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借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分析：

GDP是好的经济衡量指标吗？

GDP的定义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生产的所有最终物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应该说，GDP是一个国家衡量经济总量的非常好的指标之一。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就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20多年来，随着中国GDP的高速发展，大部分人们的生活水平、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显著提高了。同样，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均GDP与人们生活水平是密切正相关的。

但是用GDP衡量国家的经济成就却存在严重不足：

第一， GDP只反映数量，没反映质量。

举一个例子：我们耗资几千万建了一栋住宅楼，这增加了1000万GDP总量（其他的原料等不是最终产品），不管这栋住宅的寿命多长，就算是建成后1年倒掉，在计算GDP时都记入增加1000万——甚至为了清理住宅倒掉后的垃圾我们还会在增加百万的GDP。

再比如：人们的生活质量包括工作、休闲等。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每年都365天每天工作12小时，另一个国家的国民每年工作200天每天8小时，就算人均GDP等同，生活质量也不一样——我们可以看看香港居民生活质量与北欧国家居民生活质量的差距。GDP的发展如果是牺牲全民的健康、增加全民生活的压力感为代价，就会打一定折扣。

最重要的，GDP没有反应一些重要的外部性问题，如环境恶化。山西当前GDP高速发展，在于对资源的开采。但过度的开采以牺牲当地的环境为代价，也就牺牲了自己的未来。

第二， GDP忽略了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可以看作是社会的整体质量指标之一，因此关于这一点也可以说“GDP只反映数量，不反映质量”。一个社会即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从GDP上根本反映不出来，但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产生，最终降低全社会的福利。举个例子，苏州模式曾经让很多人激动不已，很多地方政府群起取经学习。但是苏州GDP再高，老百姓得到好处了吗？

中国7亿农民，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的产出和消费50%以上在家庭内完成不参与社会交换，因此就没有记入GDP，这实际上减小了国家的最终产品产出数字。虽然这些农民的产出在我们全社会所占份额很小，即使加入计算仅仅会带来GDP数字的很小变化，但是，这一小块份额却是农民的生存所需，如果作为一个指标进行统计有相当的现实意义。由于缺少这个数字的对照，我们往往看不到很多农民的生存状况之恶劣，看不到当前社会的财富分配已经多么失衡。

第三， GDP作为一个指标衡量经济发展需要一定的前提。

用GDP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起源于欧美的发达国家，一些传统上的政治民主体制、经济市场体制，社会信用与法律保障体系都较完善的国家一直使用。可以说，GDP增长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的设计最初是基于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特别是不存在过分强大的市场势力、外部性甚至政治势力直接干预经济的前提下的。在一个民主体制下，社会信用与法律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里，市场经济大多靠理性的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去自动的寻求最好的经济成果，即使存在市场势力、外部性也可以经过政府的有限调节达到有效率的成果。但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GDP很容易人为操纵：有些地方政府虚报GDP数字，历年都出现各地GDP增长数字快于全国总体数字的笑话；有些地方政府直接参与贷款大搞建设、铺张浪费不受制约，这就助长GDP数字；国有资源周边腐败盛行，当权者谋私利得不到有效遏制，谋私利的过程却需要载体，这种载体就是加速“交易”，进而增加GDP；当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等外部性事件以及违法的社会资源“转移”事件（比如违法拆迁、上市公司造假的欺诈、）时，没有有效的法律与政府去限制，导致总体国民福利下降……

中国的GDP增速为什么这么快？

我们知道，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其GDP包括四大块：消费、投资、政府购买、贸易顺差。下面就分项分析导致中国GDP高速增长的驱动力，这些驱动力就是GDP高速增长的引擎。

第一， 投资迅猛增长。

投资对于中国GDP的拉动近年来都一直处于最重要地位。我从私有投资、国有投资与外来投资三部分入手分析（请注意，这里没有沿用“私人投资”、“政府投资”来分类，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国有投资的定义是政府投资与国有企事业投资等，也就是投资的决策人不需要直接承担经济损失的投资，换句话说，就是那种存在委托人—代理人体制但委托人是“全民”——事实上委托人缺位情况下的投资。私有投资就是国有投资之外的国内投资人的投资。

私有投资应该说是理性的、逐利的，相对国有来说也是高效率的。但在中国，纯理性的私人投资（定义为投资本身是以经济盈利为目的的，区别于腐败产生的私人靠行贿与国有权力控制着瓜分国有资产，一些目的于分食国资盛宴的私人投资列入国有投资，因为是国有财富的支出）的比例远小于国有投资，一方面私有投资渠道受限——很多高利润行业国有垄断，另一方面私有投资融资困难——渠道有限、成本偏高、限制较多（股市限制、银行限制、孙大午事件等等）。因此，尽管私有投资有天生的增长的动力——牟利，但这一块在中国当前还不占不到主角。

国有投资由于监管不力，存在委托人缺位的事实，因此是非理性的、低效率的，但这一块投资却存在天生的比私人投资更大的增长动力——因为每一个代理人都有欲望在委托人缺位的情况下加大投资，一方面自己掌控的财富增大，另一方面利用投资的过程不断捞取“投资红利”，把国有资产变为私人名下；当然，还存在政治原因，政治资本的积累、面子工程的建设等。我们可以看到，国内迅猛的投资增长的过程就是社会财富迅速再分配的过程，大量的社会财富通过投资转移到私人手中，在重要的垄断行业——电力、铁路、电信、市政等尤其常见。

再说说外来投资，是什么给予外来投资的动力呢？其一，低生产成本，包括人力、土地、税收甚至资金等政策。人力就不说了，谁让我们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呢。为了吸引外资，很多政府给予土地税收优惠，暂时性把资金“吸引过来了”。而由于外资来可以带来政治方面的利益，即使一笔本身对发展地方经济没理性的经济好处的外来投资，也使得引资者往往承诺资金配套或者贷款等等，难怪逐利的国外资金会来。其二，庞大的国内市场。实际上，外资企业从单单国内市场赚取利润的是少数，这些企业且集中在主要目标于国有投资的行业，如电信、电力、汽车等。

第二， 政府购买迅猛增长。

由于财政收入迅猛增长，这给政府足够的实力（在中国没有哪个集团有实力抗衡政府）不断增加开支，比如给公务员长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的超国民待遇。政府的开支本应该主要在养老、医疗、教育、国防、减少贫困等等（这可以参照美国政府开支构成），但中国政府的开支却偏偏花费在供养严重超编的人员、公款消费（据称高达每年9000亿，占到财政收入30%）等等。实际上，政府购买增长的过程也就是财富加速再分配的过程，大量的全民所有的财富不断地向少数人手里集中。

第三， 统计的贸易顺差迅速扩大，水分增加。

200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千亿美元之多，据称对GDP增长拉动明显。但这里面有多少是水分呢？由于为了政治的需要（增加就业防止社会不稳定等）鼓励出口，政府通过财政对出口退税，致使出口企业存在强烈的增大出口——不管出口本身是否盈利——甚至虚报出口额的冲动，骗税就顺而产生。至于骗税的额度有多大，虽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但在珠三角，笔者所见很普遍。

第四， 理性的消费不见风头。

本应该与私有投资一起成为GDP增长主力军的消费一直缓慢的增长，在缺少养老、医疗、教育保障的情况下，普通老百姓怎么敢消费？

抛开上述的四个原因不说，GDP虚报还是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只对上负责，不对本地居民负责，屁股决定脑袋。毕竟GDP关系到职位的升迁，说话的分量等等。关心民生仅仅在于个别领导的私人良心，“以德治国”怎么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保障呢？

中国多少年会超过美国呢？

近来又见中国GDP超美国的言论，也掺合一下。“超过”有多层含义，举几例：

第一， GDP总量“超过”，理论上存在可能。只要中国经济连续40年再增长10%左右，人民币至少不贬值，就可以超过美国。但这仅仅在于理论计算，从现在开始40年连续增长10%可能吗？由于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先例，相信没有人敢说绝对可能，也没有人敢说绝对不可能。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由于很难设计一项试验，因此很多只能从现状去分析一下发生的概率有多大。40年连续增长10%需要很多前提，比如政治、社会稳定，国际政治环境允许，资源不会限制等等，每一个前提存在的概率都不是很小，但所有前提同时存在的概率可能就接近于零了。

第二， 人均GDP“超过”，现有资源限制下，似乎是梦吧。

第三， 国民总体生活质量“超过”，更不需要谈了。

从政治上讲，集权国家也需要把国民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些不危害当权者根本利益的点上去，例如GDP增长、投资增长、中国经济吸引力等等，然而老百姓又知道这些术语的背后是什么呢？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28 15:07:59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