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天，如果我们的国家经济变成几个巨无霸企业的集合，经济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按照黄仁宇的历史观，现代商业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中间机构会越来越繁杂，对制度的要求也越来越细致，因此需要越来越细致的“数目字管理”。而央企的扩张却恰恰相反，这等于政府包揽一切环节，全部的组织结构自然也会被简化，许多独立性的中间团体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中层的商业化的代理机构的间接管理及各种审计、会计机构，适当的司法程序，多数也没有必要存在了。

黄仁宇认为，从技术的角度看，现代商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实现“数目字管理”，即完全按照商业的原则来管理国家。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如何实现现代化，建立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商业国家的问题。如何以史为鉴，最终实现“数目字管理”？

黄仁宇以研究中国财税史见长，他有个著名的提法，叫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历史。黄仁宇所说的技术，并非指科学技术，而是指财税制度、货币信用制度等经济管理的技术。他的这种考察历史的视角是把意识形态、道德等因素放在一边，单纯从具体实在的管理制度上来探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问题。

现代化就是实现“数目字管理”

现代商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实现“数目字管理”，即完全按照商业的原则来管理国家。

黄仁宇认为，从这种技术的角度看，现代化是一个什么过程呢？他认为现代商业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实现“数目字管理”，即完全按照商业的原则来管理国家。

现代商业社会具有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这种技术性格可以归纳为三点：1. 资金的广泛流通，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往来。2. 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3. 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如交通通信、律师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现代商业组织的这三个特点的展开会成为一种运动，这场运动将彻底改造一个国家，使其脱胎换骨。商业系统一旦展开，就不会局限于商业，它会使农业也商业化，农产品商品化，农业资本与商业资本发生对流，最终使整个经济系统都商业化。与之对应，政治体制、政治思想也随之而变。其中主要是私产权利、个人权利得以承认，政治关系也是由自由人按契约来组织，一切就像做生意一样公平交易，一切按契约和法律来办事。这就是数目字管理的状态，也就是现代商业社会的运作状态，这种状态下生产流通效率不断提高，财富的积累完全变得没了限制。黄仁宇认为，这种技术性格是超国界的，谁都挡不住，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要在“数目字管理”这个体制上汇合。

宋朝的尝试

只从上层机构着手的改革一直不对基层放权，基层权责不清自然无法产生一层层合理的自发秩序。

在黄仁宇看来，中国古代社会体制在秦汉时期就已定型，但在以后的漫长的时间内，传统的社会经济逐渐结成一个死结：法律及制度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早就使用至极限，传统农业经济也早已发挥到极限，但仍无法实现商业化的突破，进行数目化的管理，胶着在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之中。这使中国社会在漫长的中古时代逐渐陷于停滞。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中国绝大多数统治者都重农抑商，但宋朝开国就对工商业经济十分重视，政府支持造船、铸币、开矿、榷税、酒醋专卖等事业。宋神宗时任用王安石变法，将这种新气象推向了高峰。变法“无非加速金融经济，使财政商业化”。从而可以“不加税而国用足”。新法的主要措施如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等就是试图用信用贷款、资金融通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全面变法如能成功，中国将迈入一种数目字管理的状态，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将全面改观。

然而这种改观并没有出现。王安石变法要获得成功，必须让官民双方都能依商业规则行事。商业法规要健全，私人财产权获得法律保障，以便重重相因，造成社会物资、服务全面流通，账目能彼此核对。也就是说，一切都用金钱统治，依商业法则来运行。但现实是，王安石变法把注意力放在上层机构，而忽视了最具决定性的低层机构。这种只从上层机构着手的改革一直不对基层放权，基层权责不清自然无法产生一层层合理的自发秩序。

王安石变法“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新法推行政府与民间交易，但却不按商业规则进行，仍是传统的专制办法。在农村中推行金融经济，但又没有银行机构支撑，双方的权利义务无法清理保护，公平无法做到，其混乱自不待言。“他的设计主旨在使财政部分商业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造成各种财物统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局面，基本的数字就加不起来，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级权威强迫指示执行，既不自然，迟早必会破裂。”

明清的“大跃退”

晚明时期，商业经济又有较显著的发展，被许多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在构筑一种商业化、数目化的体制方面，尚远不及宋代。 明清的财政经济政策具有连贯性，它是由明代开国君主朱元璋一手设计，可称为“洪武型”的财政经济政策。其特点是彻底放弃商业化的努力，财政经济退回到以广大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可以说是宋朝政策的“大跃退”。

朱元璋对王安石变法印象恶劣，他曾说：“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他的“改制”的基本精神就是重农抑商，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广大农村为财政税收之基础，将大帝国建筑在小农经济之上，厉行节俭，注重均平。明朝统治者打击工商业经济，商贾之家不许穿绸纱；百姓不许泛海，对外贸易以进贡名目由礼部掌管。他又连兴大案，对富户豪门进行大力打击，“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这样确立了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基础，保证了帝国农业自然经济的本位。

这就意味着政府不再发展商业，不再追求用提高社会生产和流通的效率来增加社会财富，而是完全回到小农经济时代，政治上也简化了，有利于中央集权，也因此而好控制了。但文明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有的只是王朝的循环。

自此，整个大帝国变成无数个村庄之集合，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除了千万个小农家庭，就是统治者了。黄仁宇看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民众直接面对国家，没有独立性的中间团体的阻隔。税收由国家直接向广大小农征收，涉及面极为巨大。没有中层的商业化的代理机构的间接管理及各种审计、会计机构的监督，也没有适当的司法程序来维护，政府机构又由一班文学之士来主持，对地方的人户、田土、物价等实际情况就很难做到切实了解。可以说，数目字管理所需要的一些要素基本都消失了。

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又有较显著的发展，被许多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据黄仁宇的研究来看，晚明时期在构筑一种商业化、数目化的体制方面，尚远不及宋代。金融货币可作为商业化体制发展的一个指针，但据黄仁宇及诸多其他明史专家的估算，明代全季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量。很显然，与宋朝相比，明朝距离数目字管理的现代商业社会更远了。

宋朝的问题在今天

宋朝的这一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还是一个问题。政府与民间的权力与义务关系并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律保障，两者之间的交易自然也无法自由地按照商业规则来进行。 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如何实现现代化，建立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商业国家的问题。如何以史为鉴，最终实现“数目字管理”？

毫无疑问，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商业社会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物资、资金、人员的交流使得各地各行各尽其能，国家和个人财富实现了空前的增长，这正是商业性因素的发展所带来的成就。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宋朝所面临的问题在我们的改革中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直接妨碍我们真正实现“数目字管理”。

首先，王安石变法中“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农村，最核心的土地私有并没有实现，很多领域的私人财产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与保护，这使得我们会像宋朝一样，不能在下端实现各种财务公平而自由地交换的局面。产权的问题直接妨碍很多交易的达成，基层权责不清自然无法产生一层层合理的自发秩序。这些都阻碍了商业社会的发展和最终实现“数目字管理”。

宋朝的这一教训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还是一个问题。政府与民间的权力与义务关系并没有一个公正的法律保障，两者之间的交易自然也无法自由地按照商业规则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