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巴罗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他不仅是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学者。巴罗教授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都有建树，但精力最为集中、持续的时间最长、成果也最为丰富的研究领域还属经济增长问题。这次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一些新的证据》，可以说是他多年来在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研究方面所取得成果 的简要回顾和总结。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现在经济学的发展是相伴而行的。开创现代经济学先河的期密（Smith，1776）、李嘉图（Ricardo，1817）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著述，都包含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成分，只是模型化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始于拉姆齐（Ramsey，1928）的一篇经典经论文《储蓄的数理理论》。特别是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试图在凯恩斯分析框架中加进经济增长因素，使之扩展为“长期”分析，从而形成了广为流传的哈罗德—多马增和模式。到20世纪50年代，对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更为重要贡献的是索洛(Solow，1956)和斯旺(Swan，1956)，形成了索洛—斯旺增长模型。哈罗德—马增长模型把资本作为直接考察的惟一生产要素，在假定(Cass 1956)劳动按固定比例同资本相结合的基础上，研究经济总产出增长率与资本存量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索洛—斯旺增长模型则应用新古典生产函数，生产过程中的各生产要素间具有替代性，特别是资本与劳动能以可变的比例组合，认为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还取决于技术进步（郭庆旺，1995，P3）。后来，经过凯斯（Cass 1965）和库普曼斯(Koopmans 1965)等许多经济学家的发展，基本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形成。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可能是由于增长理论变得过于技术化且缺乏与经验应用的联系，“曾作为一门活跃的研究领域的增长理论已死气沉沉”（巴罗、萨拉依马丁，2000，P12）。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cas 1988)的著作又掀起了有关经济增长的研究热潮，逐渐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旨在寻找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认为长斯增长率是正的，因为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活跃、技术的扩散等等。内生增长理论的流行，不仅在于该理论指明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且同以前的增长理论相比，一个明显的不同是“更注重经验的含义和理论与数据之间关系”（巴罗、萨位依马丁，2000，P13）巴罗十余年来有关经济增长的一系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各国的经验角度，考察各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在巴罗看来，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有很多，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有些因素的影响属于强影响，有些属于弱影响。他把这些因素分为两大类，一是“今天的经济是什么样子，主要用人均GDP来衡量”；二是技术方面的因素。就第一类因素而言，当初人均GDP很低的穷国，后来的经济增长率一般较高，但也有像世界上最穷的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国家的例外情况。这种例外情况的成因很复杂，主要体现于第二类因素的许多增长环境因素上。
第二类因素——技术，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是，技术的作用效果是有条件的，取决于—因的各种环境因素。从巴罗的讲演中，我们可以把这些条件或环境因素归类为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用健康状况或出生率和死亡率、受教育程度衡量）、开放度（用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率、贸易条件衡量）、宏观经济稳定（用通货膨胀衡量）、金融市场是否发达（用贷款占GDP比率、国内储蓄占GDP比率等衡量）、储蓄率、投资率以及政府规模（用政府消费占GDP比率衡量）等；政府因素包括财政政策、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政府管制等；制度因素包括经济体制、法制体系（用吸引外资的程度、产权保护程度衡量）、民主程度（用选举权衡量）等；社会因素包括国家大小（人口多少）、收入不公平程度、腐败等；文化因素主要是宗教。巴罗认巴罗伙，上述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的是正相关，有的是负相关；有的相关性较强，有的相关性较弱。
巴罗关于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成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以下三点，这也是我想说，中国在今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要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需要关注的方面。
第一，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不仅要有较高的储蓄率、投资率，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还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法制体系，让市场经济在有序、有效竞争的环境中运行。特别是巴罗认为，良好的法制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因素，而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民主程度并非越高越好。
第二，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以前，新古典增长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但是，内生增长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府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受政府政策的影响（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 Romer 1989。因为无论是知识的积累（包括人力资本增加、新产品的生产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还是研究与开发活动，不仅具有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而且知褒本身还具有共用品的某些特征，都需要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以扶持、鼓励这类活动（郭庆旺、赵志耘，1999，P221）
第三，要达时调整经济增长的预期和目标。我想用巴罗讲演的最后一句话来结束我的点评：“经济增长快，不一定意味着效果就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要经济增长的效果达到最好就行，不一定增长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