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节后，民工荒发展成包括劳动力输出地在内的全国性劳动力短缺。面对这个现实出现了多种反应和声音。总体来说，无论是媒体和受众，还是学者或政策研究者，皆“闻风而动”，反应剧烈，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然而，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因人而异，见仁见智。在分别触及到问题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定共识和认识的互补性的同时，也可以发现这些解释缺乏前后一致性，不仅使读者愈加迷惑，还会令政策制定者无所适从。
对于现实生活中一种现象的有益理论解说，最重要的莫过于理论上的一致性和一贯性。虽然，许多若干年前对我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和人口红利开始式微的判断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如今改变了看法，几乎众口一词地解释这一轮民工荒，但是，如果在理论逻辑上仍然没有把过去多年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分析统一在一以贯之的框架内，同样的话语依然反映不同的信息，面对那些否认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说法，就缺乏理论的自信，更谈不上为决策者提出正确的政策建议。
几年前，我和同事做过一个关于劳动力供求的预测：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劳动力供给，用高、中、低三种GDP增长率与高、低两种就业弹性进行组合，则产生6种劳动力需求的情形。从这个预测可以看到，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到劳动力需求超过供给的转折，必然会发生在2004-2009年期间。有趣的是，这个区间的一头一尾，恰恰是民工荒现象突显的两个年份，只不过是由于遭遇金融危机，2009年被推迟到了2010年的春节后。其实，即使不做十分复杂的模型，只需观察实际发生的情况，也可以看到劳动力供求态势的巨大转折。2002-2009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逐年递减，从1511万减少到665万。而在这两个年份，城镇新增就业分别为859万和102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增量分别为2071万和459万。很显然，新增就业已经超过劳动力增量。
不过，就像不苟同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说法一样，我也不情愿说，从今以后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当时解释上述预测结果时，我对媒体解释过，经济学家做预测，在很多场合，其实就是不希望预测的结果发生。但是，针对劳动力供求的预测，我们还需要补充说明，在赖以做预测的各种变量中，究竟哪些成分是不可变的，哪些是我们不希望变的。此外，我们也需要指出哪些变量没有在预测中给予考虑。
具体而言，作为劳动力供给基础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是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这个年龄组人口的增长率越来越慢，2002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率只有1%略强，并预计到2015年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此消失。因为这个趋势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变过程的结果。这个人口转变是伴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发生的，不可以逆转，甚至不能指望以生育政策的调整来改变它。
作为劳动力需求因素的经济增长，则是没有人希望其速度有所减慢。至少从我个人的判断，如果可以释放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并开发出第二次人口红利与之衔接，中国经济可以在今后十年到二十年保持过去的高速度。于是，可变的并且没有反映在预测中的因素，便是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一方面，民工荒的持续出现必然导致普通劳动者报酬的提高，实现人们期待的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相遇；另一方面，工资可以发挥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作用，减少民工荒发生的频率。
由此可见，无论是说劳动力供给仍然长期大于需求，还是断言劳动力会进入持续短缺的状态，其实都不是决定政府对待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以及制定适宜的就业政策的必要条件。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历来是经济增长中的制约性要素，但是，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就业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的地位比我们要高许多。相反，只有正视我国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认识到不同就业人群的劳动参与新特点，才能根据他们各自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特殊需求，有效地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广义的就业政策。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我国都处于二元经济发展与体制转变的双重过程之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则表现为三种失业类型的并存及消长。基于新古典理论的宏观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只面对着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关的周期性失业、受劳动力市场功能摩擦性因素，以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的自然失业。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劳动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通过市场机制配置，中国的劳动者也同样面对这两种类型的失业。此外，作为一个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经济，中国还面临着隐蔽性失业问题的困扰，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企业冗员。较早的时候，人们对城乡劳动力富余程度的估计，分别都为30%-40%之间。
分别经过两个历程，劳动力市场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随着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不断得到清除，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实现了异地非农就业，农业中劳动力剩余程度显著减轻，而且剩下的劳动力中，一半以上超过了40岁。这次金融危机的经历显示，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城市对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愈益成为一种刚性需求，转移出的农村劳动力不再具有回到土地上的可能性。其次，随着城市就业政策的调整与企业打破大锅饭的改革，劳动力市场加速发育，城市劳动力通过市场机制最终实现了重新配置，一度的企业冗员大幅度被消化。
上述劳动力市场的重新配置，也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群体，按照各自的特点以及面临的特殊就业困难，作出了大致的划分。我们可以借助图1来进一步观察这点，即原来的隐蔽性失业显著减少，不再显现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性质。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冗员则分别具有了不尽相同新特点。

图1 失业类型及其随改革深入消长

首先，由于农民工成为主要的劳动力供给来源，但是又没有被劳动力市场制度良好地保护，因此，他们中的主要部分进入到易于受到周期性失业的行列，随宏观经济景气变化而交替表现为失业和短缺。积极的就业政策需要延伸到这个群体。同时，针对他们的制度需求，通过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冲破户籍制度设置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服务的制度分割。
其次，经过就业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城镇就业人员，虽然通过重新配置实现了就业模式的转换，从冗员形式的隐蔽性失业状态，甚至可能经过了下岗和失业，实现了再就业，但是，其中一部分特别是人力资本有脆弱性的40-50人员，常常陷入结构性、摩擦性自然失业的困扰。对于这个就业困难群体，积极就业政策应更加集中于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社会保护政策的实施则需要提高瞄准效果。
第三，扩招后的高校毕业生，由于具有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其就业预期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也存在匹配问题，因此，这个群体也将长期面对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难题。虽然正像城市企业冗员最终是经历了下岗、失业等痛苦的历程得以解决一样，因数量扩大和人力资本不匹配引起的大学生就业困难将长期存在，但是，适度的社会保护和积极的培训、中介等公共就业服务，可以缩短这个痛苦的过程。
虽然劳动力市场变化了的形势，丝毫也不意味着积极的就业政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取向的确面临重大挑战。关于就业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各自面临的不同制度需求的解剖，不仅为理解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就业形势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也有助于正确划分促进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发育方面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并对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分工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即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着眼于应对周期性失业问题，劳动部门关注摩擦性失业问题，并与教育部门携手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为劳动者提供更充分的社会保护。

来自湖北内陆城市宜昌的小张以往每年都要到东莞的服装厂打工，但是自从去年春节过后，她不再急着买火车票去东莞。因为她在湖北的省会城市武汉找到一个新工作：家政服务，工资不低，而且生活成本更低。

　　这并不是个案，今年春节过后，成千上万个小张们将不再急于赶赴珠三角的制造车间，这导致了珠三角的“民工荒”。

　　“‘民工荒’是一个用工供需的表层现象，更深层次的还是印证了中国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人口红利正在迎来转折点。”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民工荒的背后

　　“民工荒”对蔡昉来说不足为奇，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时，蔡昉就在经济界提出，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向短缺)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已然过去，并逐渐转向平衡，而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将最终推动企业家选择产业结构调整。

　　蔡昉当时强调，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使是金融危机也难以打断这一进程。

　　时过两年，刘易斯拐点越来越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眼前。两会期间“民工荒”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春节之后广东省用工缺口达200万人以上，其中电子、鞋帽、服装等制造业普工需求达80%。

　　为了招聘到工人，珠三角许多企业都提高了工资待遇，许多企业将工人的工资上调20%左右，并对年龄、学历和性别等用工条件放宽。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珠三角最大的制造业企业富士康已经在去年底与深圳员工达成协议，30万深圳一线员工今年的工资平均增长幅度将有望达到3%或以上。此前，富士康涨工资被称之为不可能，因为制造业利润率较薄，富士康在给国际客户供货时，参照最低工资成本，把所有的成本都计算清楚，因而往年提工资上涨难度较大。但是，由于今年富士康订单大增，用工需求上涨，不得不上调员工工资。

　　“‘民工荒’、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从本质上说，我们可以看到刘易斯拐点出现，中国的人口红利顶峰正在过去。”蔡昉对记者强调。

　　蔡昉介绍，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现象。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大量供给压低了劳动力成本。直到有一天，工业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如果再想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个临界点就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蔡昉分析，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伴随两个标志性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其次是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64岁）大概从2010年到2015年都处在峰值阶段，接近于72%就达到峰值，目前我们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进程中，这个顶点将出现在2015年，随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就开始逐年下降，到2030年占比将在67%左右。”

四大证据预示拐点到来

　　据蔡昉测算，在本世纪头10年，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年龄只增加了1%，越往近看，劳动人口增长速度就会越慢，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就不再增长，而2015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就会负增长，绝对量会下降。

　　在蔡昉看来，刘易斯拐点已经全面到来，目前有很多经济和社会现象证据。第一是一直以来的“民工荒”现象不仅发生在沿海省份，同时发生在劳务输出省，具有普遍性。这推动了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即使是金融危机时期，农民工工资也有两位数的增长，特别是普工工资也开始大范围上调。

　　第二是农业生产方式对大规模、持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作出了精准的反应。“目前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转向节约劳动方式，大中型农机具在农村是成倍的增长，这可以看出，农村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了！”蔡昉说。

　　第三是农民工需求走向刚性。以前，农民工外出打工是一种边际意义的打工，农民工打完工之后，再回到农村。现在，农民工成为不可或缺的，需求是刚性的，农民工现在的转移具有单方向性，他们不再回到农村。

　　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数据是，2009年全国高考学生史无前例的减少了40万人，这是被称为90年后的第一批高考考生。一位1990出生的大学生向本报记者说，他们许多同学本来是2009年考大学的，但是由于家长考虑生源多，竞争激烈，改为延后一年考，越往后，分数录取线会越低。

　　这种延期考大学的现象反映了深层次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90后的上一辈是1965年左右生人，他们是新中国之后婴儿潮高峰，兄弟姐妹众多。1965年往后，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持续下降，以此类推，他们的子女，就是90后参加高考的人数不断减少。

　　“我们不知道2009年是否是一个人口的转折点，但是从长期意义上讲，我们已经长期低生育水平，城市小学师生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入学资源少了，学校有闲置，接着会反映到初中、高中和大学，从趋势来看，高考生是会减少的，最后反映到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上。”蔡昉说。

　　过去30年时间，中国经济增长充分享受了人口红利的好处。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储蓄率高。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了，先是转向乡镇企业，然后大规模转向城市和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吸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在劳动力工资长期保持稳定的背景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

　　“我们的数据显示，这种人口结构带来了低抚养比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的优势，我们的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抚养比的下降。”蔡昉说。

　　但是现在，在刘易斯拐点全面到来之时，经济将进入新的转型时代，中国的人口政策也将出现调整。

应对之举

　　专家指出，面对人口红利不断的减弱，应该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二次人口红利和人口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调整。

　　第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民工荒’其实是促进经济转型的一个好事情，它直接反映了劳动力供需矛盾，倒逼企业提高工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企业产品结构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

　　“面对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中国应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从传统的粗放式增长向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发展转变，如果不转变发展方式，面对成本上升，企业就会失去竞争力。”张晓山说。

　　第二是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尽管刘易斯拐点到来，但是我们过去的人口红利并没完全充分利用。农民工进城务工主要转变了就业，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但这是不充分的就业。”蔡昉说。

　　蔡昉解释，农民工的这种身份和职业的转换是不彻底的，他们仍然不是城市居民，仍然像候鸟般迁徙，因此这种劳动力供给是比较残缺的和割裂的，没有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他们不是城市居民，缺少社会保障等，他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还不是城市化的消费行为。

　　张晓山说：“目前，2.5亿农民工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他们与上一辈农民工的诉求和思维有了很大的不同，更加倾向于城市。如果通过城镇化，让他们长期居住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这可以拉动住房、汽车等消费，成为内需的新增长点。”

　　第二次人口红利还包括针对农民工的城镇化进程。目前我国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是按城市的户籍人口来规划设计的，包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农民工的覆盖率仍然很低。这部分人口红利的释放将刺激未来的经济增长。

　　第三是人口政策上的渐进式调整。“我们的人口主管部门和人口学家作了很多方案，人口政策的调整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现在的人口政策正在作渐进式的调整。”蔡昉说。

　　“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全国已经实现了‘双独’政策，现在有七个城市放开了‘单独’政策（即一方是独生子女，可以申请生育第二个孩子），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放开解决了。”蔡昉说。

　　不过，蔡昉强调，调整人口政策并不能解决人口问题，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最终走向老龄化，这是不可逆转的，是经济规律决定的。

　　“很多国家和地区，比如泰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甚至印度，没有实行长期的严格生育政策，但是他们的生育率仍然是下降的，特别是前面三个国家和地区生育率的下降比我们还快。”

　　“所以我们应该着眼于通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来应对老龄化，如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这样增加劳动力供给，同时减轻养老负担。”蔡昉说。

用工荒：中国社会“成长的烦恼”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不少地区都出现了农民工的用工荒，和发达国家还在经历经济危机造成的高失业率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究竟是经济率先复苏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上涨，还是人口红利真的正在消失？所谓“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是否出现？记者就此采访了长期研究劳动力问题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
长期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以及经济复苏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值得我们注意
文汇报:您长期跟踪研究人口和劳动力问题，眼前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农民工用工荒问题，您怎么看？
答:我认为，随着农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挣钱的压力正在逐步减小，加上春运高峰的影响，金融危机前其实已经出现了农民工提早返乡、推迟回城打工的端倪。因此，当前的用工荒现象具有一定季节性，预计不久后会有所缓解。
然而，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的长期劳动力供求变化，以及经济恢复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值得我们注意。
文汇报:我们知道，为保就业、保增长，去年以来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它对劳动力市场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答: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首先是有效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也促进了就业再就业。一揽子刺激投资政策更创造出了新的就业岗位，刺激性投资与往年的常态投资结构相比，多创造了14.6%的就业岗位。
同时，刺激性投资与以往的投资结构相比，制造业从占全部投资的45%下降到只占7%，而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占大头，建筑业投资从46%增加到76%，服务业从9%增加到17%。农民工因而增加了就业机会，就业结构得以调整。
此外，刺激性投资和产业振兴计划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上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使得中西部就业岗位增加。
文汇报:除了经济刺激因素的影响外，我国的劳动力结构是否也在发生变化？
答: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中国整体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即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
但是，200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迅速减缓，年均只有1%略强，并预计在2015年转为负增长。目前城市经济增长所需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农村，由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在减慢，外出农民工数量在金融危机前就逐年减少。据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已接近于吸纳殆尽，到2015年，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年龄人口，与城市新增数量持平，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提前10余年。
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制度性分割妨碍了劳动力市场自发调节。虽然劳动力流动今天已是普遍现象，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还不能把打工地当作永久居住地，不仅经常性、季节性地返乡，还把农村作为养老归宿。这样，劳动力市场就形成了地理上的割裂:劳动力需求在沿海地区和城市，劳动力供给在中西部农村。这种分割妨碍了劳动力市场发挥自发调节供求的功能。
只要应对得当，伴随用工荒现象的普遍出现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经济社会将发生积极变化
文汇报:根据您对用工荒现象的分析，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新阶段，所谓“刘易斯拐点”正在出现？
答:从用工荒的成因看，的确代表着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总体上劳动力供求关系已发生变化，同时应对金融危机措施最终满足农民工就业需求的情况下，一旦出口恢复，大批订货产生大规模用工需求，用工荒现象自然就出现，因而不必忧虑。
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或均衡的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刘易斯拐点”，说的是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导致工资水平上涨，经济发展随之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它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的绝对短缺，也并未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但却是通向新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
文汇报:这一拐点的出现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
答:只要应对得当，伴随用工荒现象的普遍出现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经济社会将发生一些积极变化:
首先，收入分配状况将明显好转。用工荒反映的正是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当雇主提高工资时，首先获益的就是普通劳动者和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农民工。实际上，从2004年首现民工荒后，农民工工资正逐年上涨，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的2008年和2009年，农民工实际工资上涨率都超过10%。而一旦把农民工收入完整计算在内，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呈现缩小趋势。
同时，产业升级将逐渐发生。随着工资水平提高，沿海地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失去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产业升级势在必然，产业向外转移的速度将加快。中西部地区仍将保持一段时间工资相对低廉的优势，可以承接沿海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并以此支撑国际竞争力。因此，以用工荒为契机，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和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将共同完成产业结构优化的任务，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其次，新制度需求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用工荒标志着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生产要素。为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足，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将采取一定手段争取劳动力，包括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环境、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覆盖水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降低农民工的城市落户门槛，以及运用集体工资谈判等劳动力市场制度调节劳动力供求、改善劳动关系等。
文汇报: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应对得当”，那么，如何才算应对得当？
答:把用工荒转化为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机遇，关键在于创造政策条件，把缺工压力转化为劳动者报酬提高的契机、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的激励、东中西三类地区产业升级、转移和承接的动力，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起点。
文汇报:创造政策条件，政府是主角。政府究竟应该怎样扮演好这个角色？
答:首先就应该加快提高以农民工为重点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农民工是否被社保覆盖，对他们的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那些参加了社保项目的农民工，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程度要轻得多。可见，无论是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还是周期性就业冲击，社保的覆盖水平都可以发挥积极的稳定作用。
其次，要运用法律手段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工资提高的正常机制。“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库兹涅茨转折点”到来的推动力。发达国家早期的经历显示，“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工资逐渐转向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决定，能改善劳动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提高社会和谐程度。政府应恰当运用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加大劳动法规执法力度，促进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合理提高。
第三，利用市场机制推动中西部地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总体来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很高，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尚有潜力，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因此，应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加快这些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过重的政府主导和投资驱动色彩，资本密集程度提高过快，违背了这些地区的资源比较优势。因此，要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需要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政府则转向社会建设领域，着眼于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还有就是通过深化教育和加大培训力度，解决技能型人才短缺问题。目前的用工荒，也有其结构性特点，除了技能型工人短缺，企业仍然存在的对年龄和性别的选择，实际上也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有关。此外，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整体上随年龄提高而受教育水平下降，使得延缓退休等政策难以出台。改变这些都有赖于教育和培训的加强。

这个有点严重。。。。。。。。。。

应对“未富先老”，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