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必要劳动价值论的意义

马克思必要劳动价值论具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它解决了当今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者们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到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体力劳动价值论”呢？还是所谓“脑力劳动价值论”[1]？实际上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2]，因为在他得出自己独特的必要劳动价值论以后，这个问题就已经自然解决了。如何解决呢？当社会生产力仍处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状态时，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从总体上看都是“必要劳动”，既然是必要劳动，就有资格将[体力劳动]自己的代价耗费凝结到相应的产品上。但当社会生产力因科技进步而发展提高时，从前作为必要劳动的体力劳动就会变成不再必要，变成多余的了。此时得到认可的是所谓脑力劳动，因为生产力进步主要通过脑力劳动而实现。但随着科技发展的深化、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许多脑力劳动也渐渐地从必要状态变成不再必要了，甚至有时连某些脑力劳动都变成多余无效的劳动。总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在行业分工不能得到进一步扩展的情况下，由于“必要劳动”在质与量上越来越收缩，许多劳动会变成多余无用的劳动[3]。

第二，它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解释了“剥削”问题。必要劳动价值论强调：一个劳动产品里，只有其中所凝结着“必要劳动量”才有资格得到市场的认可，并且，这个必要劳动量随着市场竞争的剧化而越来越缩小，越来越没有“增大一丁点”的回旋空间。因此，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加大一个劳动产品中劳动耗费的程度。这种情况表现在哪里呢？比如在中国经常有这种情况：某些官员凭自己手中之权随意安插自己的亲属朋友到某企业就业，加重了企业成本耗费的负担。这些领导者可能认为，他们这些人进入企业并非吃闲饭，他们是要劳动的。但他们可能不知，他们这些人的劳动并非一定是得到市场认可的“必要劳动”，很可能是不必要的多余劳动，是“白白耗费的劳动”（马克思语）。如果这些人硬待在企业里不离开，那么他们就构成对那些能够提供必要劳动的劳动者利益的侵犯，是剥削他们之有效劳动的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一方面既认可劳动的效率性（劳动耗费越小越好，不能大于必要劳动所容许的程度以内），又赋予劳动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即不许剥削劳动者的利益）[4]。在马克思看来，任何非必要劳动的要素都没有资格构成产品新价值，资本与土地，甚至科技等要素，如果它们的投入不能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这种提高表现为：使每个产品所包含的成本价格更低），那么它们也像哪些不必要的劳动那样，只会加重必要劳动者们的负担，是一种剥削行为。试想，当市场竞争只容许你的产品出售到一个额度非常小的最高价格时，你还能在你的产品上添加更多（这个税、那个费的）成本负担吗？到时，消费者会用你的“各个竞争者定出的价格来说明”（马克思语）你的价格过高了，不能接受。所以，当美国在向它的企业大规模减税时，有可能迫使中国也必须向中国的企业减税降费，因为如果不这样，则在其它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广大中外消费者就会用价格更低的美国产品（减税有可能使其产品价格下降）来说明中国企业的产品价格过高了。这样的话，影响就大了，因为中国几乎所有开支都要通过一定的税收水平来实现，没有这个水平的收税，有许多开支就不能实现。这是典型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反过来，机构臃肿使纳税人负担过重，会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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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如有学者就认为“‘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这是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一种误解”。（参阅《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研究参考资料》。红旗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126页。）或者在中国某个时期，把贫下中农看作是最重要的劳动者，这也反映了这个错误。

[2]虽然他设定了一个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即“简单劳动”做为价值计量的出发点，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劳动价值论就是“简单劳动价值论”；实际上，马克思设置“简单劳动”的目的正是用来说明“复杂劳动”的实际存在。正象我们所知道的，在数学里，任何复杂的数学总是在有了最简单的“0”设置后才得以形成出来的。

[3]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开辟新的劳动力市场，比如大力发展新的产业；这从全球性的第一产业萎缩、第二产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发展迅速的事实中可见一斑。老产业（老工业基地）的就业能力总是不可避免地趋于萎缩，如果一个社会不能随时开创新的产业，那么这个社会就不能继续发展，就容易陷入危机。

[4] 亚当·斯密曾说：“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12月，第115页）总体来说，这是不错的。但实际上，只有“必要劳动”，才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