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东，又名锐，字行，１８８３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幼年丧父，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濂到长沙定居，生活十分贫困。曾一度投身保节堂，靠这个“慈善事业”机构供养度日，这使范旭东幼小心灵中种下了发奋图强、艰苦奋斗的思想根苗。范源濂曾与蔡锷同时就学于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因学习勤奋，深受梁启超爱护，得发兼理学堂事务，半工半读，以赡养老母和培育幼弟读书。

　　范旭东在兄长帮助下，于１９００年东渡日本留学，１９１０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他潜心学习，与日本同学同住、同食、同学习，对日本民族那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感受很深，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爱国心和勤奋学习的精神。他看到日本发展快，以强凌弱，先后战胜中国和帝俄后，更加痛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向往祖国富强，常以艰苦卓绝、勤劳勇敢的作风要求自己，身体力行。

　　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专科助教。１９１１年回国，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负责化验分析，但由于不满当时官场的腐败，两个月后辞去了工作。不久，被派赴西欧考察英、法、德、比等国的制盐及制碱工业，收获很大。回国后，历尽艰辛，于１９１４年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在此基础上，范旭东为实现实业救国和发展化学工业的愿望，又着手制碱工业，于１９１７年开始创建永利碱厂。碱厂开工之初，生产很不正常，在侯德榜等一批技术骨干的努力下，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１９２６年实现了正常运转，生产出优质纯碱。为了进一步发展盐业，范旭东于１９２６年至１９２７年，又先后在青岛开办永裕盐业公司，在汉口开办信孚盐业运销公司。在永利碱厂略有盈余后，范旭东于１９３３年１２月着手创办永利碱厂。该厂于１９３４年７月在南京长江北岸六合县境内的卸甲甸动工，１９３７年２月５日生产出我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抗战期间，范旭东继续在大后方创办实业。１９３８年７月，在四川自流井开办了久大自流井盐厂。同时，又在四川犍为县五通桥开办永利川厂。在办厂过程中，范旭东积极支持侯德榜等人革新苏尔维制碱工艺，于１９４３年研究开发成功了联合制碱新工艺。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旭东正准备派员分赴久大、永利、永裕等厂接收原有财产之时，突然身患急性肝炎，经医治无效，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４日与世长辞。对范旭东的逝世，社会各界深感痛惜。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为他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往南园吊唁。重庆《新华日报》于１０月６日报道了范旭东逝世的消息，又在１０月２１日发表了许涤新的悼念文章，表彰范旭东对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作出的贡献，痛悼失去“一位可以携手为中国经济建设而奋斗的友人”。１１月１４日，由２２个团体发起在重庆江苏同乡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吴蕴初、侯德榜、阎幼甫、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胡厥文等。郭沫若的挽联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胡厥文的挽联是：“建国方新，忍看工业有心人溘然长逝；隐忧未已，何图生产实行者弗竞全功”。

我国化学工业的先导者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范旭东满怀爱国热情偕妻由日本回国，适逢北洋政府把流通市面铸有“龙洋”图案的银元改铸为袁世凯半身像的银元。范旭东被派到铸币厂负责银元的化验分析。这是他初次也是毕生唯一的一次担任官职。按规定每枚银元的重量为７钱２分，纯银含量为９６％，可是铸币厂偷工减料，从中贪污，擅自降低纯银含量。刚出校门的范旭东，热情很高，每日辛勤化验，但没有一次分析结果符合规定标准。他很快发现了这种贪污舞弊问题，并积极向上面反映，要求回炉重铸，均未获准。一怒之下，他只干了两个月就坚决辞职了。后来每提到这件事，他总是说：“我一次就饱尝了官场腐败的滋味。这样也好，使我另辟途径，自谋出路。”

　　不久，在范源濂帮助下，范旭东获得到欧洲诸国考察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法、德等国工商业已有很大发展。素怀兴办化学工业大志的范旭东以考察盐务为主，兼及制碱工业。当时国外食盐已大量改用雪白纯净的精盐。这种盐的生产难度不大，成本不高。制碱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路布兰法，即以硫酸钠为原料制碱；一为苏尔维法，即以氯化钠与石灰石为原料制碱。后者成品纯度高，为用户所乐用，畅销全世界，在技术上形成专利垄断，对外不公开。范旭东在英、法、比等国考察用苏尔维法制碱工厂时，多次碰壁，不准进入现场，仅在英国卜内门碱厂参观了锅炉房。这一遭遇，对范旭东是莫大的刺激，更加坚定了原来在日本求学时代树立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创业思想。

　　范旭东１９１４年从欧洲回国后，决心首先发展精盐生产。他积极研究精盐生产技术，着手筹办久大精盐公司。当时，我国长江中下游如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南部等地，食盐运销由官商合伙垄断。盐商挟资财，勾结官府，左右盐政，鱼肉人民。优质精盐全由国外进口，价格昂贵，只有达官贵人才吃得起。为了对抗弊政，活跃经济，范旭东决心自制精盐，销往天津、上海、南京、芜湖、九江、汉口、长沙、宜昌等通商口岸及其他各地。他与担任过盐务署长的景本白合作，向政府提出了成立久大精盐公司的申请。消息传开，即遭到旧盐商的反对，但社会舆论极力支持，当局不得不予以批准。

　　久大精盐公司（１９１９年以后改为久大盐业公司）于１９１３年开始招股集资筹备，１９１４年由景本白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在天津塘沽正式建厂，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制成精盐。创办之初，集资共５万银元，１０年后股本扩大到２５０万银元。

　　久大精盐问世后，深受消费者欢迎，业务发展极快，各地经销分店只做批发，不做零售，随运随销，获利可观。开业后两年中，股东除领取股息外，还分得相当于股金两成至三成的红利。范旭东因此赢得股东的信任，成为民族工商业界崭露头角的人物，也为以后创办永利碱厂奠定了基础。但与此同时，旧盐商集合朝野势力，经年累月与久大纠缠，初则企图连根拔掉久大，以便他们卷土重来，垄断盐业；继则挟其雄厚经济实力，联合运销同业组成“准南公所”，与久大争夺市场。范旭东便与经营精盐的同业组成“精盐公会”与之对抗。景本白出任第一届“精盐公会”会长。

　　久大公司事业的发展，也引起了官僚、军阀的注目。当时，奉系军阀驻天津司令李景林，曾以筹军饷为名，行绑票勒索之实，要范旭东捐军饷２０万元。遭严词拒绝后，李景林下令扣留范旭东，并派人到久大以范旭东的性命难保相要挟。后经范源濂找人斡旋，并由久大公司背着范旭东筹款８万元送去，他才脱险归来。

开拓纯碱工业的爱国志士

　　纯碱，是范旭东１９２６年给碳酸钠起的商品名。比利时人苏尔维发明氨碱法制碱工艺后生产发展很快。２０世纪初，这种碱在我国已广泛使用，但都来自海外，市场主要由英商卜内门公司垄断，故国人称为“洋碱”。

　　范旭东早已注意到这一重要化工原料，认为应在国内组织生产。１９１１年赴欧考察时曾将苏尔维法制碱技术列为重要考察项目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远洋运输困难，洋碱来源受阻，外商乘机抬价达七八倍，甚至捂住不卖，制造有行无市，严重影响我国纺织印染、玻璃、锑矿冶炼等许多工厂的生产和民用。尽管赴欧考察技术毫无收获，但范旭东发展民族制碱工业的决心却有增无减。

　　１９１７年，范旭东与陈调甫、王小徐合作，在小试成功的基础上，在他天津寓所的庭院内建起１座３米高的石灰窑和１套氨碱法制碱装置，进行模型试验。经３个多月日以继夜的艰苦努力，他们打通了工艺流程，制得了９公斤产品。范旭东乃向久大公司董事会建议筹建碱厂。获得通过后，即着手筹集资金，收罗人才，设计图纸和筹措设备，申办工业用盐免税，选购厂址等等筹建工作，并于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成立了永利制碱公司。对于制碱技术，范旭东曾与拥有专利权的外商谈判购买。对方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要求在合同上规定生产关键工序由他们直接派人操作，不带学徒，不传授技术；在我国销售产品，得由他们规定市场，不得在规定之外的地区销售……范旭东断然拒绝了这些条件，决心从国外购买设备，自己组织设计。当时，垄断制碱技术的几大公司相互间也严格保密，各藏“绝招”，重要机器设备均各厂自制，都不出售成套设备。购买设备只能东拼西凑，设计难度很大。陈调甫在美国进修期间，范旭东便委托他和纽约华昌贸易公司的李国钦在美国聘请技术人员搞设计、选购和订购设备，还聘用旅美化工留学生利用假期参与设计制图和验收设备。１９１９年底，总算搞出了一套七拼八凑的设计图纸，由陈调甫携带回国。

　　１９２０年，永利制碱公司筹得银洋４０万元，获北洋政府大总统特批，农商部颁布准予工业用盐免税３０年，并在塘沽盐场附近选好了厂址。９月，碱厂破土动工。施工安装过程中，暴露出工艺与设备存在的许多问题，设计不得不一再修改，工程不得不不断返工。经陈调甫推荐，范旭东特邀请了侯德榜于１９２２年来厂全面领导技术工作。１９２３年开始试车，又不断修补调整，１９２４年８月开始生产出产品，但颜色红黑间杂，质量很差，远不如卜内门洋碱纯净洁白。这时，碱厂已耗资２００万大洋，债台高筑，用盐免税问题又出了岔子。原来，卜内门公司乘永利碱厂生产尚未正常之际，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和驻华使节指令充任财政部盐务稽核所的英籍会办丁恩，强行公布了《工业用盐征税条例》，规定“工业用盐每担纳税２角”。这将使每吨碱的成本凭空提高８元，使之更难与卜内门竞争，从而将永利碱厂扼杀在襁褓中。不少股东感到失望、灰心，不愿继续搞下去；有的股东要求撤换侯德榜，另聘外国专家来主持技术工作。范旭东知难而进，努力说服多数股东勉强同意他提出的“在开车中谋求解决技术问题”的主张。同时，范旭东上告北洋政府行政院，起诉财政部盐务署违反政府颁布的准予工业用盐免税３０年的法令。几经周折，永利碱厂胜诉，获准盐税再“暂免一年”。１９２５年春，在侯德榜等同仁努力下，找出了产品质量问题的病根，不断改进措施，逐步见到成效，产品颜色开始转白。但４台船式煅烧炉这时已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被迫停产。要恢复运转和继续解决技术问题，必须花大量资金。盐税“暂免一年”也即将到期。股东们意见分歧更为强烈。针对永利碱厂所处困境，卜内门公司总经理尼可逊（Ｎｉｃｈｏｌｓ０ｎ）一再要求范旭东与之会谈。在大连会谈中，他反复炫耀卜内门资金充足，技术力量雄厚，条件优越；剖析永利碱厂的困境，提出愿投入资金和技术与永利碱厂合作。范旭东早在赴大连前已料到对方想乘人之危，接管永利碱厂，控制中国碱业的企图，为此他提出：永利公司章程已明确规定：“股东只限于享有中国国籍者”，无可变通，否则牵动政府所许优惠政策，对永利碱厂有害无益，谢绝了“合作”建议。回厂后，范旭东召开董事会，剖析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的先进性与难度，列举日本等国也多年摸索未能搞成，而永利碱厂已陆续解决了工艺技术、设备等多方面的问题，不能功亏一篑；还介绍了外国垄断资本一再企图扼杀永利碱厂事业的种种阴谋诡计；要求董事们高屋建瓴，为维护永利碱厂和民族工业的前途坚持奋斗；碱厂一定能够成功。他还历数侯德榜多年如一日，以厂为家，查问题，想办法，带领员工已做出的业绩，提出：“对这样难得的人才，我希望大家像支持我一样支持他的工作……”范旭东这个分析精辟、气魄雄伟的报告，得到了全体董事的理解和支持。这年６月，在“五卅惨案”激起的全民爱国反帝高潮中，永利碱厂通过上海英文《大陆报》发表题为《请看英人摧残国货毒辣手段》的文章，披露工业用盐收税案的经过，揭露丁恩侵犯主权、摧残我国工业的情况，在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丁恩等人慑于舆论，才将工业用盐免税再延期５年。这期间，碱厂的技术问题在侯德榜领导下，继续得到解决，并重新订购了先进的回转型外热式煅烧炉，取代了原有的那种国外早已淘汰的船式煅烧炉。１９２６年６月，完成了重新开车的各项工作。其间，范旭东在总揽全局的百忙中，仍始终坚持经常到现场检查施工安装情况，参与研究处理各种问题，输送碱液的管道，原来用钢管，不耐腐蚀，经常损坏，长期靠修修补补，影响生产越来越严重。他发现后，下决心拆除了这个系统价值１０余万元的钢管，换用耐腐蚀的铸铁管，解决了问题。事后，他还请工人用几段拆下的废钢管做成一张桌子放在办公室内，作为自己长期不认识腐蚀问题严重性的警戒。６月２９日，碱厂重新开车，一切正常，源源生产出了纯净洁白的产品。在全厂欢庆声中，范旭东提出：建议将这种产品取名为“纯碱”，以区别于“洋碱”。从此，永利纯碱开始畅销各地，纯碱之名传遍全国。这年８月，永利纯碱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的评语，荣膺大会金质奖章，开始蜚声海外。这时，卜内门公司又挟其雄厚资本与其所掌握的市场，采取降价倾销的手段，在永利销售纯碱的上海、汉口、长沙等地大幅度降价，甚至赊销出售，企图将永利纯碱从市场上挤出去；而在天津则不予降价，以诱使永利将大部分产品在本地销售，让他们的产品继续占领我国广大市场。范旭东研究分析了市场动态之后，决定采取相应的对策。他指示公司的营业机构，当卜内门将碱价降低时，我们便以更大的幅度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并延长赊销兑款期限；本厂的产品除了在天津销售外，继续在其他地方销售。开始，有些股东不以为然。范旭东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如果我们把销售集中在天津一地，外地销路没有打开，市场基础不巩固，有朝一日，卜内门再回过头来，我们将完全处于被动，束手无策的地位，结果很可能彻底失败。”果然，永利纯碱在各地大幅度降价出售不到一个月，卜内门公司即派人来要求同永利协商调整纯碱销售价格。同时，该公司还通过永利碱厂的干部，推荐一个小职员进入永利作为坐探，收集永利的业务情报。此人在卜内门和永利碱厂都拿薪水。后来他终于良心发现，将其充当间谍的事实坦白出来。范旭东获悉之后，立即找他谈话，表扬他的坦白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并保证不解雇他，要他继续工作；但提出一个条件，即以后当他向卜内门公司提供情报时，应先由范旭东指定公司中的高级职员虚拟业务动态材料，再经他送交。这一反间谍绝招，使永利碱厂在与卜内门争夺纯碱市场中居于有利地位，使卜内门挤垮永利的企图终成泡影。后来，卜内门终于同意了范旭东提出的纯碱市场销售额的协议，即永利纯碱销售额应占我国市场销售总额的５１％，再次维护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权益。为了亲自到永利碱厂了解情况，寻求新的花招，卜内门公司总经理通过其驻上海经理约请范旭东在天津会见。范旭东则同意只在上海与他相见，并在他由沪启程来津当晚，乘火车南下。还吩咐永利碱厂的同事，如果卜内门总经理要求参观碱厂，可以陪同进厂，但只让他看看锅炉房，谢绝参观主要车间，作为２０多年前他在英国参观碱厂只让看锅炉房的礼尚往来的回报。

　　在永利碱厂艰难创业的过程中，范旭东为了摆脱公司在经济上受到的压力，仍继续致力发展盐业，积累资金。１９２６年，他在青岛开办永裕盐业公司，１９２７年在汉口开办信孚盐业运销公司，１９３０年又在江苏省连云港开办了久大大浦分厂，除设海水制精盐的盐场外，还自办电厂发电。盐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久大盐业公司，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永利制碱事业的发展。盐碱并茂，成为我国民族工业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发展实业　功在中华

　　当永利碱厂生产正常，营业扩展，有了盈余之后，范旭东又满怀热情地继续发展民族化学工业。１９２９年１月，范旭东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资助２０００万元建设“国立酸碱厂”的申请，但未能如愿。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南京国民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时，制订了所谓十项实业计划，其中有办硫酸（即硫酸铵）厂一项，并于１９３１年成立中国氮气公司，负责筹备此事。消息传出，英国卜内门公司和德国蔼奇颜料工业公司表示愿与中国合办硫酸铵厂。但在商谈中，他们先说中国不必办厂；继而又提出如果“合作办厂”，在１２年内中国政府不得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四川８个省与其他公司开设新的硫酸铵厂；还坚持中国氮气公司的硫酸铵产品均由英、德两公司组织联合包销。因条件苛刻，商谈破裂。范旭东耳闻目睹商谈经过，更增强了独办中国硫酸铵厂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把这一实业办成。他取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国银行、中南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支助，加上永利制碱公司积累的 资本，于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２日呈请实业部备案，自办硫酸铵厂。同年１２月８日，经当时的行政院会议批准，于１９３４年３月，将永利制碱公司更名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新办厂定名为南京铔厂（以后通称永利宁厂），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５万吨。

　　为了勘测厂址，范旭东亲自率队先后考察过湘潭、株洲、马鞍山、上海，最后选择了南京长江北岸江苏省六合县的卸甲甸。１９３４年７月，永利宁厂开始在这里平整土地，修马路，造码头，建厂房。鉴于过去建设碱厂的经验和教训，范旭东与侯德榜决定：范在国内掌管全局，侯在美国负责选择技术，订购设备，组织设计。同时选派一批技术骨干随同侯德榜去美国办理有关工程技术事宜，并到同类工厂实习。所有对外的合同都委托纽约华昌公司李国钦为代表出面签订。为了节省投资，不引进成套设备，只择优关键单机，如煤气炉、合成塔引自美国，高压机引自德国。至于辅助设备，多是从国外拍卖市场处理品中挑选来的。凡在国内、厂内能制造的机器设备，均自己解决。这座工厂，包括硫酸、合成氨、硝酸、硫酸铵及硝酸铵等生产部门和许多辅助生产部门，经过土木建筑、设备安装，单体、联动、局部、全部试车后，于１９３７年２月５日投料生产，一次成功，生产出了第一批硫酸铵。像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联合企业，能在３０个月的时间里顺利投产，令国人为之振奋。范旭东在《记事》里写道：“列强争雄之合成氨高压工业，在中华于焉实现矣。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翼；现在又有合成氨、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翼。有了两翼，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展翅腾飞了。”

　　１９３７年７月底，平、津相继沦陷。在日本侵略军进入天津之前，范旭东下令永利碱厂和久大盐厂职工停产疏散，仅留永利碱厂厂长许滕八、久大盐厂厂长彭九生等少数人护厂。连云港久大大浦分厂和青岛永裕盐业公司也按范旭东通知事先撤离。南京沦陷前夕，永利宁厂投产仅９个月，也按范旭东安排停产，职工向长江上游撤退。

　　天津、塘沽、南京的相继沦陷，给范旭东创办的实业，给我国刚刚起步的化学工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但是，范旭东对发展化学工业的决心毫不动摇，又坚持在大后方重建自己的事业。“七·七事变”后不久，范旭东就派李烛尘等人在重庆市设立了久大和永利两公司的华西办事处，接待两公司陆续到川人员，并选定四川腹地的自流井和犍为县境内五通桥盐区附近的老龙坝，作为两厂在后方建厂的基地。范旭东呕心沥血，费尽周折，获得盐务局批准，在自流井创办久大川厂；获得当地盐商同意，购进他们的卤水，利用当地的天然气，用平底锅熬制精盐；利用卤水所含杂质提取副产品，其中包括硼砂，这是海卤中所没有的。１９３８年，《大公报》汉口版专电报道了久大川厂建成投产的消息。久大川厂投产，不仅使久大撤到四川的职工得以就业，又解决了邻近诸省的用盐问题，甚受重视。开始，该厂所产精盐系结晶颗粒，非用麻袋包装不可，不如当地土产的块状盐巴，无需包装，可用肩挑或牲口载负，运输简便，途耗少，更优越。为了便于散装运输，久大技术人员装设了若干台水压机，将精盐颗粒压成５公斤１块的盐砖，从此久大的精盐畅销四川、贵州，而且长期运到湖南沅陵、常德一带销售，为湘鄂人民解决了因海盐中断而缺盐的困难。久大川厂自己设有机修厂和发电厂，还利用附近糖厂榨糖后余下的母液发酵和精馏，制成动力用的酒精，作为本厂汽车运输的燃料。凡此种种措施，都为久大在四川立足创造了条件。

　　永利川厂设在五通桥老龙坝，规划占地近千亩。为少占良田，只将仓库与发电厂建在平地；职工宿舍建在左边小山丛林中；并将大部分山地开成山洞，准备将重要车间置于庞大的山洞中，以防空袭。由于四川井盐成本远超过海盐，制碱需要采用原料利用率高的方法生产才合理。１９３８年范旭东曾委派侯德榜带队赴德国考察，准备购买察安法专利。对方提出种种辱国条件故意刁难致使谈判破裂之后，范旭东积极支持侯德榜等人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经过艰苦努力，１９４１年研究出融合察安法和氨碱法两种方法、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两种流程于一体的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并于１９４３年完成了半工业装置试验。当时，为表彰侯德榜的功绩，永利公司决定将此新法命名为侯氏制碱法。此方法的成功，正如该厂致侯德榜的贺电所说：“积二十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设计适合华西环境之新法制碱，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一新纪元。”联合制碱工艺的成功，使范旭东欣喜万分，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在川西创办新碱厂的信心和决心。他曾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向国民参政会和社会各界广为宣传，争取支持，募集资金，争取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建厂计划。１９４０年春，他经香港、菲律宾到美国旧金山采购工厂技术设备和深井工程器材，办理通过中缅公路线运到四川的运输事宜。他先后购买了货运卡车２００辆，除运输永利川厂所需设备器材外，还承担了抗日时期部分军需物资的运输任务。范旭东在美期间，还参观了碱厂和一些化工厂、石油钻井工程及中小型煤矿。回国后，他亲自指挥艰巨的运输工作，处理永利川厂筹建中的重大问题。为了解决永利川厂用煤问题，他根据地质资料，在厂址范围内，自办了一个半机械化的煤矿，投产后可日产煤５０吨。不久，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缅公路中断，中印公路勉强通车后，也只许用于军事物资的运输。永利川厂的部分器材由美国运到印度后，都难于运回国内。其余有的推延了交货时间，有的干脆取消合同，停止发货。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永利川厂只好停下联合制碱新工艺的工程建设，转而利用已有的厂房的设备器材，以邻县乐山、夹江等地的芒硝为原料，改用路布兰法生产纯碱，渡过难关，直到抗战胜利。

化工科学研究的先驱

　　范旭东在创办实业的同时，积极提倡科学救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积极参与和支持科学研究工作。早在１９２２年，他就创办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把久大、永利两公司给他的酬金用作该社的科研经费。这是我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也是他自喻为毕生创办的第三件大事业。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前身为久大塘沽盐厂的化验室，开始主要利用精制食盐余下的卤水制取硫代硫酸钠，以及生产咸味刷牙水和漱口水等，后来又利用永利碱厂的副产品生产碳酸钙、碳酸镁。它出产的明星牌牙膏（也带有盐分），在抗战前后一个时期内独步市场，风行一时。范旭东创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宗旨和目的，不仅为本企业的生产服务，解决制盐和制碱中的一些科研问题，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批化工科技人才，为振兴我国的化学工业服务。他曾提出：“黄海应该是我们的神经中枢。他不属于永久两公司，而是与永久两公司平行独立的化工研究机关”。他聘请并全力支持获美国哈佛大学化学博士学位的孙学悟主持社务。范旭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孙学悟和全社员工的不懈努力，黄海开创了我国无机应用化学、有机应用化学及细菌化学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写下了化工科研史上光辉的一页。黄海与永利、久大联合组成的“永久黄集团”还创办了《海王旬刊》。该刊在范旭东的主持下制订了“四大信条”：一、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二、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事业；三、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大局；四、在精神上以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从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４９年，《海王旬刊》累计出版６００多期，范旭东先后亲自为该刊撰稿逾百篇。永利、久大两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数千名职工在“四大信条”的鼓舞和鞭策下，为发展我国的化学工业和科学研究事业迈出了坚定的步伐，其中范旭东不愧是实践这些信条的典范。

　　范旭东本着“以能为社会服务为最大光荣”的信条，抗战期间还创办了中国工业服务社。他亲自为该社拟订章程，规定其宗旨是：“协助有志兴办工业的团体或私人，为其提出的工业生产项目，共同进行调查研究，如资源、厂址、技术工艺、设备要求和投资计划及市场需要等。”一经委托和受托双方取得协议，即由该社提出建设方案和工程计划，从永利、久大、黄海等单位中抽调人员协同委托单位实施。这个服务社刚刚办起，就与四川省南川县的一煤矿签订合同，派永利的黄汉江前去帮助该矿把生产搞了上去。这也是我国化工科技咨询服务工作早期的一次成功范例。

　　范旭东十分热衷于学术活动和教育事业，曾担任中国自然科学社理事达３０余年，曾受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聘请担任评议员达１０余年，曾被推选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会长、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他还继兄长范源濂之后担任过中华书局董事，对出版事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他还是天津南开大学和湖南私立隐储女校的校董。他对南开大学化学系和经济研究所捐赠过奖学金，以鼓励优秀学生。

　　(作者：章用中　楼义林)

简历

　　１９００—１９１０年　留学日本工业专科学校、京都帝国大学化学系。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任专科助教。

　　１９１１年　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任分析化验员。

　　１９１４—１９４５年　任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

　　１９１７—１９４５年　任永利公司总经理。

　　１９２１—１９４５年　任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董事长。

　　１９４５年　在重庆病逝。

参考文献

　　１　章执中．我所知道的爱国实业家范旭东．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１７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６

　　２　张能远，李海曙，卞吉．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记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旭东先生．南化报，１９８４．１０

　　３　范果恒．在范旭东先生塑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南化报，１９８４．１０

　　侯德榜，名启荣，号致本，１８９０年８月９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普通农家。自幼半耕半读，勤奋好学，有“挂车攻读”美名。１９０３—１９０６年，得姑妈资助在福州英华书院学习。他目睹外国工头蛮横欺凌我码头工人，耳闻美国的旧金山种族主义者大规模迫害华侨、驱逐华工等令人发指的消息，使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他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罢课示威。１９０７—１９１０年，就读于上海闽皖铁路学院。毕业后，在英资津浦铁路当实习生。这期间，侯德榜进一步感受到帝国主义者凭技术经济优势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和人民进行残酷剥削与压迫，立志要掌握科学技术，用科学和工业来拯救苦难的中国。１９１１年，侯德榜考入北平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以１０门功课１０００分的优异成绩誉满清华园，１９１３年被保送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学习。１９１７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再入普拉特专科学院学习制革，次年获制革化学师文凭。１９１８年又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制革，１９１９年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１年获博士学位。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侯德榜被接纳为美国Ｓｉｇｍａ Ｘｉ科学会会员和美国Ｐｈｉ Ｌ ａｍｂｄａ Ｕｐｓｉｌｏｎ化学会会员。侯德榜的博士论文《铁盐鞣革》，围绕铁盐的特性以大量数据深入论述了铁盐鞣制品易出现不耐温、粗糙、粒面发脆、易腐、易吸潮和起盐斑等缺点的主要原因和对策，很有创见。《美国制革化学师协会会刊》特予连载，全文发表，成为制革界至今广为引用的经典文献之一。

　　１９２１年，侯德榜接受永利制碱公司总经理范旭东的邀聘，离美回国，承担起续建碱厂的技术重任。在制碱技术和市场被外国公司严密垄断下，侯德榜带领广大职工长期艰苦努力，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１９２６年取得成功，正常生产出优质纯碱。在总结亲身实践的基础上，侯德榜用英文撰写了《纯碱制造》（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ｄａ）一书，１９３３年在纽约出版，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产生了深远影响。１９３４年，永利公司为了“再展化工一翼”和生产化肥，决定建设兼产合成氨、硝酸、硫酸、硫酸铵的南京铔厂，任命侯德榜为厂长兼技师长（即总工程师），全面负责筹建。侯德榜深知筹建这个联合企业的复杂性，且生产中涉及高温高压、易燃易爆、强腐蚀、催化反应等高难度技术，是当时化工高新技术之最；而国内基础薄弱，公司财力有限，工作难度极大。他很耽心“……万一功亏一篑，使国人从此不敢再谈化学工业，则吾等成为中国之罪人矣！”但抱着“只知责任所在，拼命为之而已”的决心，知难而上。他按照“优质、快速、廉价、爱国”的原则，决定从国外引进关键技术，招标委托部分重要的设计，选购设备，选聘外国专家……结果，仅用３０个月，就于１９３７年１月建成了这座重化工联合企业，一次试车成功，正常投产，技术上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它给以后引进技术多快好省地建设工厂提供了好经验。这个厂，连同永利碱厂一起，奠定了我国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化工科技人才。但不久，发生“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逐渐逼向南京，曾先后３次以“工厂安全”相要挟，提出“合作”管理南京铔厂的要求。侯德榜和同仁们大义凛然，坚持“宁举丧，不受奠仪”，拒绝“合作”；同时，积极响应抗战，利用工厂设施，转产硝酸铵炸药和地雷壳等物资，支援前线。工厂被日本飞机３次轰炸，无法生产之后，侯德榜又组织职工紧急拆迁设备，并将人员和资料一同送往内地。

　　１９３８年，永利公司在川西五通桥筹建永利川厂，范旭东任命侯德榜为厂长兼总工程师。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侯德榜带领职工，生产自助，维持公司人川员工生计；同时，着手筹办四川碱厂。由于四川的条件不适于沿用氨碱法，侯德榜特于１９３９年率队赴德国考察，准备购买察安法专利。在对方提出辱国的条件下，侯德榜中止谈判，发愤自行研究新的制碱方法。他领导一大批科研设计人员经过艰苦努力，于１９４１年研究出融合察安法与苏尔维法两种方法、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两种流程于一炉，联产纯碱与氯化铵化肥的新工艺。１９４３年完成半工业装置试验，但由于战争和政局混乱，没有条件继续实现工业化而中断。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侵略者投降不久，范旭东逝世，侯德榜继任总经理，全面领导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工作。他立即组织恢复永利沽厂与南京铔厂的生产。铔厂的硝酸设备在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运往日本，经侯德榜和李烛尘等人一再向有关方面严正交涉，他亲赴东京找盟军总司令部等有关方面据理力争，才于１９４８年全部归还，恢复硝酸生产，至今仍在运行。１９４７年，侯德榜受聘兼任印度塔塔公司顾问总工程师，先后５次赴印度指导改进该公司碱厂的设备和技术，使这个碱厂正常运转，生产出优质纯碱。对此，后来尼赫鲁总理访华时也大加赞扬，引以为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典范。１９４９年，侯德榜第５次赴印期间，得知中共中央领导人很关心永利的事业，并希望与他共商国家大计，使之十分激动，力克重重阻碍，绕道泰国、香港、韩国赶回北京。聂荣臻元帅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他时说：“革命是我们的事业，工业建设要看你们的了！希望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永利驻京办事处探望他，祝贺他胜利返国，赞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邀请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设计建设新中国的蓝图”。侯德榜受到极大鼓舞，决心加倍努力工作，报效祖国。之后，他相继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首届委员，第二、三、四届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先后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务院重工业部技术顾问，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等等。１９５３年，他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并当选为第一、二届中央常委。同时，他更加勤奋于科学技术工作，为发展化学工业日夜操劳。他先后向中央领导人介绍过“永利公司建设十大化工企业的设想”，提出过“对复兴工业的意见”等多项建议。他参与了全国化学工业和科技事业的许多重要决策，领导了化工行业许多重大科技活动。在他的建议和指导下，对联合制碱新工艺继续进行补充试验和中间试验，１９６２年实现了工业化，成为我国生产纯碱和化肥的主要方法之一。１９５８年，他又提出了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新工艺的设想，亲自领导示范厂的设计、施工、试验和改进，１９６５年获得成功。在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广大职工共同努力下，陆续推广建厂１０００多座，其产量长期占全国氮肥总产量一半以上，对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侯德榜在发展磷肥、农药、聚氯乙烯、化工机械等工业和化工防腐技术，以及传播交流科学技术，培育科技人才等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１９７２年以后，侯德榜日渐病重，行动不便，仍多次要求下厂视察，帮助解决技术问题，还多次邀请科技人员到家里开会，讨论小联碱技术的完善与发展等问题，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侯德榜毕生的科学技术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突破氨碱法制造纯碱的奥秘

　　纯碱，学名碳酸钠，是生产玻璃、搪瓷、纸张等许多工业品、食品和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基本化工原料。１８６１年比利时人苏尔维发明的氨碱法，即用食盐、氨和二氧化碳反应制造纯碱的方法，适于大工业生产，产品质量高，成本低，远优于早期用芒硝经硫化钠制纯碱的吕布兰法。但这种生产方法长期被几大公司控制着，封锁技术，垄断纯碱市场。１９１７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卜内门公司在我国乘机抬高碱价七八倍，甚至有行无市，致使不少以碱为原料的工厂纷纷倒闭。爱国实业家范旭东为此十分痛心，特集资开办永利制碱公司。经多方努力从美国买来一套东拼西凑的碱厂图纸和一些设备，１９１９年开始在天津塘沽建厂。施工中，设计图纸和设备出了许多问题，氨碱法制碱技术的复杂性和难度逐渐被受到重视。连续化的制碱流程从化盐、烧灰、吸氨、碳化、煅烧、蒸氨到动力，一环扣一环，连成整体，均需配套协调动作，才能正常生产；任何局部故障或失调，都会牵动全厂，造成事故。范旭东认识到：要搞好这样的现代化化工厂，没有可靠的专家来主持技术工作，肯定不行。经陈调甫热诚推荐，范旭东选中了在美国攻读博士的侯德榜。１９２１年初，他写信并派专人送到美国，坦诚书怀，邀请侯德榜“学成回国，共同创办中国的制碱工业”。纯碱工业的重要性、问题的紧迫性以及范旭东工业救国的抱负、胆识和热诚，深深打动了侯德榜。他把邀请视为报效祖国的良机，毅然相许。

　　一到永利碱厂，侯德榜就全身心扑在了工作上。当时，碱厂设备安装已全面展开，侯德榜从边干边学入手，逐步熟悉情况，探索问题，解决问题。试车过程中，陆续出现问题和事故好几百起，彼伏此起，延续几年。其中包括蒸氨堵塔、巨震、碳化塔液泛、结疤，煅烧炉结疤、咬刀、烧裂，产品带色等重大技术问题。他通过深入现场，亲自观察、检测、操作，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依靠广大职工，听取意见和建议，组织指导他们查阅书刊资料，搞试验研究，搞处理方案，逐一解决这些问题。在解决蒸氨工序结疤堵塔问题中，侯德榜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反复探索，找出了硫酸铵、炼焦氨水等不同氨源对结疤的不同影响，以及它们对氨气浓度和氨盐水质量的不同影响，从而得出了各自不同的适宜操作条件。对于碳化工序，他们通过计算、测定、试验等，深入研究了反应热、溶解热、四元体系相图等从理论到实践的广泛问题，对碳化塔及换热器的型式、结构、尺寸、配伍、操作条件、碳化／清洗倒塔制度、异常状况等都找到了合适的参数与措施。关于煅烧工序，他们研究弄清了碱灰湿度对结疤的影响，找出了适量硫化物对确保白色纯碱的作用机理与操作办法；通过研究煅烧过程温度／分解速度的变化进程、热腐蚀与煅烧炉的材质与结构等问题，自行设计、委托制造，用上了先进的回转式煅烧炉。到１９２６年６月，侯德榜和他的同事们陆续解决了各工序的问题，彻底掌握了氨碱法制碱的全部技术秘密，而且比苏尔维法有所创造，有所改进，从而使这座亚洲第一碱厂生产出了红三角牌优质纯碱。８月，这种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质奖章，并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永利制碱公司曾长期遭受别人垄断技术、独霸市场的折磨，多次濒临天折，侯德榜对此感受很深，在碱厂生产成功之后，他不愿看到后来人再受箝制。他坚守老师杰克逊（Ｄ．Ｄ．Ｊａｃｋｓｏｎ）的铭言：“科学技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它应该造福于人类”，他说：“我们决不做第二个苏尔维，第二个卜内门”，决心把自己多年实践获得的制碱技术经验公布于世。范旭东对此大为赞赏、支持。１９３３年，侯德榜用英文撰写了《纯碱制造》（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ｄａ）一书，作为美国化学会丛书之一，在纽约出版。在该书前言中，侯德榜写道：“本著作可说是对存心严加保密长达世纪之久的氨碱工艺的一个突破。书中叙述了氨碱制造方法。对其细节尽可能叙述详尽，并以做到切实可行为本书的特点。书中内容是作者在厂十多年从直接参加操作中所获的经验、记录以及观察、心得等自然发展而形成的……总的来说，制造厂已得到本工业独特要求的充分保护，而其细节只能通过多年实际操作亲身体现方可获得，至于工厂的特殊环节可以说任何一个好的设计师通过一些试验都能得到好的解决方法，所以无必要为本工业对外保密……在物理化学这一领域中处理大量气体与液体的经验及数据应当公诸于世界，为其他化学工业所利用。这是出版此书的基本动机。”这段前言，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本书的宗旨和性质。这本书的出版，结束了氨碱法制碱技术被垄断、封锁的历史，在学术界和工业界受到高度重视，被公认为制碱工业技术的权威著作。美国著名化学家威尔逊教授称赞这是“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它相继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对世界制碱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表彰侯德榜突破氨碱法制碱技术奥密的功绩，１９３０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一级奖章；１９３３年中国工程师协会授予他荣誉金牌；１９４３年英国皇家学会聘他为名誉会员，是当时全世界仅有的１２位名誉会员之一。

发明联合制碱新工艺

　 联产纯碱和氯化铵的连续法联合制碱新工艺，是纯碱生产技术发展历程中继吕布兰法、氨碱法之后的第三次飞跃。它的出现，正如侯德榜后来在《制碱化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是由于氨碱法消耗原料（食盐）多，不经济；废液量甚大，要占用大片土地来堆积且污染水源。为了克服这些缺点，１９３１年，察安公司首先用碳酸氢铵处理盐卤的方法在捷克建了一座日产纯碱和氯化铵各１０吨的工厂，其食盐利用率可达９０％—９５％。１９３８年在筹建永利川厂纯碱装置之初，由于四川井盐昂贵，耕地少等缺点，侯德榜等人．认为不能沿用氨碱法，因此侯德榜乃率队到德国洽购察安法专利。在德意日已结成法西斯轴心的政治背景下，他们一行在旅途和工作中遭遇困难重重。谈判中，对手先以高价勒索，后又提出：“用察安法生产的产品，不准向满州国出售。”公然否定东三省是我国领土。对这种损权辱国的条件，侯德榜十分气愤，当即据理批驳，中止谈判，撤离德国。之后，侯德榜利用他的丰富经验和渊博知识，组织指导永利公司大批技术骨干开展了新法制碱的研究。第一步，先摸索仿试察安法。当年就在川西五通桥开始试验。当时，四川科研器材、试剂、资料十分匮乏，举步维艰。次年春，侯德榜安排科研人员将试验迁到香港进行，他自己在纽约函电联系指导。通过５００多次试验，分析２０００多个样品，侯德榜和几位技术骨干基本掌握了察安法。第二步，侯德榜决定研究碳酸氢铵水溶液与食盐粉直接复分解的方法。１９４０年初，试验获得了初步结论，随即在上海法租界安排进行扩大试验。同时，增派技术人员到美国深入进行补充试验，并着手进行碱厂设计。１９４１年初，在美国的试验得到了准确的结论，并查明了察安法专利报告所谓“该法的关键在中间盐的加入”的虚妄论断。同时，上海的扩大试验也初步得到了近似小试的结果，表明新法制碱初步成功。永利川厂厂务会议决定将新法命名为“侯氏碱法”，驰电纽约，祝贺侯德榜“积二十年深邃学理之研究与献身苦干之结果，设计适合华西环境之新法制碱，为世界制碱技术辟一新纪元”。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法租界被日军占领，新法制碱的扩大试验被迫中断；同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在其撤退中的设备器材等尽陷敌手，川厂的建设前景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范旭东的支持下，侯德榜仍继续进行他的第三步试验，即研究制碱流程与合成氨流程结合，连续生产纯碱与氯化铵的工业试验方案。他在美国购买了已受控制的液氨，空运四川。郭锡彤等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按照侯德榜的方案，在川西五通桥建设了一套日产纯碱和氯化铵各几十公斤的连续法中间试验装置。１９４３年秋，开车试验，精制的盐液（含盐母液）送人吸收塔，用（氨厂的）氨进行氨化后，送碳化塔，用（氨厂的）二氧化碳进行碳酸化，得到含碳酸氢钠结晶的反应液，过滤，滤饼煅烧，得纯碱；滤液经降温，加人粉盐，析出结晶，再过滤，将结晶干燥，得氯化铵；母液加盐，再送吸收塔氨化……如此循环，连续运转，不断制得纯碱和氯化铵两种产品。试验运行顺利，确立了“侯氏碱法”的原则流程。它融合了氨碱法与察安法，使碱厂与氨厂密切结合，食盐利用率达９５％—９８％，没有废液排出，投资和产品成本比分别建厂可大幅度降低。同年１２月，中国化学会特将第十一届年会安排在永利川厂举行。通过听取报告和参观试验车间操作运行，年会对“侯氏碱法”给予高度评价，并致函在国外的侯德榜表示祝贺。这一新工艺还在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３年两次得到主管专利机关批准，获得专利证书。不幸的是，由于战争影响，条件困难，这套中试装置运转两个多月就停产了。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后，永利公司的精力转向了恢复塘沽碱厂与南京铔厂的生产，随后，又受内战影响，永利川厂的建设和“侯氏碱法”的工业化问题长期未能继续。１９４９年底，侯德榜受中央财经委员会和重工业部委托，率团到东北考察时，发现生产氨的大连化学厂与生产碱的远东电业曹达工厂隔墙为邻，是发展联合制碱的极好条件，当即建议两厂结合，采用这一新工艺；同时，建议在恢复大连化学厂生产的过程中，建立联合制碱的生产试验车间。他的建议得到有关各方支持，很快调集了大批技术人员，在侯德榜的指导下，开展了日产１０吨的试验装置设计、设备制造、安装、试验；同时，在实验室进行补充试验。１９５２年底，试验装置投入全流程试验不久，主管部门传来苏联某专家的意见，说“氯化铵肥效有问题；苏联不以氯化铵为肥料，也不搞联合制碱，”试验被迫停了下来。迎着“一边倒”的压力，侯德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充分掌握了德国、朝鲜、英国、日本以及苏联和我国东北、华北使用与试用氯化铵的大量资料，证明“肥效肯定”。１９５７年初，侯德榜，“坚持科学真理，这是科学家的基本信念”，给化工部党组写报告，并找彭涛部长面谈，坦诚、严肃、详细陈述了对苏联专家意见的看法，以及日本已有３个氨碱厂改用类似方法生产了氯化铵。不久，彭部长告诉他：“周总理刚才来电话，说部党组的报告和你的信都收到了。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同意你的意见，支持你继续把大连的试验搞下去，希望早日成功。周总理还说，你年纪大了，要多加保重。”这年下半年，试验重又展开，并进一步充实力量，随后。开展了１６万吨级生产车间的设计。在侯德榜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了联合制碱流程，确定了工艺参数、设备选型等生产所需数据。其中，“改用两次碳化”，进一步稳定提高了单位含盐母液所得氯化铵与碱的产率；结晶器的研究和防腐蚀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搭伴试验的蒸汽煅烧炉，进一步提高了全流程的技术先进性。１９６１年，第一条８万吨级生产线建成，投入试生产。１９６４年，试生产达到了预定的各项指标，国家科委副主任亲临现场，主持通过了联合制碱新工艺的技术鉴定。之后，这种新工艺陆续在全国５０多家工厂推广，年产纯碱和氯化铵各达百多万吨，成为我国生产纯碱和化肥的主要方法之一。

发明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

　　５０年代中期，亿万中国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迫切需要化肥。１９５７年初，化工部彭涛部长提出了遍地开花办小氮肥厂的战略构想，在广大技术人员中开展了大讨论。讨论很快集中到氨加工品种选择这个关键问题。同年７月，侯德榜在大连碱厂参观食用碳酸氢铵小装置时受到了启发。他运用联合制碱新工艺的思路，进一步想出了把碳酸氢铵的生产融入合成氨生产之中的方法。合成氨生产流程中有个水洗工序，用水吸收变换气中的二氧化碳，可以使合成气净化。侯德榜设想，将水洗改成氨水洗，用合成氨车间生产的氨制成氨水代替水，吸收二氧化碳，可以在净化合成气的同时生成碳酸氢铵，使脱碳工序与氨加工车间合而为一。这种办法，既不要特殊材料，又能大幅度降低氮肥厂的投资、能耗和产品成本；搞小型装置，不仅降低了设备制造、安装及生产操作管理的难度，而且产品可就地就近使用，能减少分解损失，节省包装运输费用。这些优点可能是当前中国条件下大办化肥，实现彭涛部长构想的希望所在。他立即向彭涛部长提出建议，很快得到了部领导和广大技术人员的支持。通过进一步研讨、计算，侯德榜和有关设计人员拟定了工艺流程和设计方案。经部领导批准，决定首先利用上海化工研究院已有的合成氨车间加以改造，作为年产２０００吨合成氨配８０００吨碳酸氢铵的县级小氮肥厂示范试验装置。

　　１９５８年春，侯德榜率领一批技术人员到上海，与有关单位合作，进行设计、设备试制、安装及试验。在“大跃进”的热潮中，６８岁的侯德榜与大家同吃同住，爬高塔，下地沟，挑灯夜战，抢时间搞设计、施工。在工作中，侯德榜高度重视工程质量与节约，对技术问题一丝不苟，每张图纸都经他校核到每一个尺寸确实无误，再签字发出。为了降低设备制造难度，使没有大型水压机的省级机械厂也能制造全套设备，能确保设备质量，能安全运转。侯德榜特别注意革新制造工艺。其中，对于采用铸钢工艺取代锻造工艺制造高压容器（包括合成塔、铜液塔、碱洗塔等）之类重大问题，他既积极，又慎重。一方面，他积极倡导，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再三组织上海机电系统的有关人员研讨落实其可行性、可靠性及其相应措施。还亲自找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德国机械专家孔歇尔教授讨论，证核无误之后，才确定进行试制和试验。对其中高压高温运转的关键设备合成塔，他还亲自参加爆破试验，确证安全可靠才同意在小氮肥厂中采用。１９５８年４月底，示范装置建成，“五一”节那天按计划开车试验，当天下午顺利打通了全流程，生产出了第一批碳酸氢铵化肥。接着，在化工部安排下，由部分省市采用定型设计和统一制造的成套设备，陆续建设１３套县级氮肥厂试验装置，从煤、焦造气到生产出化肥，进一步试验这种新工艺的广泛适应性，积累经验，以便大面积推广。

　　由于各地条件不尽相同，这１３套装置存在不少因地制宜的差异，试验工作十分复杂，其中，二氧化碳与氨是否平衡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影响却很大。为了防止不平衡对全流程的影响，有的厂已在流程中增加了高压水洗，回收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用以提高碳化效率，调节平衡。但这样一来，新工艺的许多优点就不存在了。侯德榜对这些试验，尤其对平衡问题抓得很紧。一面自己查阅资料，组织检测、计算、试验，一面深入各试验现场，调查研究，总结交流。他先后提出了吸氨与碳化工序影响稳产高产的主要操作条件和适宜的参数，碳酸氢铵的湿度与稳定性的关系，降低碳酸氢铵湿度的方法以及其他提高碳酸氢铵稳定性的措施等等，指导各地搞好试验。对于丹阳化肥厂狠抓二氧化碳与氨的平衡试验研究，侯德榜特别关心，曾同彭涛部长一起向江苏省化工厅主持该厂试验的陈东总工程师布置任务，提出要求；又亲自八下丹阳，与该厂一起研讨问题，总结经验，观察措施效果。这个厂在已有水洗脱碳装置的基础上，结合管理，将送人水洗塔的变换气量逐步减小，送人氨水塔的变换气量逐步增大，最后做到全部不送水洗，只送氨洗。１９６２年实现了全流程二氧化碳和氨的平衡，保证了高产、稳产、低能耗，这标志碳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铵化肥的新工艺通过了技术关和经济关。之后，在全国各地进一步迅速推广这种新工艺，建厂达１０００多家，而且有的厂又陆续扩建增产。从７０年代中期开始，这种小氮肥厂的产量长期占全国氮肥总产量一半以上，为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１９６５年，国家科委特向以侯德榜为首的３位技术负责人和４个有重大贡献的单位颁发了发明证书，给予了表彰。

传播科技知识　培育科技人才

　　自幼树立“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宏愿的侯德榜，十分热心科技知识的传播与应用，注意爱护和培育科技人才。

　　早在美国求学时，侯德榜就积极收集对我国发展工业有实用价值的技术。１９１７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至今仍有技术指导作用的《碳化矽之制造》等科技文章。对自己从事科技工作的成果和心得体会，他认真总结，勤于笔耕，力求翔实地公诸于世。于１９５９年出版的《制碱工学》这部巨著的前言中。侯德榜写道：“我国制碱工业获得突飞猛进之发展，工人成为国家的主人，迫切要求掌握技术。因此，塘沽永利碱厂员工将作者的英文第二版（编者按：指１９４２年出版的《纯碱制造》）译为中文……但作者认为英文第二版之内容，已为十数年前的资料，尤以其中多系外国资料，现应结合中国的资源情况，作重要之修订和补充……近承化学工业部领导同志以作者多病，给予休养，因得在青岛及北京小汤山两地，于休养时期历时四五个月，完成此书，以偿夙愿……若能有裨于亚、非、拉丁美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制碱工业，并促进其国家的化学工业的独立，摆脱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则更是欣幸的。”这些话，深刻地反映了侯德榜从事著述的心情。在这种心情的驱动下，毕生忙于生产建设的侯德榜，竟撰写出版了１０部科技图书和７０多篇论文，共２５０余万字。对传播技术、培养人才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国和世界科技知识宝库增添了财富。

　　侯德榜十分重视科技社团在传播交流科学技术方面的作用。１９１６年，他参加了美国化工学会（Ａ．ｓ．Ｃｈ．Ｅ），１９２３年又参加了美国机械工程学会（Ａ．Ｓ．Ｍ．Ｅ），成了两个学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对我国的科技社团，侯德榜更加积极参与和支持开展活动，主动承担义务。他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科技社团——中国科学社的最老成员之一。他先后担任过中华化学工业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工程师协会、中国化学化工学会以及中国化工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和理事长，并曾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副主席。他的大多数论文和不少著作，都首先在这些社团的学术会上宣讲，或在这些社团的书刊中出版，首轮公诸于世。他曾主持过这些社团举办的许多学术活动。他还用自己有限的收入赞助过一些学会开展活动，并捐献了北京的一幢四合院给中国化学会作为活动场所。他对科技社团的情谊和贡献，深深地刻印在广大科技人员的心中。

　　侯德榜在永利公司团结培育科技人才，成绩卓著。范旭东曾提出：“人才是事业的基础”。侯德榜担任公司技术领导职务后，就与同仁们一起，努力将这句名言具体化为一整套奖掖人才茁壮成长的制度。青年技术人员到永利公司工作，先交验学习成绩单，由侯德榜等高级技术人员接待面谈，或者面试后，安排岗位实习半年，再决定录用及定岗。对于在职技术人员和好学上进的青工，公司有计划地组织业余学习，由侯德榜等高级技术人员讲课、检查学习笔记和作业、辅导解决疑难问题。侯德榜认为：工程技术人员应当适应搞工程的需要，不仅要有精深的专业基础，而且要有广博的知识。因此，公司要求，化学工程师不能只懂得化学工艺，至少对电气、机械、建筑也得是内行；机械工程师不能光会计算、画图，至少得经过随图纸参加制造、安装、调试、运转这样一轮全过程的锻炼……对值班技师（相当于现在的总调度），公司规定，一定要在各个车间都工作过，对情况都熟悉后才能任命。公司既以这些要求促使科技人员好学上进，同时也努力为他们创造有利于学习钻研的条件。在创造条件方面侯德榜特别努力。他极力利用引进技术，委托设计，选购设备等等机会，以及自己的各种关系，尽量安排公司的科技人员出国培养深造。三四十年代，永利公司派到美国和加拿大有关科研设计单位、工厂、学校去参加科研、设计、进修、实习、监制、验收等共２０多人，深造效果很好，大多成了各专业的技术带头人。抗战期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为维持永利公司迁川大量职工和家属生计，侯德榜和同仁们一起组织职工千方百计搞生产，从挖煤，凿井采盐卤，到因陋就简用吕布兰法生产纯碱，土法上马，用植物油裂解生产汽油等等，维持生计，同时逐步开展力所能及的科研设计工作，使这个群体始终保持着蓬勃朝气。１９４９年夏，周恩来总理到永利公司驻北平办事处首次会见侯德榜时就赞扬：“永利是一个技术篓子’，荟萃了很多人才。这些人才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是极可贵的”。１９５２年，永利公司改为公私合营以后，陆续输送了大量科技人员到全国化工、轻工、核能、机械等部门的领导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技术骨干的作用，作出了贡献。

　　侯德榜爱好学习，影响所及，在他周围形成了一派良好的学风。这也是侯德榜在培育科技人才方面的又一种特色。他惜时胜金，读书、看图、计算，成了他平生的主要爱好。他倡导“勤能补拙”，常说：“就天赋而论，我不算聪明，但我深知‘勤能补拙’的道理。一生所以有些许成就，除许多客观条件外，主观上就要归功于勤奋。”他深信“处处留意皆学问”，十分重视实践，强调要在实践中学习，要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倡导“寓创于学”，既强调认真学习，又强调不盲从照搬；要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情况，改进、创新。他坚持科学态度，严谨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爱说：“追到底（Ｄｏｗｎ ｔｏ ｒｏｏｔ）！”，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地查找原因，核验数据，直到搞清问题，解决问题。在学术讨论中，他坚持民主，鼓励争论，从不以领导或权威自居，强加于人，或者匆忙做结论；总是以平等的一员参加，又勇于直抒己见，鼓励和引导深入争论，直到取得基本共识。他认为，这不仅有益于解决技术问题，而且有利于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侯德榜的工作学习十分繁忙，但还是经常挤时间主动帮助青年技术人员学习提高。５０年代他担任副部长、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等许多重要职务后，依然经常利用深入基层的机会，主动为工厂和设计院所的技术人员讲课，做报告，谈心得体会，介绍新技术、新知识，经常亲自处理答复大量请教技术问题的来信，审阅发明建议资料，审改书刊稿件。“文化大革命”中，有了些空闲，他就主动给一个有志学习外语的青年单独授课。病重住院期间，他在病床上坚持为一位技术员撰写的关于磷肥生产的书稿进行审阅、修改，直到病危，并为最终无力改完这本书稿而遗憾。

　　侯德榜生活十分俭朴，但为培育科技人才却十分慷慨。除了捐助中华化学工业会和中国化学会外，他先后资助不少亲友子弟出国求学，捐资为家乡办学，还捐资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苏友好协会天津分会等添置科技书刊。１９７３年１月，重病的侯德榜写下最后一封信给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德榜年迈，体弱多病，恐亦不久于人世。一生蒙党和国家栽培，送外国留学，至今无以为报。拟于百岁之后，将家中所存国内较少有的参考书籍贡献给国家……”。这是他最后仅有的家产，也是他最后留给我们攀登科技高峰的又一块阶石。

　　(作者：陈歆文　邓国栋)

简历

　　１８９０年８月９日　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

　　１９１０年　毕业于上海闽皖铁路学堂。

　　１９１３年　毕业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堂。

　　１９１６年　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获学士学位。

　　１９１８年　毕业于美国纽约普拉特专科学院，获制革化学师证书。

　　１９１８—１９２１年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制革，１９１９年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１年获博士学位。

　　１９２１年起　在永利制碱公司任工程师，１９２３年任技师长（即总工程师）兼制造长。

　　１９２７年　起在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任总工程师兼塘沽碱厂厂长，１９３６年兼南京铔厂总工程师，１９３８年兼永利川厂厂长、总工程师，１９４５年任公司总经理。

　　１９５０年　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工业部技术顾问。

　　１９５２年　任公私合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

　　１９５５年起　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１９５８年　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

　　１９２２年起　先后当选为中华化学工业会理事，常务理事；中国化学工程学会理事，理事长；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国化学化工学会理事长；中国化工学会筹委会主任，理事长。

　　１９４９年起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１９５０年　当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副主席，１９５８年当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１９５３年　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先后当选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１９５４年　起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９５７年　参加中国共产党。

　　１９７４年８月２６日　在北京病逝。

主要论著

　　１　侯德榜．碳化矽之制造．上海：科学，１９１７，３（１１、１２）

　　２　Ｔ．Ｐ．Ｈｏｕ．Ｉｒｏｎ Ｔａｎｎａｇｅ．纽约：Ｔｈｅ Ｊｏｕｍａｌ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ｔｈｅｒＣｈｅｍｉｓ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２１

　　３　Ｔ．Ｐ．Ｈｏｕ．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ｄａ．纽约：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６５，１９３３

　　４　侯德榜．碱业之兴起．海王，１９３８，１１（２，７）

　　５　侯德榜．中国战后之重建．海王，１９４３，１６（２，３）

　　６　Ｔ．Ｐ．Ｈｏｕ．Ｓｏｄａ ａｎｄ Ｃｈｌｏｒｉ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１０ｔｈ Ｐａｒｔ ｏｆ Ｒｏｇｅｒ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４５

　　７　侯德榜．合成氨法的新进展．海王，１９４５，１７（３５）

　　８　侯德榜．制碱工业发展的新方向及新产品．北京：化学工业，１９４７，１１

　　９　侯德榜．天然碱．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１９５９

　　１０　侯德榜．化工机械的特点和几个主要技术问题．北京：化学工业，１９５９，２４

　　１１　侯德榜．制碱工学．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１２　侯德榜，魏云昌．制碱工作者手册．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１９６２

　　１３　侯德榜，何熙曾．氯铵的肥效．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４

　　１４　侯德榜，胡先庚．四酸三碱．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５

参考文献

　　１　李祉川，陈歆文．侯德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　李祉川，陈歆文．侯德榜选集．北京：治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０

　　３　纪念侯德榜诞辰１００周年专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