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打断了这种幻想：美国不但对中国商品增加进口关税，而且限制美国高技术对中国出口，打击中国的中兴、华为等高科技企业，即不惜扩大逆差卡脖子。由此可见，新结构主义并不新，因为它的核心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新结构主义主张的放弃自主研发，仅仅依靠质优价廉的劳动力战略极其脆弱，将自身至于任人宰割的处境；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抽象出真正有价值的经济增长要件——价值补偿。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增长的原因在于：实物利润的增长与货币利润的增长同步。即美欧日等先发经济体由于陷入高物价、高债务、低利润的困境，企业不得不向低物价、低债务、高利润的后发经济体转移，这些产业尽管对美欧日是落后产能，但对于后发经济体则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故能完成产业升级与产能增长；而将此商品返销先发经济体，因为它的成本更低，故可获得贸易顺差，由此实现了对消费不足的价值补偿。

2019年的新冠肺炎全球疫情更进一步暴露了货币利润补偿的必要性，中国开始意识到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迫切性，但消费需求来自初始投资货币成本，它不会给初始投资带来货币利润，而是必然亏损，因此，要储备需求来替代顺差拉动。

新结构主义否定自主研发、健全产业链之路，也就堵住了实物循环推动技术进步，而没有货币利润补偿，也就不能消除债务拉动，结果不可能实现快速的可持续增长。所以，新结构主义在理论上属于盲人摸象，在实践上则是有害的。

（未完待续，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作者简介  张二寅，山东宁阳人，现居天津。中国社会科学院MBA，国际财务管理师（IFM），第一经济首席宏观经济学家。当代宏观经济学者，主要从事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控制论等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新宏观创建者，储备需求倡导者，指出储备需求为第四大需求，它实现了对消费不足的价值补偿，是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路径。专著《新宏观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7月。合著《草野集——中国经济再出发》，新华出版社，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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