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外地上学，并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辽宁籍人才，回到本土就业的人数不超过10%。真正让人才流动起来任重道远。

　　选择市场经济必须让人才流动

　　人才市场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像资本需要通畅流动一样。但我们因户籍制度的阻碍，包括人才在内的人力资源形成了二元制，极大地限制了人才的市场化。

　　实际上，人力资源也在大面积流动，典型的是农民工进城逐渐成为制造产业大军的主力。但因户籍的约束，这批浩浩荡荡的劳动力队伍离乡不离土，老人、孩子甚至配偶都留在农村，住房更是在乡下自建或在乡镇购买。他们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但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城市。

　　在迎接2020年到来之际，《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了，其中变动的政策是“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简而言之，户籍政策大松动。

　　官方媒体对“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思路是什么”给出的答案是：“立足基本国情，把握发展规律，注重ZF引导，强化市场引领，充分发挥劳动力、人才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性流动客观规律，充分尊重劳动力、人才为了实现个人价值自由迁徙的权利。”“要素加速向劳动生产率高的地区集聚。”“畅通流动渠道是形成社会性流动机会平等的基石。”“聚焦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户籍、单位等关键问题。”

　　人才流动的态势是“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人才流动的基本态势，“黑腾线”以西、以北地区基本上是人才净流出。笔者在沈阳作“振兴东北”专题调查中了解到，近年在外地上学，并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辽宁籍人才，回到本土就业的人数不超过10%。

　　当然，更大规模的流动是农民工，数据显示2017年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亿人，其中外出的农民工有1.7亿人，接受农民工最多的地区在东南部，例如深圳、东莞、北京、上海等。

　　2019年，常住流动人口数量大的十座城市中，上海排名第一，有970万常住流动人口，然后是广州、深圳、北京等。不过，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有一些变化，从以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

　　因为工作需要，西部和北部向东部、南部的人口流动量很大，又因为户籍因素产生后顾之忧，流动规模逐渐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