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融危机具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潜在的可能性，二是现实的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都由经济过程内在的矛盾所决定，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金融危机由潜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可能性再转化为现实性，不仅是经济过程内在矛盾深化发展的结果，而且还是一定环境条件的产物。为避免金融风险，减少损失，必须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动向，预测未来发展趋势，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患于未然。　　关键词：金融危机，潜在可能性，现实可能性，现实性，条件
　　一、金融危机的潜在可能性
　　金融危机的潜在可能性，就是由经济运行过程内在矛盾的深度和广度所决定，在经济运行的当前或下一个阶段不会转变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往往成为现实可能性的前提和先导，随着经济运行过程内在矛盾的发展，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历史地看，这种可能性包含在简单商品经济之中。
　　首先，危机的潜在可能性来源于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时指出：在商品经济中，“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然而，“私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他们私人劳动产品的社会有用性如果得不到社会承认，他们私人劳动的社会等同性不能反映在不同劳动产品所具有的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他们的商品就卖不出去，不能转化为货币，生产就不能继续下去，危机就可能发生。
　　其次，货币产生以后，商品价值由货币表现为一定量的价格，“商品的价值量表现出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随着价值量转化为价格，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的可能性，”成了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对商品经济发挥调节作用的“适当形式。”但由于“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因而，在利用价格形式调节商品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派生出买与卖、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从而使社会再生产在不断的波动中进行。商品的价格形式孕育着危机的可能性。
　　第三，马克思在考察商品形态变化第一阶段的矛盾时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不能精确地预测社会需要；社会需要是有限的，而且存在众多竞争者，这就有可能使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同时，即使商品能卖出去，能换回多少货币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商品价值由商品体向金体的跳跃，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这说明，在商品形态变化中，商品内在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以及派生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的矛盾，最终都要通过买和卖的矛盾、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表现出来。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和商品生产的盲目性，上述矛盾解决的必要性便以经常的没有规则的偶然性表现出来，从而使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活动在矛盾和困难中进行，面临巨大的风险和危机的可能性。
　　第四，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使它们的内部统一“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
　　第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支付手段职能产生。“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这种发展，增大了危机的可能性。
　　第六，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贸易的产生，世界经济逐渐融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货币也脱去了民族服装，登上国际经济的舞台。“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了原来的贵金属条块的形式。”“世界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执行职能。”由于各国发展水平不同，经济的、政治的和自然的环境条件不断变化，国际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各国经济交往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不平衡经常发生。一旦各国之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平衡被打破，因差额巨大而需要世界货币作为真实的金银充当支付手段，国际性的货币危机就可能发生。
　　上面分析的危机的可能性，只是一般商品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危机的抽象的或潜在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
　　二、金融危机的现实可能性
　　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雇佣劳动关系出现，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运而生。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巨大发展的同时，也使由商品经济基本矛盾演化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简单商品经济内在的其他矛盾。如买和卖、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不断展开、深化和发展起来，使危机的潜在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可能性。
　　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资本价值增殖的过程，和“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是相矛盾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解决剩余价值从哪里产生和怎样产生的问题。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解决矛盾的条件，即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加以说明。”继而，马克思又通过对资本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阐明了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进一步揭示了解决资本总公式矛盾的完整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流通为媒介”，“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就是说，剩余价值生产，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一个生产和流通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矛盾着的运动过程。然而，市场条件瞬息万变，充满着不确定性，一旦流通和生产的对立成为矛盾着的主要方面，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就会被破坏，运动就会停止。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曲折，隐含着危机的现实可能性。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经历了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三个阶段，并先后出现了以协作为前提的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两种不同的分工形式。这两种分工形式有一个共同的要求，即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然而，在企业内部和社会内部，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有着不同的实现形式。在企业内部，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是通过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实现的，而在社会内部，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要求则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只能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式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由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不仅是企业的个别行为，而且也是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社会行为，因而，一旦企业的预先计划与社会各部门的按比例要求不相适应，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就会被打破，社会规模的危机就会发生。
　　“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而这一规律的实现形式则是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剩余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就与其实现形式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并进而派生资本对雇佣工人扩大剥削的要求与雇佣工人劳动力再生产只能以简单规模重复进行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处于消费主体地位的劳动者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随着再生产的进行，这些矛盾不断展开着，达到一定程度，危机便会发生。
　　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的致富欲”和竞争的压力，使积累成为资本生产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资本积累规模的增长，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资本有机构成具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又使资本在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甚至绝对减少的同时，劳动力的供给不断增加，结果形成相对的过剩人口。“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长得快”，“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规模越是加速和累进式的扩大，劳动与资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也就越是严重。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使资本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深化和发展起来，从而使危机由可能变为现实。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作用，缩短了危机由可能变为现实的历史进程。
　　从资本流通即循环过程来看，“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然而，这一过程却充满着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既可使生产走向繁荣，也可使生产陷于低谷，处于危机之中。马克思在分析生产资本循环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在大量生产中，直接购买者除了别的产业资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生产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于是危机爆发了”。这说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和发展，资本运动中买与卖、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发展和具体化起来，危机的现实可能性也越发呈现在人们面前了。
　　资本是运动的，资本的运动是有速度的。影响资本运动速度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预付总资本中的比重以及它们各自的周转速度，二是生产时间和流动时间的长短。就影响资本运动速度的第一因素来说，尽管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价值周转方式不同从而它们各自的周转速度不同，但都有一个价值补偿和实物更新问题，并且无论是价值补偿还是实物更新，由于都在流通中进行，因而，又都存在着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更新所需要的作为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一旦流通出现异常，生产要素的供需链条就会断裂，危机就会发生。作为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可变资本的不同周转周期，也会对资本价值、社会产品的供应、货币需求乃至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产生不同的影响。从对资本价值的影响来看，周转较快的部门，可变资本价值所表现的购买劳动力的货币，不是资本家预付的，而是由雇佣工人自己上次生产过程创造出来的，而周转慢的部门在生产过程结束之前，仍要预付可变资本。从对社会产品供应的影响来看，周转快的部门，可变资本的价值，从社会取走一部分产品，同时很快又向社会投入新的产品，不断消费，不断投入。而周转慢的部门，要不断从市场取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却不把任何产品投入市场。这样，就会造成产品供应紧张。从对货币需求和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影响来看，由于周转周期长的部门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使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又由于周转周期长的部门不断从市场取走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而投入的只是货币等价物，从而使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价格上涨；由于价格上涨，投机盛行，资本大规模转移，投机家发财致富，结果引起市场的强烈消费需求，引起外国商品输入的增加，造成输入过剩；同时，还由于价格上涨，又把大量潜在过剩人口甚至正在就业的工人吸引到新兴工业部门，从而造成经济盲目扩张和虚假繁荣。马克思说，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即资本主义危机的前奏。
如果从宏观角度考察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也可窥见其中蕴含的危机的现实可能性。马克思认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就是社会总产品的补偿问题。社会总产品的补偿包括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包含着社会再生产的各项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中的各项比例关系，要求社会再生产的各个部门按比例平衡发展。社会再生产各部门按比例平衡发展，是社会再生产普遍存在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然而，“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决定了“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往往“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即危机的现实可能性。
　　资本的分配过程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在剩余价值分配之前，有一个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过程。利润率是资本经营成果的标志。在决定利润率的因素中，原材料价格的变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例如，原材料价格提高，会使生产扩大和供给增加，这又会对原材料价格产生反作用，会随着价格的突然跌落，阻碍原材料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因而，由机器等不变资本部分突然增加和持续增加的手段越多，积累越快”，“上面所说的原料价格上涨的现象以及随后产生的反作用也就越显著。因此，由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主要要素的这种剧烈的价格波动引起的激变，也就越频繁”。“一切可能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全面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念”。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与流通、供给与需求矛盾就会尖锐化，进而引发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剧烈震荡和危机。
　　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是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利润转化平均利润，使资本家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连续不断的过程。然而，利润率平均化的每一环节，都贯穿着资本家追逐较高利润率和超额利润的竞争，都伴随着由竞争引发的资本的转移、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缩小、供求关系和价格以及利润率的变动。这些变动通过对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反作用，不断打乱资本主义生产的秩序，使社会再生产在不断的震荡和波动中进行。这种震荡和波动，充分显示了危机的现实可能性。
　　在剩余价值的分配过程中，利润率乃至平均利润率形成以后，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利润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积累不断增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资本使用的劳动者人数、所推动的劳动量、所吸收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以及由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即利润的绝对量仍在不断增加。于是便形成了利润率下降和绝对利润量同时增加的二重性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这个二重性的规律展开为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生产扩大与价值增殖、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等一系列矛盾。上述矛盾虽然来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生着反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但“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生产力”。“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五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这样，就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与它在其中生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常处于矛盾之中，解决这一矛盾的手段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周期性的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革命。
　　资本主义发展到当代，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相互结合、融为一体，显示出综合性的崭新的特征。第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充分作用，形成了美国称霸世界的新格局，美国成为世界宪兵；第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实体经济相对脱离的虚拟经济，主导了全球化的进程，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剥削者，世界经济呈现了后殖民主义的新特点；第三，跨国公司作为新的国际垄断组织，在推进产业转移的同时，秉承西方帝国的意旨，与国际金融资本相结合，联手垄断了国际市场；第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国际金融寡头相结合，以其垄断的先进技术为工具，在强化金融霸权的同时，推进并强化了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和关联；第五，国际垄断势力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以核空技术为大棒，到处侵略和扩张，抢占资源产地，掠夺经济战略资源；第六，美英两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核心，推行“世界经济有控制解体”战略，不断掀起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西方化的浪潮，力图把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上述特征，使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制的私人性这一基本矛盾及其具体矛盾国际化，并且使由此派生的买与卖、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价值生产与价值实现等一系列矛盾在国际上展开、深化和发展起来，从而使危机的现实可能性得到极大的强化和发展。
　　总之，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乃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包含着一系列矛盾和对抗性的因素，这些矛盾和对抗性的因素，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矛盾和对抗相比，其规模和对抗程度都大大发展了。与此同时，危机可能性中的现实因素，也获得了充分的生长和发展。如果遇到相应的条件和环境，这些因素就会发酵，演化为现实的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
　　上述分析表明，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危机只是一种潜在的或抽象的可能性，而不具现实性，现实的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中引出。
　　但危机的现实性，从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本身还依然表现不出来，因为这里不发生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只有在本身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中，这一点才能初步显露出来”。然而，只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认识危机的现实性，还是不够的，因为矛盾的初次显露并不等于矛盾的充分展开和发展。同时，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来看，这些初次暴露出来的矛盾不仅要展开和发展，而且还会派生一系列新的矛盾，并且，危机由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因而，危机的现实性，还要由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剩余价值分配中显露出来的矛盾及其发展，还要由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运行所提供的一系列条件和环境来补充。
　　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显露出来的包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已经存在并显露出来的矛盾，不是静止不变的，同时，危机条件和环境的具备也是逐步的和渐进的，总要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到这些矛盾的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危机便不会发生。在当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及其运行过程，呈现出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特征。这些矛盾和特征，把危机的现实可能性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使之像一颗定时炸弹，时间一到，危机便会发生。但时间本身又是一个矛盾发展即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时间不到，危机还是不能发生。
　　总之，危机的现实的发生，是一个由潜在的或抽象的可能性向现实的和具体的可能性、再由现实的和具体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过程，这个转化过程要经历一系列中间环节和要素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
　　四、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条件
　　对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马克思多有论述。例如，他在分析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的过程时指出，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会进行得更快：1、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完全的贸易自由；信用制度的发展；社会资本在各个资本家面前的集中；不同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有很高的人口密度。第二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自由流动的法律；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化为简单劳动；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特别是，工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马克思所说的上述条件，既是生产过程由不平衡到平衡，使利润率平均化的条件，又是使再生产出现不平衡以致导致危机现实地发生的条件。再如，马克思在考察过剩人口对资本积累和再生产周期不同阶段的意义时指出：“当机器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绝对的影响时；当对外贸易由于机器工业开始超过国内贸易时；当世界市场逐渐侵占了新大陆即亚洲和澳洲的广阔地区时；最后，当走上竞赛场的工业国家为数众多时；——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是另一个新周期的起点”。在谈到信用制度对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作用时还指出：“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品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马克思关于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的分析，其思路是广阔的，既有生产力方面的因素，又有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乃至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既有生产过程本身的因素，又有流通和分配方面的因素，既涉及经济运行过程本身，又涉及经济运行的机制和杠杆，同时，还把世界经济当作一个有机整体，引出世界市场、世界贸易对危机的现实发生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上述资本主义舞台上的丰富而复杂的因素的作用，危机才变为现实。
　　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和特点，虽然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大相同，但马克思所揭示的关于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依然存在并发挥着作用，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条件又有新的发展和特征。这就是：（1）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2）跨国公司脱去了民族国家的服装，打着振兴全球经济的旗号，但却遵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意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3）统一、开放、完备的世界市场体系，发达的交通运输、以计算机为载体的网络信息系统，为国际经济往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4）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竞争日益剧烈；（5）主要发达国家对经济政治霸权的争夺，成为国际资本矛盾的焦点；（6）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为各国经济主体展开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品种繁多的运营工具，成为国际投机家投机欺诈活动的有力杠杆和兴奋剂。上述条件，又可分四个部分，其中（1）（2）两个条件为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具体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一系列矛盾的运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第（3）个条件为资本主义固有的和派生的一系列矛盾进一步延伸和拓展提供了媒介和条件；第（4）（5）两个条件，为资本主义内在的一系列矛盾的运动提供了动力机制；第（6）个条件催生的一系列金融商昂，使资本主义内在的一系列矛盾的运动获得了有力的杠杆。这四个组成部分，互为条件，互相补充，构成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条件的有机系统。在这些要素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内在的各种矛盾的量变一旦达到相应的程度，危机就由可能变为现实。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现实中包含着各种可能，可能转化为更新的现实，在新的现实中又包含着更新的可能，等等，这是事实发展的总的图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危机也是这样。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引发危机的根源就不能拔除，危机由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就不断发生作用，危机就具有不断重复不断更新的周期性。同时，危机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面对当今充斥世界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我们要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从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加强自觉性和预见性，减少自发性和盲目性，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把工作做到危机发生的先头，使我们在风云变幻之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 张作云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