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国际市场对优质内容的抢占，一方面是国内愈发严格的审查制度，于是出现了中国行业头部人才资源追求国际化的趋势。

“（国内）很多之前还在犹豫要不要走出这一步的头部人才和公司都坚决地走出来，我们发现了大量优质的可以用好莱坞模式做成国际市场青睐的内容。” 董女士进一步介绍到，这些内容的出口除了传统的院线，现在还多了以Netflix为主的流媒体平台。

好莱坞被Netflix等的颠覆早已开始，高质量的流媒体内容对传统电影院线产生了直接的利益上的冲击，导致好莱坞的保守派们对Netflix、Amazon之类科技巨头打造的流媒体心存抵触。从去年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向奥斯卡提议取消Netflix入选奥斯卡资格可见一斑。当然，最后这个提议被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拒绝了，背后多重原因，最直接的也许要属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对奥斯卡的警告，将流媒体电影拒之门外有可能违反了反垄断法。

业内乐观派人士则认为疫情加速了好莱坞与流媒体的融合，因为两者并非是冰火不相容的对立关系。
“从Disney+, 到今年要上线的HBO Max, Peacock，以及Quibi等新平台，背后都来自好莱坞创作者的积极拥抱。” 光合映画CEO杨慧娟指出。

杨女士曾负责狮门-电广片单投资，覆盖影片《爱乐之城》、《惊天魔盗团2》等多种类型电影，她认为对观众而言，好内容的影响大于载体。如何做出好内容，并且灵活运用合适的载体进行传播，产生更好的市场效应是立于竞争不败之地的关键。

中美合拍，前景何去何从？


疫情之后，中美合拍（co-production）这个概念是否能够继续，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心。

中美合拍概念，作为好莱坞片商规避配额、进入中国市场的通道，以及肩负中国电影“借船出海”走出去的关键途径，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无奈合拍出来的作品票房却连连受挫，从斥资十亿元制作、张艺谋执导的《长城》到动画片《摇滚藏獒》等。其中当然有特例，比如李冰冰主演的《巨齿鲨》，全球收获5.3亿美金的票房，虽然国内影评家对此片评价不高，但是好莱坞类型片的特质为其扳回一局。

“中美联合制作就是个伪概念，大部分是co-finance, 不能说是co-production。”卓然影业的董女士一针见血地说，因为双方话语权并不平等。



在中美合拍的过程中，中方希望在内容方面有更多话语权，增加“中国元素”，但是中美文化与沟通的巨大差异，往往让故事的最后呈现十分生硬，差强人意。而更残酷的现实是，中方虽然表面上可以拿潜力无限的中国市场以及自身雄厚的资本作为筹码，但是与好莱坞六大影业等主流的制作方合作时，从投资到话语权都处于边缘化地位。

“核心还是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谁是你的受众，定量和增量。确定这点后，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规矩的方式一步一步去操作，不能总想着投机取巧，一本万利，快速回收。没有这样的好事。” 董女士直言不讳。

光合映画的杨女士则看到中美联合制片的多种形式。

“好内容是行业的命脉，而内容产品可以交流的形式很多，所以联合制作在未来体现的形式更多，比如版权改编、开发合作、云制片等。” 杨女士如是说。



疫情之后，变革之路继续


疫情的另一个无心的“积极影响”在于暂时缓和了美国编剧工会（WGA）的抗议及消除了行业面临的罢工威胁。

从去年开始，编剧工会与经纪人协会之间就因为经纪公司“打包”艺人的做法开始抗议并提出罢工的要挟。

好莱坞的经纪公司原本是代表编剧客户和片方谈判薪资，再从报酬中抽取一定量的份额作为佣金，然而如今大牌经纪公司越来越站在片方立场上采用“打包编剧”的方式来主导影视剧项目开发，并成为经纪公司赖以生存的商业模式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Netflix、Amazon为代表的流媒体平台快速崛起，经纪人作为中间者的身份只会越来越重要。



编剧工会认为这其中有利益冲突，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违反了为编剧争取最大利益的原则，也迫使很多编剧等创意人才跳开经纪人，自己创作自己卖。

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是流媒体的兴起对旧有好莱坞游戏规则的挑战。同时，也看到行业从机构的商业化正在向个人商业化发展。这观点和卓然影业的董女士之前提到的国内顶级制作人才资源出海趋势不谋而合。

至于疫情将如何改变电影业，光合映画的杨女士认为内容制作特质化与市场目标会更清晰，与流媒体的合作层次也会更丰富，同时大制作预算将更严格，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未来技术领域的突破。

“（值得关注的是）是否有跨时代技术出现，如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默片到有声电影对行业的意义；如3D技术带来的巨变等。”杨女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