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海归从政早已不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只不过因为对海归的定义和理解不尽相同，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和看法上也存在相当的分歧。我这篇文章的侧重点是等会儿要讲到的所谓自费海归。

从表面上看，海归在中国政坛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有的甚至已经进入决策层面。根据美国《侨报》援引布鲁金斯学会的数据，中共十七大的371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海归比例已超过一成，预计在中共十八大上，这个比例会提高到15%到17%；部长、副部长、部长助理级官员中，海归占两成一，尤以金融和外交领域的海归部长级官员最多。

在我的论文里，海归的定义被赋予了多维性，除了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年限以外，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自费海归和公费海归的区别。上面提到的海归官员大多是政府资助的公费留学生，另外在海外浸染的时间也基本上限于其学习的年限。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一些公费海归回国后能够为中国政坛带来新鲜的想法，但由于身份的原因所带来的变化依然有其局限性，而且这些海归所服务的政府部门还是集中在以外交、外贸和金融等为代表的技术性领域。

至于自费海归，我记得曾经在前面的一篇文章里提起过，就是这个群体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和科研领域贡献突出，但在人文和观念方面的成绩相比之下似乎乏善可陈，当然这也包括执政和公共管理领域。 之所以如此，我想以下几个因素应该是背后的主要原因。

首先，自费海归由于大多在海外时间较长，尤其对那些缺少体制内经验的人而言，显然很难熟悉和适应国内官场各种或明或暗的规则，人脉关系也不扎实，即使能够勉强进入体制内部，因为“斗争经验”不足也很难在目前的体制下存活下去。朱镕基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做过如是尝试，试图为政府某些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招募海归良材，但结果不甚理想。按照清华大学美籍教授John L. Thornton在《中国的领导力差距》（China’s Leadership Gap） 文中的说法，周遭虎视眈眈的官场老油条们会视这些人为自己升迁的威胁，自然不会给他们好日子过。

另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去较早的海外留学生大多是理工科学生，这些人即使归了，感兴趣的也是诸如“千人计划”这样针对科研人才的海归项目，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缺乏进入甚至影响中国政坛的条件。 从这个角度说，随着年轻一代的留学生更多地选择出国攻读诸如法律、经济学和公共管理等人文科学专业，希望未来中国政坛的海归储备军会渐成规模态势。

当然，如今很多海归们对改善个人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偏重追求，或者说在中国寻找的所谓“成就感”，也让这些人丧失了在人文乃至政治领域积累和打拼所需要的意志力，尤其考虑到中国政坛依然注重的是从基层做起的经验和业绩。我很想知道，在如今非常物质化的社会大环境下，有多少海归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下放到各方面条件差强人意的基层，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冒着被忽视甚至遗忘的风险贡献自己最好的年华。于此，我在论文里也提到政府需要设计和实施相应的人才计划进行配合，不过由于文章的篇幅所限，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值得注意的是，自费海归群体里颇有一些吃政治饭的人，自作聪明地主动把自己犬儒化，完全无视国家在执政和公共管理方面对真知灼见的需求乃至渴望，更注重以正确的方式做事（do things the right way），而非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s）。正如《文化、政治和权力》课的教授所说，社会精英的才华和能力是把双刃剑，如果他们只是削尖了脑袋试图成为社会权力结构（power structure）的一部分，而非用自己的知识推动社会改良以造福于民的话，如此精英的潜在危害性其实比任何不良的传统势力会更可怕。

我个人的意见是，不应该单纯地把海归目前在中国政坛的困局完全归咎于客观，海归们也需要经常在自己身上多找找原因，而海归政治犬儒化的现象则更需要这个群体的集体性反思。在思考的同时，这个群体也应该意识到海归并非在中国政坛缺乏出路，其实在体制边缘海归发挥其相应的政治影响力也许会更加游刃有余，无论是民间的智库，还是开放的媒体机构，都是他们可以充分利用的思想平台。

我愿意相信，在社会日渐开明的前提下，海归群体对中国政坛所起的作用只会越来越大，虽然这需要时间，但也许更需要的是海归本身的意愿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