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以及对于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即两个过程具有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为此，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以及依靠转变发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红利，刘易斯转折点，未富先老
　　一、引  言
　　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正在丧失人口红利的支撑，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讨论仍然方兴未艾。笔者在一篇合作的文章中（Cai and Wang，2005），以人口抚养比为代理指标，估算了人口红利对1982—2000年期间人均GDP增长率的贡献为26.8%，同时指出，随着大约在2013年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转为提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在其他的文献中（如蔡昉，2008；Cai，2008），笔者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方面的新形势，做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并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人力资本培养等方面揭示了转折点到来所具有的政策涵义。
　　对于上述判断，许多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持赞同的态度，也出现了很多批评意见。在最初的文章和答复性文献中（蔡昉，2008），笔者尝试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从不同角度印证所得出的判断。但是，对于经济现实中的表现，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常常得出大相径庭的观察，对相同的现象，也往往会做出不尽相同的解说，得出相异的结论，见仁见智。一个挥之不去的传统观念是：中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任何学术观点或政策建议，如果认为（即便是在未来）劳动力会出现总量不足的可能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将转移殆尽，以至得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结论，都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无论是针对笔者的批评意见，还是对于中国人口和劳动力状况的一成不变的认识，主要是因为受到统计数字的迷惑，而统计数字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业劳动力使用的数据，正规统计制度不能充分反映迅速变化的农业生产现实，从而学者要么对最新的情况懵然无知，要么陷入“数字的暴政”（Young，1992），以致计量经济学分析的数据基础十分的不牢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改革发生得太快，以致统计改革不能及时跟进（Ravallion and Chen，1999）。例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农业劳动力为3.1亿人，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至今仍然高达39.6%。而由于统计口径的因素，农业普查的农业就业数字甚至更高。而事实上，农业成本调查资料所显示的农业生产实际投入劳动的数量，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Cai and Wang，2008）。综合考虑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态势、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以及农业机械化的提高程度，可以认为农业中实际容纳的劳动力比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要少得多。因此，基于汇总统计数据得出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如Lau，2010），或者由此进行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得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很低的结论（Minami and Ma，2009），都会因为高估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而否定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结论。
　　第二，关于劳动力市场和城乡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许多学者无法读懂，以致得出偏离实际情况的相关结论。随着产业结构和经济成分日趋多样化，特别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劳动力市场冲击之后，城镇就业渠道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不仅不再是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占主导的就业结构，而且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与此同时，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在本地或外出从事非农就业，总量超过2.3亿人，其中1.5亿人进城务工。在常规统计中，城镇居民的非正规就业和农民工的就业，除了通过汇总和分析，可以得出大约1亿人的总量和占城镇总就业约30%的比重外，通常没有可供进行分部门分析的数据（Cai，2004）。此外，迄今没有公开发布比登记失业率更反映现实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调查失业率数字，这使得许多学者做出没有数据支撑的猜想。因此，许多研究者仅仅依据统计年鉴上的正规就业数据，以及任意性比较强的估计，来判断劳动力市场状况，得出就业零增长或者失业率仍然很高的结论（如Rawski，2001），以致当全国普遍出现民工荒现象时，许多人无法接受其为真实的存在。
　　第三，关于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趋势，统计年鉴发布的汇总数据很难提供整体的特征性描述，通常也没有及时更新的人口预测。实际上，历次人口普查数据都可以提供人口变动的新态势。但是，由于对于诸如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等重要参数的认识不一致，始终没有定期发布一个权威的、不断更新的，并且得到官方和民间认可的人口预测报告，一般读者更是不知道人口变动的趋势，以致许多人还认为中国人口的峰值在2040年或以后的某一时刻达到，届时人口总量为16亿（如刘遵义，2010）。至于说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已经大幅度减缓，因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基础正在消失，以致不愿意相信人口红利的式微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可见，对于人口转变格局与趋势的认识，将有助于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正确理解，更是旨在挖掘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潜力的相关政策的决策基础。本文的以下部分将说明，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过程有着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发展阶段特征，以及在相当大程度上重合的过程，进而人口转变所促成的人口红利期，是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论证人口红利的消失与证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实际上是同一项学术工作。本文其他部分是这样组织的：第二部分从理论和国际经验角度论证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的逻辑关系；第三部分用数字描述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部分回答如何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问题；第五部分对文章的主要结论进行小结，并揭示政策涵义。
　　二、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
　　以刘易斯（Lewis，1954）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广为人知。该理论把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区分为农业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前一部门中存在着相对于资本和土地来说严重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负数。随着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在工资水平没有实质性增长的情况下，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新兴部门就业，这形成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某个时刻，这时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超过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继续吸引劳动力转移导致工资水平的提高，迎来刘易斯转折点。虽然在学说史上几经沉浮（Ranis，2004），二元经济理论一直是发展经济学中最具有核心地位的理论模型。
　　但是，甚至在刘易斯最初的文章发表之前，人口转变理论（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的成熟形式已经公开发表。对应工业化前后发展时期，该理论把人口再生产类型区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分别为（1）“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2）“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以及（3）“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虽然我们无法断定刘易斯是否注意到人口学在这方面的重要文献，但是，刘易斯本人在其文章中不乏类似的人口学假定。在定义二元经济结构中的重要部门农业时，他解释说“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很小或等于零”，因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这里所隐含的就是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即外生的人口死亡率下降和高出生率的惯性，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处在很高的水平上。又由于农业是更初级的生产部门，所以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被积淀在这个部门。
　　理解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之间逻辑关系的关键，是理解人口红利的产生和获得的机制。在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们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总量的层面上。因此，在这些讨论中，人们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学家开始观察到这个转变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的后果。进而，经济学家又观察到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影响（Williamson，1997）。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阶段，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重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人口开始逐渐老龄化。换句话说，当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随后下降形成一个倒u字形曲线的变化轨迹之后，以大约一代人的时差，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轨迹。
　　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这被称作人口红利。相应地，一旦人口转变超过这个阶段，人口年龄结构因老龄化而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性时，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便相应丧失。由于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可以最综合地用总和生育率来反映，我们可以从理论上预期这样一个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图1）：当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时，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处在很低的（假设没有人口转变和技术进步）稳态水平上；随着生育率下降，并由于随之逐渐形成了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经济增长率加快，从而获得人口红利；而当生育率继续下降到更低的水平时，由于老龄化程度提高，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到较低的（不再有我们认识到的人口转变，但是技术进步处在创新前沿）稳态水平上。相应地，生育率下降从而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定人口转变阶段，如图1中虚线所标示的，即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

　　需要指出的是，影响经济增长表现的因素众多，绝非仅仅人口因素。例如，在捍卫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实证研究中，经济学家先后找出上百个具有统计显著性的解释变量，尝试揭示经济增长之谜（Sala-i-Martin，1997）。对于低收入国家处于“贫困陷阱”中的极为低下的稳态增长，以及高收入国家处在技术创新前沿上的低稳态增长水平，尤其需要避免以人口因素来进行解释。同时，这里我们也暂且撇开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的反作用，而仅仅关注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做出以上假设的条件下，从人口红利的理论出发，不仅可以做出上述关于两者关系的假设，而且可以从经验上得到检验。
　　利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我们可以对1960年以来各国GDP年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一些描述性的统计刻画。在该数据库中，GDP年增长率介于-51%—106%之间。为了避免解释那些极端值的复杂性，在此处的分析中，我们只观察GDP增长率介于0%——10%的更反映常态趋势的观察值。根据我们所做的理论预期，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随着生育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先上升随后降低。因此，我们根据理论上得出的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以及总和生育率平方项的关系，在图2中画出了GDP增长率的拟合值，并给出95%的置信区间。

　　图2直观地告诉我们，总和生育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一种倒U字形的关系。那些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的国家，GDP增长率较低；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GDP增长率上升；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GDP增长率达到最高值，相应也达到了一个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折点；随着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那些总和生育率较低的国家，GDP增长率也较低。这个简单的经验曲线，与前面的理论预期完全一致。

　　为了进一步分析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这种非线性关系，利用前述数据库，我们用GDP增长率做因变量，用总和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的平方项做自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列于表1。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总和生育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而总和生育率平方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进一步展示了GDP增长率随总和生育率下降先提高后降低的倒U字形经验关系。不过，这个统计分析并不尝试去解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仅仅关注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表面联系。一旦我们从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上都确认了这种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更一般地认识人口学所认识到的人口转变过程，与人口经济学所确立的人口红利获得过程，进而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人口转变结果出发，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红利的产生与预期的消失，进而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人口转变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剔除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非正常波动后，主要表现为在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的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在高水平上，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过快。相应地，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总和生育率通常处在6的高水平上。然而，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生育率下降只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其实，总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发生在1970—1980年期间，即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从5.8下降到2.3，共下降了3.5个百分点。而假设目前总和生育率为1.6—1.8的话，1980年以后总共才下降了0.5—0.7个百分点。这个事实验证了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关于人口转变规律所取得的学术共识：三个主要的人口转变阶段的依次更替，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随着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转变，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依赖型人口，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提高，这形成可以把经济增长率提升到稳态水平之上的人口红利。
　　虽然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14岁以下人口与65岁以上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之比，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下降，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迅速增长并且比重大幅度提高，从而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主要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图3）。这个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在改革开放年代转化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获得人口红利的原理解说、过程描述和经验检验，笔者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已经有详细的交待（如蔡昉，2008；Cai and Wang，2005）。在这些文献中，笔者也做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并给予实证检验和证明。在本文中，把人口转变、人口红利和刘易斯转折点三个概念和过程集中讨论，目的在于说明三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依照这种逻辑关系，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诸多挑战做出一致性的阐释。
　　图3中联合国对中国分年龄的人口预测，是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随后的调查信息，参考官方关于总和生育率等重要参数的估计，按照中位方案于2008年做出的最新修正结果。这与中国不同单位所做的预测大体上是一致的。根据这个预测，人口总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峰值，届时中国人口为14.62亿，而在此之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达到峰值，总量为9.98亿。显而易见，虽然这两个人口峰值的预测结果，是可以从公共信息平台上随时获得的，但是，其不仅不为广大普通读者所知，而且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也并不了然。然而，了解这个变化趋势，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学者，特别是其中那些经常发表意见并对受众产生巨大影响的学者，显然是必需的。

　　进一步考察上述人口预测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1970—201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的增长率，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这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不再朝着具有生产性的方向变化。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由于城市是非农产业发展的集中区域，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所吸纳的就业，主要发生在城市部门，而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根据另一项预测（胡英，2009），到2015年，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数量小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数量。这意味着，在假设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激励力度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进城农民工的数量不足以填补城市劳动力减少产生的缺口。由于在到达这个时点之前，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径，即考虑到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因素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量，已经逐年接近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量（两者相等的那个点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加的时刻），劳动力市场已经在逐步对此做出反应，一方面表现为全国范围不断出现民工荒现象，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民工工资逐年上涨。而按照定义，这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特征性表现。
　　四、如何缩小“未富先老”缺口？
　　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生育政策仅仅起到外加的且相对次要的助动作用。例如，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生育率从上个世纪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都在90年代以后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印度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较差，人口转变过程相对滞后，但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轨迹（林毅夫，2006）。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期间经历了30年的增长奇迹，但其起步仍然晚于亚洲四小龙，因此，在人均收入水平尚低的情况下进入到人口转变的新阶段，形成“未富先老”的特点。20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为6.8%，与世界老龄化平均水平相同；而2001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按照官方汇率计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3%，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3%。虽然中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啻一个适度的加速因素，但是，归根结底，人口转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未富先老”产生的缺口（即人口老龄化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超过人均收入趋同的速度），也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造成的。
　　尽管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挑战，各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也存在差异，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些国家由于人均收入已经处在较高的水平上，技术创新也处于前沿水平上，因此，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可持续的，迄今也足以应对老龄化危机。相应地，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应该主要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到消除。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排位的不断跃升，并预计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人口增长率处于低水平，人均GDP的提高也将日益加速。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CER，2007）对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做了长期预测。根据这个预测，按照购买力平价和2000年不变美元计算，2020年中国GDP总量为17.3万亿美元，2030年为25.2万亿美元，2040年将达到30.4万亿美元。这三个年份相应的人均GDP预测值则分别是1.2万美元、1.8万美元和2.2万美元。美国经济学家Fogel（2007）则更为乐观，预测2040年中国GDP总量高达123.7万亿美元，在人口达到14.6亿的情况下，届时中国人均GDP高达8.5万美元。值得指出的是，这两种预测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使用的数据来源差异也很大，特别是用购买力平价的计算，与中国官方和学者的口径也不相符。其实，从两种预测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可以看到各自的局限性。

　　但是，上述预测反映的一个事实是，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中国将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姿态，加速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如果中国能够保持与过去30年相当或即便略微减速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她将以很快的速度与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趋同。因此，这些经济学家的预测，反映的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和符合规律的前景。因此，在人口转变趋势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缺口将逐渐缩小。在图4中，我们把2000年和2010年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显示出了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而把2020年和2030年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则显示出“未富先老”缺口显著缩小。由此可见，充分挖掘当前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并逐渐转向利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是在后刘易斯转折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
　　五、结语和政策涵义
　　通过对中国人口转变结果及其经济影响的分析，特别是本文尝试进行的经验检验，我们可以更加确信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两个过程之间所具有的内在逻辑联系。因而，做出人口红利式微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是有充分依据的。对于这样的一些判断所产生的争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提示我们，本文所讨论的这个转折点是否到来，具有很重要的政策涵义。
　　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转折点，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通过了这个转折点，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才开始逐步接近，以至最终达到消除差距，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消失的商业化点。因此，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总体上并不应该引起任何担忧。相反，由于这个转折点是否到来，并不仅仅具有单纯的概念性意义，而且涉及对客观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因此，正确地预见到这个转折点的到来，并认识到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对于政府经济发展政策、企业决策和劳动者行为来说，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提示作用，以便继续保持和深入发掘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源泉。具体来说，借鉴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在后刘易斯转折时代，关于如何发掘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源泉的探讨，应该从近期、中期和长期三个视角进行。
　　首先，迄今所加以利用的人口红利仍然有其发掘潜力。如果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高，因而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形成高储蓄率的人口结构优势称作第一次人口红利，而把未来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可能产生新的储蓄动机和新的人力资本供给称作第二次人口红利，那么，目前第一次人口红利尚未发掘殆尽。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实现了就业转换，是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主要表现形式。2009年，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1.5亿。相应地，农民工进城成为居住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2009年含这部分常住流动人口在内的城市化率达到46%。但是，由于这些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中的常住农民工没有获得城市户籍或市民身份，他们作为稳定的劳动力供给、新增消费需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社会保障制度贡献者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5%，而具有非农业户籍的人口的比重只有33%，这意味着现行常住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率，与市民意义上的城市化率之间，尚存在12个百分点的差距。可见，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务，从城市化领域可以继续开发第一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蔡昉，2010）。
　　其次，第二次人口红利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一个逐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只要具备必要的制度条件，同样可以具有人口的优势，即提供第二次人口红利（蔡昉，2009）。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即人们活得更加长寿，这个因素是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基础，即延长了的健康余寿可以成为人口红利的新源泉。这种类型的人口红利包括三个主要来源。第一是来自养老保障需求和制度供给。如果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从而储蓄动机，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高储蓄率。第二是来自教育资源的扩大。随着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缩小和比重降低，劳动年龄人口供养在学人口的能力相对提高，这意味着通过扩大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机遇。第三是来自劳动参与率的扩大。延缓退休是扩大劳动力供给、缓解养老负担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延长退休年龄的主要障碍在于，接近退休年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比较低，在改变这种现状之前，延长退休年龄会使他们陷入脆弱境地。因此，开发这种人口红利的关键，是在继续扩大教育特别是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及加强对就业者培训的基础上，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以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
　　第三，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以提供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主要以西方国家为素材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假设劳动力是稀缺的生产要素，因此资本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从而认为，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出路是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Solow，1956）。从这个基本假设出发，许多经济学家曾经质疑过东亚奇迹及其可持续性（如Young，1992；Kmgman，1994）。实际上，正是由于东亚经济曾经有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又通过恰当的经济政策开发出人口红利，在很长时期里避免了资本报酬递减的困扰。而随着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阶段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与此同时，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使得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这些经济体实现了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个经验提示我们，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源泉终将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既然我们做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这个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应该由此加快步伐。

作者：蔡昉 来源：《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