。如果说效率与公平共同推动了一个政策社会目标，管理能力与管理者的动机常常是一个阻碍而不是推动因素。但凡政策，以兼顾效率与公平为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如何兼顾则见仁见智，好在在疫情案例中公平与效率没有兼顾矛盾。但如果过往信息不完全，未来信息不明确，连计算变量都搞不清楚，那么成本收益的计算就很难实现经济学期望的最优化选择。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行为政治经济学论及的 “确定性效应(uncertainty effect)” ，这一效应由Tversky和诺奖得主Kahneman于1986年最早提出。据具体而言，如果有两个选项，选项A是确定性的小损失，选项B是50%的大损失和50%的无损失，那么过分惧怕大损失的理性人会选择选项A。但此时如果信息不明而误判，选项A其实不存在，只有选项B，那就会因为误判形势而错失战机，出现”害怕什么就来什么“的情况。而现在疫情真的来了，反而有可能放手一搏，因为根据确定性效应，当已经确定很痛的时候，就算搏输了，再多一点痛也不再重要，更何况搏赢的概率更大呢。这就是疫情之前与之后相比，在管理可行性方面的区别。

更进一步说，公共经济学在讨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时候，假设执行人是完全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治人“，但很遗憾，执行人也可能是自利”经济人“，懒政、没有担当时有发生。正如前文所说，小错可能掩盖，但大错无法挽回。此时，”经济人“的执行选择就偏向于”确定性的小错“。当大错真的要出现时候，因为大错的后果承担者另有其人（即社会大众），那么”经济人“可能会冒险用另一个也许能转嫁大错于他人的方式导致更大的大错。这是另一种更微观层面的”放手一搏“，但导向却更危险。

最后是集体可行性，此处涉及民众的普遍心态。根据理性选择政治学的相关理论，比如Fiorina的“回顾性选民“思想和Popkin的“推理性选民”理论等等，也可以考虑Tversky和 Kahneman等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的“可得性误差”(availability bias)等理论，民众对政策的反应常常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特别是不看因为政策而过滤掉的结果。当疫情没有蔓延之前，如果采取封城等大规模措施从而避免了疫情，那么民众可能会抱怨“你看看，多此一举了吧”。当疫情蔓延以后，必然采取封城等大规模措施以后，民众又可能抱怨说“你看看，早干吗去了？” 所以，即使疫情在现实中影响到每一个人，即使政策制定者已全力以赴，民众依然会抱怨“别人在院外驱蚊而传到家里的药水味道”。

当我们把微观经济政策四要素综合在一起考虑时，就会发现，抗击疫情就是一个复杂的庞大工程。正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的，是一场国家危机反应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应急大考。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告诉我们国家整体应急机制要兼顾效率与公平；此时，希望自由市场爱好者不要再执着于“黑板经济学“，幻想于市场价格机制能带来效率或者公平。在管理可行性上要丢掉幻想，社会整体放手一搏，同时敦促地方执行官员抛弃转嫁错误或者懒政的幻想。而在集体可行性上，民众要充分理解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复杂性，少一些抱怨，多一些合作。此疫之后，更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可行性的建设，如果信息更透明，官员更不惧小错，那么口罩依然只是普通的市场商品，而不是现在走向天价的”最弱环节“公共品。

作者：经言经语，某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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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10

2020-2-6 18: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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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10

2020-2-6 18:58:22

简而言之，价格机制只能保证买得起口罩的人，而现实上只要还有1%的人没有戴上口罩，就可能造成之前99%的努力前功尽弃。

让穷人戴上口罩，让人人戴上口罩，不仅仅是避免自身感染，也是阻断病毒的对外传染。

再一点，穷人如果感染的多，谁来给富人打工？谁来买富人的产品，给富人送钱？谁来给富人提供衣食住行的服务？

据说，一个人去买菜，一个带有病毒的陌生人也去买菜，俩人偶然遇到一块，15秒钟就被传染上了。

那么，富人如何独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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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110

2020-2-6 19:03:41

换句话说，俩人之间，你戴口罩不感染我，我戴口罩不感染，两种方式毫无区别。更进一步说，社会最优情况就是一致同意的“人人戴口罩”这种典型的“每个人都得益“的帕累托最优效率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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