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正确理解“有用即是真理”

人们肯定会说，“有用即是真理”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观点，应该受到批判。其实，“有用即是真理”本身并没有问题，关键在于人们怎样去理解它和怎样去应用它。如果片面地理解它，就必定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错误地应用它，就必定产生社会危害。我们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正确理解它：
1、“有用”的主体应该是社会而不是个体，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
如果某一种理论只能给个人或少数人带来正向价值效应，而给社会或多数人带来负向价值效应，那么，这一理论只能相对于个人或少数人来说是真理，而相对于社会或多数人来说却是谬误。个人或少数人的真理标准要服从社会或多数人的真理标准。如果某一个理论能给整个社会带来正向的价值效应，那么无论它在形式上多么谎谬，也必定属于真理，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蕴含在其中隐性的真理内容。
2、“有用”的时间范围应该是长远的而不是眼前的，空间范围应该是广泛的而不是狭窄的。
如果某种理论只能给人们带来眼前的利益，而有损于人们的长远利益，那么它就是谬误。例如，“开山造田”只能在短期内提高人们的粮食产量，却可能严重损害人们的长远利益，因此这种理论观点就是谬误。同样，如果某种理论只能在狭窄的空间范围内给人们带来正向价值，而在广泛的空间范围内给人们带来负向价值，那么它就是谬误。
3、“有用”的价值层次应该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
如果某种理论只能给人们带来某一价值层次的正向价值，而给人们带来其它价值层次的负向价值，而且价值量的总和为负值，那么它就是谬误。例如，某一商人在“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的思想指导下，获取了一些经济利益，但他因此在社会形象和社会荣誉方面损失巨大或冒了巨大风险，价值量的总和为负值，那么，这种思想就是谬误。
4、“有用”的最终客观判断标准应该是社会生产力
由于价值效应的客观判断标准不是任何主观意志、主观欲望或理性观念，而是主体的本质力量，对于社会主体来说，就是社会生产力，也就是说，判断某一认识是否“有用”，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持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事实上，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国家哲学，给美国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本身就说明，在一定条件下实用主义具有内在的真理性。

七、“有用即是真理”向道德领域的延伸

“有用即是真理”向道德领域的延伸就会得出一个全新的结论：“有用即是善”、“善必然是有用的”。对于社会行为类事物善与恶的判断也存在两个标准：价值论标准与认识论标准，其中，价值论标准就是指该社会行为类事物是否能够产生正向价值，认识论标准就是指该社会行为类事物是否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规范。一般情况下，价值论标准与认识论标准是完全同一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当价值论标准与认识标准发生矛盾与冲突时，价值论标准将作为善与恶判断的最终标准，认识论标准必然服从于价值论标准。也就是说，社会将采用是否“有用”来判断一切社会行为类事物的善与恶。
1、对于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的道德判断。
从当时社会的道德标准来判断，武则天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女人最忌讳的恶事她都做了。相反，慈喜却是相对“品行端庄”的“好人”。然而，历史的道德判断结论却截然相反。武则天与慈喜都作为政治人物，其基本职责（或价值特性）就是国家的安定与社会的发展，武则天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发展和繁荣，慈喜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因此历史对于她们的道德判断，将根据价值论标准（是否“有用”）而不是根据当时的道德规范，结论是：武则天是善的，而慈喜是恶的。这是因为：武则天对社会有益，所以她是善的；慈喜对社会有害，所以她是恶的。
2、对于公众人物及社会现象的道德判断。
对于婚外情等社会现象的道德判断在根本上取决于它的价值效应，而不主要取决于它与道德规范的冲突程度。在封建社会，社会与家庭的联系非常密切，政治、经济与文化无不带有强烈的家庭色彩，家庭的稳定对于社会的稳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婚外情由于可能会威胁到家庭的稳定进而给社会的稳定带来巨大的威胁，必然受到社会的严厉谴责和残酷惩处，因而被确定为严重的“恶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越来越远离家庭的范围，越来越脱离家庭关系的影响，婚姻或家庭的解体对于配偶、子女、父母以及亲朋好友的利益的影响越来越小，对于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作用也会越来越小，人们对婚外恋越来越表现出宽容和谅解，逐渐被确定为“个人生活小节”。
总之，善总是“有用的”。如果有一种“善”没有用，要么这种“善”就必然只是局部的、暂时的、偶然的和个别的现象；如果有一种“善”从整体意义上、长远意义上、必然意义上和普遍意义上确实没有用，那么，这种“善”必然是更高层次、更深层次上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