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涉及经济、军事、文化等层面外，还广泛涉及政治的层面。我们要正确面对经济全球化对政治的影响，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政治影响，应对策略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一大潮流，也是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特征，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但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广泛的，不仅涉及到经济方面，而且波及到政治、文化等方面。从政治层面看，经济全球化给我国造成了哪些影响和冲击，我们又如何迎接这种挑战？本文拟对此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趋势，即随着世界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国际贸易的迅速增长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膨胀，整个世界正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个地区、国家和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经济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考察过全球化趋势问题，他们认为：全球化既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又是资本向全球扩张的结果。资本的本性一开始就决定它要充当全球化的历史工具，因为资本只有通过不断积累和扩张才能生存下去。资本追求自我增殖的本性及其积累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无限扩张性，导致了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的世界性发展，即经济的全球化。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P276）资产阶级通过开拓世界市场，从而创造了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P277）马克思、恩格斯的精辟阐述对于我们认识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不乏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科技革命和市场机制。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机器大工业生产走向世界，标志着经济全球化的开始。19世纪末以电力的运用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形成了现代大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以资本主义工业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深化更是大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计算机技术、卫星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流通的空间大大扩展、速度空前提高，世界各国的市场迅速融为一体，为生产、交换的国际化、全球化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技术条件。而市场机制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润滑剂”。历史上世界市场的开拓为资本主义列强带来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它们对世界市场的追逐和瓜分，把各国都纳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二战结束以来，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从生产的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是不平衡的，但通过市场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为本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已成为世界性的共识，成为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动力。由科技进步和市场机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是历史的潮流，反映了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抗拒这个潮流，它们所能做的只是融入这个潮流中去，并在其中得到发展、壮大。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作用是辩证的，它在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同时，也带有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由于世界市场日益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统一整体，一方面，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为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而另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世界经济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众多发展中国家沦为经济全球化的牺牲品。2000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在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发言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是很不相同的。在发达国家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饱受贫困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2]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征途上既有鲜花，也布满了陷阱。

　　二

　　唯物史观认为，经济是上层建筑领域的基础，基础变化了，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领域也必然要发生相应地变化。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绝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而是全方位的。其中，对政治的影响主要有：
　　第一，政治全球化的形成。
　　当前，把全球化视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极为普遍的认识，人们在谈论全球化时，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毫无疑问，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上讲，全球化的轴心、基础都是经济全球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伴随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政治等领域的全球化。由于经济全球化追求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和经济收益的全球获取，所以它不仅会冲击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活动，要求其在统一世界市场的框架中调整原有的种种行动，而且会造成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影响。这种政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表现。政治全球化一方面是指各国政治交往的扩大与频繁，另一方面是指各国政治生活相关性的空前加强。于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超国家权力日益强化，政治生活与政治现象的某些共同性也开始显现并发挥作用。
　　显然，只要尊重事实，就不能否认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政治全球化也在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做出全球化转向的回应。德国学者贝克专门关注全球化的政治维度，提出了伴随经济全球化而出现的急迫的重建民主和加强全球政治管理等尖锐问题。[3]（P1-65）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则在论述全球化时开门见山地指出：“全球化话题是个实践——政治话题，也是个社会——经济话题，此外，它还是一个思想话题。”[4]（P3）这些看法都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的结论，基本上反映了全球化的面貌。
　　第二，对传统国家观念的冲击。
　　全球化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从国际政治层面看，它正在改变传统的国家观念，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国家主权、政府体制和政治过程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政治生活。
　　近代的民族国家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是建立在领土、主权和人民三要素基础之上的。直到今天，这样的民族国家依然是现实政治行政管理生活的中心，然而，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对领土、主权和人民三要素构成了重大挑战，动摇着人们心目中的国家形象。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客观上都要求冲破领土的束缚，这就与传统的国家领土观念形成了冲突。当国家的领土疆界与资本的全球要求相矛盾时，跨国公司就会想方设法使国家的领土要求从属于资本的扩张要求。跨国投资等全球性的经济活动势必要求在有关的民族国家内有一个相应的政治环境，加上经济全球化使得生态环境、贫困、犯罪、人口等原来的国内问题日益国际化，仅靠民族国家的主权政府很难有效地解决它们，而需要跨国性的国际合作。这样，民族国家原有的决策过程和政治经济体制或多或少会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对其主权构成了挑战。与资本全球化相伴随，出现了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各类人员，上至老板、经理，下至普通职工，经常来往于设在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对于他们来说，效忠于公司往往甚于效忠于国家。在这种形势下，那些居住在国内的普通公民，传统的政治认同也会经受极大的考验。
　　第三，全球治理模式的出现。
　　全球治理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关于全球治理，至今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定义，但就其主要的内涵而言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共识，即全球治理是为了维护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通过国际社会广泛的认同和共识制定有约束力的国际社会规则，以解决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治理是国内政治治理在国际范围中的延伸。
　　全球治理作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旨在健全和发展一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全球治理日益显示出对国家内部事务的非政府要求。比如在市场方面，各个主权国家对自己的市场有治理权，全球治理对这些民族国家市场的集合体即世界市场有治理权。这样，全球治理就要求国家治理在市场主权方面有一定的让渡。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很难完全适应世界市场的要求。当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发生冲突时，民族国家往往要做出一定的让步。
　　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全球治理必然对国内的政治文化、政治传播、政治过程等产生深刻影响。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政治价值，正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政治评价标准；随着卫星电视、互联网和电子出版物的兴起，国内政治信息的垄断和特权正在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客观基础；与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双边或多边之间的平行式交往和互动相适应，国内政治过程也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纵向式互动，逐渐转化为平等的横向互动，即更少命令式的政府行为。
第四，对我国政治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原来一国范围内的事情现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原来是主权国家处理的事务现在却通过种种机制和渠道反映了国际社会不同程度的介入。这样，国家的政治决断与政策选择无形中受到国际社会的牵制，政治压力由此而生。比如人权、民族主义、军控等问题，中国时常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这种压力很多都是西方某些大国别有用心制造的。经济全球化也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其分化、西化战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维模式，刻意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极力扩散西方道路的示范效应。它们利用国际经济、文化交往，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游戏规则，破坏我国的政治稳定。它们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支持流亡海外的反政府分子进行颠覆活动，煽动民族主义分子从事分裂活动，不断骚扰我国的政治发展。它们利用中国经济在某些方面对发达国家的需求，动辄进行经济制裁，干涉中国内政，试图迫使中国在政治问题上做出让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深，西方国家的这种西化攻势，利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倾向还会加强。

　　三

　　面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对政治特别是对我国政治的影响，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既要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又要正视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制定符合世界全球化趋势，又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应对策略。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数辈人苦苦追寻后的必然选择。我们在汇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同时，须臾不能忘记唯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强国富民之路，必须以社会主义的价值准则来衡量我们的行为。因此，在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应该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要面临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风险外，还要接受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挑战。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和非市场手段建立起资本主义网络体系，将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纳入这一体系之中，并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通过“和平演变”促使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现实意义就尤为重大。邓小平指出：“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5]（P311）邓小平以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英雄气概，向我们讲明了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必须坚持的最根本原则即社会主义原则。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保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尤其重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只有坚持和完善这样的根本政治制度才能保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从而使他们迸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力量，推动生产和建设的迅猛发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与党风雨同舟，和衷共济。此外，对于西方国家打着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旗号，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攻击、诬陷、渗透与和平演变，必须予以坚持抵制。
　　第二，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经济全球化体现了国际协调与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现有国际协调组织和机制存在严重的不公平性、不合理性。总的来看，现行的国际惯例和规则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像中国这样的对国际惯例缺乏一定适应性与应变能力的本身制度发育不良的发展中国家，就要注意利用包括外交手段在内的各种手段，切实维护自身利益，避免成为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最大受害者。
　　以公平、合理的国际机制取代大国霸权是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健康、顺利推进的必然要求。中国面临着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努力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旧秩序。早在1988年邓小平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敏锐地洞察到这种变化的趋势，提出要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核心是强调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和维护世界各国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利益，建立民主、平等、合理、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以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人类共同繁荣。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就其总体实力而言，在国际事务中很难起主导作用，但中国又是一个公认的政治大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5]（P363）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开展全方位外交，积极主动地介入国际机制的建构与实施，努力发挥政治大国应有的作用。
　　必须注意的是，不公平国际秩序的形成与存在，都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并使之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才有发言权。否则就会衰落，就会被淘汰，就会受欺负。因此，中国要谋求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获得更好的国际环境，最终要靠中国自己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从而对国际事务才能有更大的发言权。
　　第三，在对外开放和对外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获得更大国家利益的手段。但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世界各国的利益一体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仍然有国家、民族利益的存在。也就是说，全球化并不否认多样性原则和各个民族的传统与特色，它并不会使世界经济成为一元、同质、均衡的趋同整体，民族国家的平等和独立仍然是国家交往的前提。中国在确定自己国际战略的基本框架和指导思想时，既要考虑到全球因素，也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把它作为我们制定一切具体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5]（P3）事实上，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所需的资金、资源以及市场过去、现在都是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这种局面也不会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大国经济的特点，都使我国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效仿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道路和经验。我国只能走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建设和发展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要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必须坚持扩大内需，以扩大内需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处理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上，我们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6]（P1472）绝不能把扩大对外开放变成仰赖国外，受制于人。胡锦涛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7]第四，坚持主权原则，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家主权。
　　在审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主权时应立足的一个基本点是：主权并未过时，它至今仍然是并且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价值与规范，离开主权和主权国家很难想象如何维护正常的国内秩序与国际关系。所以，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关系中，坚持主权原则和捍卫国家主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经济全球化无疑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但也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原有的差距。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种不利的前提下，主权原则应该是不可缺少的补救手段，只有坚持主权原则，才能争取与发达国家同等的国际地位，才能抵制发达国家所强加的不平等条件，才能增加在各个领域中谈判的份量，以促进一个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另外，在对抗新霸权主义的问题上，主权的意义更为突出。发达国家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力图在国际关系中建立起新的控制和调节手段，以图本国利益的“增进与保卫”，极大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新霸权主义理所当然地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主权正是抵御霸权主义最有力的武器。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应对开放的冲击、风险，为发展自己而实行健全的国内政策，都需要强调主权和加强政府的作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从全球的角度思考发展问题时就曾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5]（P348）现阶段，我们更要多角度、多层面地注意这一问题，一方面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扩大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同时又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江泽民。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发言[N].人民日报，2000-09-08.
　　[3]乌·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4]赫尔穆特·施密特。全球化与道德重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胡锦涛。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EB/OL].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8/6378980.html，2007-10-15.
　　（作者简介：刘保国（1967-），男，湖北仙桃人，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作者：刘保国 来源：《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