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作者沿着Williamson (1975), Hart and Moore (1990) ， Hart (1995)的思路进行，即企业在投资前（投入沉没成本）需要考虑自己的融资结构，而这会影响事后的谈判能力，尤其当存在不完全合约且东道国政府上仍较弱的承诺能力时。因此，所有权结构对于企业收益是非中性的。作者细分了腐败的两种类型，低层腐败，类似于直接敲诈，高层腐败。

为了使腐败内生，作者在假定MNEs对于其投资（对东道国）所产生的外部性具有完全信息，政府与企业间进行NE谈判，是对Howard (1992) and Osborne and Rubinstein (1994)完全信息下谈判的一种扩展。并假定存在一个缩小信息不对称的专家来为政府服务，遵循Laffont and Tirole（1991）的分析框架。

作者的主要结论是：低层的腐败相当于税收，它会使MNE更倾向于采取债务合约，市场的腐败通过政治风险发生作用，并削弱后者的作用，机制在于，腐败会使政府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获得MNEs的私人信息，从而降低企业通过FDI进入（获得信息租金）的激励。作者用实证数据表明了腐败与政治风险的关联，这是以往的实证所忽略的（如何用理论模型来“攻击”实证研究）。

认识两种腐败
   官僚腐败（Bureaucratic corruption）涉及到低层官员的腐败行为，为大多数文献所揭示，如Morisset and Lumenga-Neso (2002)考察了MNEs在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行政壁垒，主要包括：准入批准;土地，地点开发和利用及经营要求（entry approvals; land, site development and utility; and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而且这些要求与腐败程度正相关，可以由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ex来表示，Rose-Ackerman (1999)也列举了大量的低层腐败的案例。作者对这种腐败模型化，即当地政府收取最大的贿赂资金，同时保证不被上级发现的情况下。

第二种腐败是政治腐败。这种涉及到东道国政府与MNE间的博弈，前者判断该项目的价值，并设定激励合约，后者依合约进行进入方式的调整。

作者对这种腐败的了解来自于现实感悟，因为他有过为拉美国家政府提供咨询的经历，他发现MNEs在进入东道国之前，与该国政府官员有过密切的接触，这也为腐败提供了条件，如要求MNE与当地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保证当地就业等。而MNEs也可能从中获得，如把握住一些大的政府定单，或从私有化中获利。因而，作者认为两种腐败的主要差别在于，官僚腐败是对企业收益的直接剥夺，而后者，政府与企业均可能从接触中获利。

可以对这种政治腐败建模，即地方政府官员可以当作是委托人（高层政府或人民代表）及企业之间的中介，它负责报告MNEs（对东道国）的投资价值（外部性），并在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可以识别）下讨论，考察该政府官员调查的努力程度。

模型
     假设有两个企业，一个是国内企业，边际成本为 ，面临着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一个是国外企业，假定其具有更高的效率，具有边际成本 ，博弈分为三个阶段：阶段0，只有国内企业服务本国消费者；阶段1，国外企业进入，具有更低的生产成本；阶段3，国外企业为国内企业带来的技术外溢， 。该国的总福利为 ，前者为消费者福利，后者为（本土与国外）企业利润。

引入国外技术可获利的收益为： ，假定不存在时间折现。假定东道国政府与国外企业均为风险中性，收益增量在两者之间均分。在完全信息下，国外企业可将技术直接出售给国家L，并获得技术价值。国外企业也可以选择FDI，但需要投入沉没成本，而这些成本比东道国企业更高，由于对当地市场及政治管理不熟悉。假定东道国受到资金约束，许可生产费用逐年支付，因此，国外企业在两种情形下的收益分别为：

些两式表明，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具政府具有完全的承诺能力，债权合约总是占优于FDI，因为前者是无成本的，后者需要投入沉没成本。

现在可以逼近真实世界。假设政府对MNEs进行征用的概率为 ，在债务合约情形，政府将剥夺MNEs的全部剩余；在FDI情形，政府可能会全部剥夺MNEs了公司的资产，也可能只剥夺其中一部分，令其为 。因而，双方的收益因不同合约安排而不同，债务合约下为：

FDI情形下为： ； 。MNEs选择FDI的条件是： 。一些参数的设定也符合直觉，如较低的沉没成本，较高的二期利润，较高的违约风险，较高的FDI利润回收机率（面对被剥夺），均有利于FDI均衡出现。

非对称信息
由于MNEs对其技术和外部性具有更多信息，它当然会利用这些信息来获利租金。东道国对于MNEs技术的外部性不确定， 为事前预想技术会带来强的外部性的概率。  为外部性实际差异。作者的模型是在Howard (1992), proposed by Osborne and Rubinstein (1994)基础上引入NE谈判，即先行者（东道国）提供合约 ，随后企业进行还价 ，而企业在事前的策略是，给定先行者的策略，企业不接受的概率为1-p。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先行者将会出价 且企业也会接受。

作者论证了谈判框架在此情境下的适用性，企业总想获得更好的投资环境，如低税、补贴，或基础设施支持，东道国也极力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如通过加入国内企业成分，许可生产。同时，谈判框架适用于不完全合约，因为有政府的加入，其不完全性就表现得很明显，尽管自我执行的合约更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资金流动。但可能存在的政府违约会中断这些合约的自我实施能力。

当存在不完全信息时，序贯博弈可以有两种，拥有更多信息的一方先行或后行，先行实际上为发信号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均衡，后行意味着先行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约对信息进行甄别。为了使问题变得简单且具有可追溯性，作者选择后者。

现在看政府出价，如果出 被接受的可能性为1-v，有v的可能性政府出价过低。如果出价 ，有v的可能性企业会接受，但1-v的可能性企业认为出价太高，接受的概率为 ，由此可知双方均由于不对称信息遭受了损失。可以证明，东道国最佳的出价策略是极端值，即 。

引入基层腐败
假设基层官僚负责MNEs的日常操作，如发放许可证及安全健康认定，由于它们对于企业拥有的信息较少，腐败主要体现在对租金的收取，令为B。但租金收取被发现的函数为 ，即数额越大，企业的告发动力越强，也越容易被上级发现，因而，基层政府基于寻租方面的效用函数为： 。

为了考察B对企业进入方式的影响，可以先看完全信息情形（这实际上是一种比较静态分析，一次只处理一件事情），如果 时（首先需要满足参与约束），企业会选择退出该国市场。此时，企业选择FDI及债务合约进入的支付分别为：

FDI占优的条件是：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定义阀值：

可以得到以下FDI占优的区间：

可以得到一个可实证的推论，即基层腐败会减少FDI占优的区间。但这种作用的边际效果递减，甚至最终消失。命题1总结了以上结果：

引入政治腐败
即该政府为上级政府的代理人，他可以对企业技术的外部性进行考察。但这种技术信息对于上层政府是不可核查的（假设），因而他可以获取信息租金。

这里可能出现的问题是监查者可能会与MNEs进行合谋，即当监查者发现企业的技术外溢较大时，他可能与企业合谋，谎报类型为低技术溢出，作者假设在此种情况下，考查者具有完全的谈判力量，并摄取所有剩余。合谋发生的条件是 。如果企业向监查者寻租量为t，寻租者可以获利的数量为kt，k反映了寻租的交易成本。因此为了防止监查者参预合谋，需要给他一定的激励支付 。

现在看监查者的监查技术，假定高外溢的投资者可以向其发出可识别的信号 的概率为 ，但这个概率是内生的，需要付出监查者的努力， ，发现信息后，监查者可以得到收益r。因此，他的目标函数为： 。

为了得到显示解，令 ，可得 给定监查者的最优行动，可以为其定做一个合约： ，第一项为监查获得信息给委托人带来的收益，后一项为给监查人的报酬，可得 。现在考虑到监查者可能与企业合谋，其最大化问题调整为： 。监查者的最优反应为 ，委托人的最优支付为

最终的均衡为： 当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合谋的原则（collusion proofness principle）是适用的，支付监查者以获得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相对更有效。现在来看企业进入方式的权衡：可以有三种情形：项目是好的，监查者得到了该信号，概率为 ，此时可以得到完全信息解；项目是好的，监查者没有得到信号，适用于非对称信息解，概率为 ；项目是坏的，监查者没有得到信息，适用于非对称信息情形，但最终结果与完全信息一致，因为政府的出价为 。可以得到FDI占优的参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