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澳企业家》2010年5期
　　自从铁器进入人类生活以来，它就从来没有淡出过人类生活的时候而且越来越发为人类所依赖。中国从春秋时代起，开始规模化用铁矿石炼铁，且技术日趋成熟。冶铁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农业及种植业的发展，也推动医药学的发展。当然，也极大地促进了军事技术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代铁制兵器广泛进入战场以后，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后来的火兵器时代，直到今日，尽管宣告了信息化战争时期开始，但是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还是建立在一个国家的钢铁工业的基础之上。民众称自己的军队为“铁军”，军队行动被形容为“铁流滚滚”。
　　今天，围绕铁的战争不仅仅没有结束，而且战火蔓延至全球范围，愈演愈烈。当年的春秋战国，在华夏大地上演义出一幕幕流传千秋的故事，造就出无数风流英雄人物，成就了中华文明史上一段辉煌的篇章。但是，进入今日的钢铁春秋，中华民族似乎屡屡陷入被动，看不到运筹帷幄的智者，也少见叱咤疆场的猛将豪杰。
　　然而，按照市场的游戏规则，情况似乎本不应该如此混乱和颠倒。在市场上，买卖双方本应该是相互依靠的，竞争只是同行之间的事情。但是现在，本应该同行是冤家的铁矿石供应商之间却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本应该是合作对象的交易对方，其联合之紧密度甚至远远强于买卖双方之间的合作互惠的程度。所谓铁矿石的价格谈判已经不再是什么谈判，而是“国际涨价听证会”，中国的钢企只是去听一听涨价通知。
　　钢铁业已经进入到一个敌友混杂，敌友角色转换迅速，不断上演纵横开阖故事的新一轮春秋时代。
　　全球以钢铁产业为对象的研究报告已是汗牛充栋，本文不再就此多费笔墨，重点探讨一下在这场钢铁春秋战争之中，中国如何运筹，以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很明显，中国的钢铁行业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钢铁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上游企业的用户和市场。前者决定了同行之间的竞争性，每个环节都力图在产业链条的整个利润蛋糕上切去最大的一块，这也是同为铁矿石供应商的几大铁矿石寡头可以同坐一条板凳的原因。
　　但是博弈理论认为，寡头联合是高度不稳定的，寡头们都有私下背信弃义的冲动，从而导致价格同盟自行瓦解。因此，淡水河谷与两拓的垄断局面并不是铁板一块坚不可摧。
　　作为铁矿石消费者的钢企，相互之间要像淡水河谷和两拓之间的勾结一样，加强同业间尤其是国际间同业的合作，联合抵制上游企业的漫天要价，用团结对抗勾结，迫使铁矿石寡头们坐下来真正地进行价格谈判，共同商定一个合理的产业利润分配的游戏规则。

　　世界铁矿总资源按含铁量计算为1,964亿吨，其中工业储量930亿吨。按国家来看，拥有最多铁矿石资源的是乌克兰，占比21％，其次是俄罗斯，位居第二（有资料显示俄罗斯是第一）占比17％。而这些储量排名世界第一第二的国家目前并不是铁矿石出口大国。因此，中国可以从改变铁矿石进口路径的角度入手，利用对我们所掌控的庞大的市场资源的重新分配来影响寡头联合的牢固性，瓦解寡头联盟的阵营。
　　寡头也往往处于“囚徒困境”之中。利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WTO这个国际经济警察的角色，把铁矿石价格合谋诉诸于世，加速铁矿石寡头联合的瓦解。
　　在淡化我们与铁矿石供应商的同行地位的同时，要强调中国的市场角色。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增长最快的铁矿石消费市场，如此庞大的市场地位一定对供方阵营有一个分裂瓦解的作用。取得尽可能高的市场份额是垄断的目标，因此，市场就是我们的优势和筹码。即便是一时无法打破铁矿石价格同盟，我们也可以在寡头之间采取亲疏有别的策略，选择未来最优可能成为主要合作对象的一方加大市场倾斜度，由此使得寡头之间无论如何合谋，只能有一家获利而不是利益均沾，从而迫使在铁矿石寡头之间产生对市场份额的内部竞争，催生价格战，进而瓦解价格同盟。
　　当前澳洲铁矿石价格之所以如此强硬，背后一条很重要的因素是从澳洲到中国的海运优势所致。矿石出口国不仅仅赚取了原料的高利，而且还要加上一道运输环节的高利。
　　因此，中国可以从海运入手扩大中国在产业链上占据的长度，也就等于扩大了我们在铁矿石谈判中的的话语权。中国当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国，但是却不是最大的海运国，造就的万吨巨轮都是给他人使用的，成就了他国的海运大国地位。鉴于此，我们应该设法把造船优势同时扩展成为海运优势，从而扩大我们在铁矿石价格方面的话语权。
　　中国政府一方面可以鼓励中国的海运企业参与到铁矿石运输当中来，另一方面还可以扶持大的钢企直接投资于海运，用海运收益冲抵、转移、分担铁矿石成本。
　　中国现在是钢铁生产大国，同时也是钢材出口的大国，中国2008年钢材出口总量为5,923万吨，而当年的钢材进口约为1600万吨，进出口比例为约为1:3，总体是净出口。2009年出口有所下降，但总体差不多。这说明国际市场对中国的钢材有一定依赖度。
　　当前国家采取的是限制钢材出口的政策，但一味的限制钢材并不是好办法，不利于中国钢铁企业的发展。国家应该制定特殊的钢铁产业发展策略，提高某些钢种出口的退税补贴，并且支持这些企业在出口时采取价格差异化政策（即所谓的价格歧视）。而对于愿意在铁矿石价格方面采取合作态度的国家则可以采取投桃报李的策略，从而诱使对方为了其自身的长远利益而放弃盲目一味涨价的短视做法。
　　钢铁企业要积极调整自身的产品结构，促使产品结构升级，扩大普通钢铁产品的深度加工，发展特种钢铁产品，建立特种钢的比较优势，并将钢铁产业链条延伸至钢铁制成品领域，进而通过在这些产品领域建立的优势产品地位，再把成本负担转移到下游环节，尤其是国外的这些下游环节。
　　
　　中国的铁矿石储量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总储量的14％，但是中国的铁矿石平均品位不及澳洲铁矿的一半。（铁金属含量计算，中国的排名就要退居世界第五了）。为此，中国应加快研究低品位铁矿石的开采冶炼技术，盘活而不是放弃中国世界第三的铁矿石资源地位，减少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
　　冶炼低品位的铁矿石可能会需要更多的煤炭资源，这样一来可能会增加对煤炭的需求，但煤炭中国主要是自给，因此，从国家角度讲，与其接受高价格的进口铁矿石，让钱被外国赚取，不如把这个代价支付给国内的煤企。因此，国家应该出台政策扶持利用国内低品位铁矿的练铁企业。
　　另一方面，国内的矿石也不都是低品位矿，也有一定数量的高品位矿。即使是国际市场上高品位铁矿石没有漫天要，国内的高品位铁矿石也不可能与低品位矿同样价位。这样一来，与其在国外进口矿石漫天要价的时候忍气吞声认可高价，不如通过利用低品位矿的办法把高价格转移支付给国内贫矿的开采。国外高品位铁矿石便宜的时候就大炼洋矿石，疯狂涨价时就多练土矿石。
　　国内的大钢企应该直接投资参与国内铁矿石矿山的开发建设。这方面已经有所举措，但是还远远不够。
　　在资本眼中，任何商品都具有替代性，这是一个“泛替代”的商品时代。因此，可以用我国独有的一些矿产优势，某些稀土金属如钨和锑等，采取国家垄断开采的办法，并将其与我们的弱势商品进行捆绑经营。用优势矿产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来影响甚至左右其它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等等的进口价格。
　　
　　钢铁生产本身属于一个“高碳”的行业，每炼一吨铁，要消耗三四百公斤的焦炭，工艺技术水平较好的企业也需要近300kg，用炼铁行业专业术语讲就是“焦比”等于0.3，而每消耗一吨原煤，只能生产750kg左右的焦炭，也就是说，每炼一吨铁，需要大概400kg的煤，而且还是好煤。至于小炼焦厂、小钢铁厂的水平就更没法提了。
　　中国粗钢年产量占到全球产量的一半。中国目前的生铁产量大概是4千多万吨/月，钢铁年产量约5亿吨，也就是说，中国用在钢铁生产上每个月消耗的煤炭量超过1000万吨。如此庞大的煤炭消耗，和当今流行的低碳经济发展思路是不相适宜的。
　　因此，为了向低碳经济转型，也有必要适度提高钢材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同时大力打压高耗能的小炼焦、小炼铁。一方面通过价格杠杆，减少整个经济对高碳运行的钢铁的需求，进而减少对铁矿石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价格调整，适度扩大优秀钢铁企业的利润空间，减少其成本压力。
　　原料储备量本身也是谈判的一个筹码。价格总是波动的，尽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一定会有波动下降的时候。钢企应该学会利用价格峰谷，错峰填谷，适时建立铁矿石储备，减少价格波动冲击。这样，当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陷于被动时，就可以用储备维持正常生产。
　　总之，现在预言中国将在此季钢铁春秋里注定败北为时尚早，中国还有很多的路子可走。如何在群雄争霸的世界上连横合纵，在最大程度地保有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原则之下，在重要物资的贸易方面争取做到互惠互利，是值得业界人士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