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有邻》，讲述的是麒盛科技（603610.SH）董事长唐国海的故事。

从“上山下乡”，到改革开放，今年67岁的持续创业者唐国海完整参与了中国“从计划走向市场”的重要历史进程。

1969年，唐国海在生产大队工作320天，收入仅为108元，眼睁睁望着父亲身患重病离世却无可奈何。

受此刺激，出身贫苦的他遂抱定一个念头：技术造富。

在那个规则尚处混沌的年代，唐国海的创业路不可不谓筚路蓝缕：

1989年，他通过生产汽车模具，赚到人生中第一桶金1000万元；3年后，他一榔头一榔头地敲出了中国民企的第一辆民用轿车，比李书福第一辆吉利轿车的下线时间早了整整6年。

然而造化弄人，唐国海苦撑8年、挥毫数千万的汽车，虽然通过了国家技术测试，却始终无法进入国家管理的汽车生产目录。

天无绝人之路。忍痛舍弃造车梦后，他转做电动座椅、智能电动床。如今麒盛科技每年卖出120万张智能电动床，年营收24亿元，稳居世界第一。

这位常常自称“很笨”的创业者，牢牢地记住了母亲的一句叮嘱“老实人做老实事”，眼里只有技术。

唐国海用他近40年的创业历程，向我们述说了一条质朴的人生道理：专注执着的“笨小孩”，永远都没有被老天放弃。

口 述：唐国海  麒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正和岛岛邻

采 访：徐悦邦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生产队没有一人肯运的肥料，我却自告奋勇

1953年，解放后，我出生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多子女家庭。家里7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五。

我父亲曾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工作，后来在50年代的银行改制中下了岗，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一家9口人的生计全靠父亲一人维系。

小时候日子过得十分清贫：

5、6岁时，每天天刚泛鱼肚白，我就拖着困倦的脑袋，起床帮家里研磨豆腐，在家门口支起小摊卖豆浆汁。

16岁以前，我没有穿过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和袜子，身上始终披着一条拉垮得长长的、像道士服般的灰长袍。

但这或许就是生活。

我父亲很严厉，总说我是家里最笨的一个人。有时他让我拿一把剪刀，我转了一圈愣是找不着。父亲就一个扫帚甩过来。嘿，我一看，原来真像他说的，剪刀就在我眼前。

直到现在，我也还是蛮笨的。注意力只会集中在一个点上，看不到很全面的东西。

1966年，我上中学，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学停课后，我也就跟着去闹革命。闹到最后到嘉兴农村“上山下乡”。那是1969年，我还不到16岁。

到农村“插队”后，我每天劳作10来个小时，冬天里赤着脚在布满冰渣子的田埂上开沟、敲肥、耕田，一年劳动320多天。即便这样，我的收入还不够自给自足，还得腆着脸“啃老”跟家里拿点钱。

有一回，我回家看父母，准备起身回农村时，跟母亲要5毛钱坐轮船。因为嘉兴大多都是水路。

母亲却面露难色，怯怯地喊我的小名：“阿国啊，妈没钱，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

那我就知道家里确实是没钱了。我也不想再给家里添负担。那天下午，我走了4个多小时，回到农村已是漫天星光。我在心里暗暗起誓，以后回家再也不坐轮船。

家里条件一般，这是我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抱怨起不到任何改变境况的作用。我想出了一条“妙计”：到生产队学习手工摇船。当时生产队里经常有前往嘉兴城区载肥料，运回农村的体力活。

这是份苦差事，生产队里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实在是太臭了，熏得人受不了，大家都避之不及。跟一堆肥料同处一船，那滋味不想便知。

然而每次一旦有这个任务，我都十分兴奋，自告奋勇地说我来。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回家看看我老爸老妈了，再摇船回农村，等于白赚了5毛钱轮船票。

父亲身患癌症，而我只有18块钱

1969年，我在生产队起早摸黑地干了320多天。每天工资差不多3毛钱，总收入折合108元，扣除掉口粮、柴火费用，还能剩下18块现金。

当时一双解放牌胶鞋2块钱，18块刚好够买9双。

少是少了点，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我1970年春节把这些钱拿回家时，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一向寡言的父亲，激动得像个小孩子。

他反复跟我母亲叨念：虽然这个儿子笨是笨了点啊，尽管干的还只是农活，但好歹也已经能赚钱养活自己了，不怕饿着了。

望着喜笑颜开的父母，我手里攥着这单薄的18块钱，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因为父亲那时已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

半年后，赶上农村抢收抢种，我回了趟家。第二天，父亲就与世长眠了。

我还记得，临终前他把我母亲叫到床边，叮嘱了几句话，最后指着我，对我母亲说：你以后跟着他，他会养你。

这一幕已经过去快40年了，但时不时还会在我脑海中闪现。如果父亲能看到现在的我赚钱了，他会怎么样？我不知道。

父亲去世后，整个家庭就更辛苦了，几乎没有了经济来源。我母亲就到城里一家纺织厂做纺织女工，负担我两个弟弟的生活。

这个经历对我的冲击很大，我想做些什么却力不从心。17岁的我，还没办法为家里提供多少帮助。

我便开始思考：每天这样辛苦劳作，最后得到的却很少，为什么呢？

我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当时的物质财富太少了。一辆自行车都差不多要120块钱，还得凭票分配。如果我能够掌握技术，进而创造物质，是不是生活就会好起来？

于是，我开始半工半学，早上参加生产队劳动，下午学习借来的《机械原理》《机械设计》等书，顺便练练手工。

一本书、一碗米饭、一碗盐汤，日子清贫却充满了盼头。

1972年，我曾有3次从农村回城市的机会：一是政府给了下乡两年的知青回城的机会，被人拿走了；二是参军，我体检、政审都通过后，被生产大队里一位领导的小孩“插了队”；三是上学，嘉兴有两个去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名额，最后却也不了了之。

没办法回城，当时我心里多少有些失落。但我很快就释然了。我不认识任何人，家庭背景也是一块白板。但没关系，我在心里安慰自己，我还有自己能够依靠。

我暗自立下一个志向，学好技术，或许将来可以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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