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与否，除了暂时的先天资源潜质外（如中东的石油、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更关健的是政府的效益。而这一点上，中国有一个世界上最低费效比的政府，虽然廉价的劳动力会带来一段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阶段，但在廉价劳动力这一先天资源潜质挖掘完毕后，接下来的形势会非常严峻。因此，届时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制度变革，使政府的费效比变得更高起来，就和原来中国庞大的陆军在官多兵少的形势下大力裁军，降低军官的占比以提高战斗力。但我对于这一前景很不乐观，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所伴随的是财政收入更加高速的增长期，这一时期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形势下，短视的政府并没有将这种急速增长的财政收入资源用于提前解决未来必然面对的庞大社会保障问题、金融体系的健康问题、教育问题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培育，而是用于给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成倍地加工资、成倍地增加各种行政开支（如国家地震局的预算内很大一部分是买房子），从而培育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阶层，同时也为未来的制度变革埋下了隐患。
因此，我们已经错过了变革的最佳时机，未来提升政府费效比的变革将会带来更多不可预期的社会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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