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墓志》： “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着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其门人罗贯中（说）……先生之着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 ——呵呵，网络时代真是好啊！一查就出来。三国也是施老原创。
《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说：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西国之人心，死于罗马以后之宗教家，死守宗教之义，日奉其性命财产，以献于罗马之教。中国之人心，死于南宋以后之理学家（与明代理学有别），死守尊皇之义，日奉其性命财产，以献于胡元之君主。斯时之民，冥冥沈沈，杀之剐之不知痛，犬之马之不知羞。于此而思有以活之之法，非有大慈悲大手笔大魔力不能。吾于西国得一人焉，以沙尔十二之传记，而活已死之人心，曰福禄特尔。吾于中国得一人焉，以宋江百八之传记，活已死之人心，曰施耐庵。” 更重要的是，“相传其书成之日，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于此一语，跃跃然如见焉。”──这是笔者看到的记述作者心境的唯一文字，如果不是出于杜撰，应该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
　　该传记作者认为：“天氤地氲，思想乃发。”中国的思想家不必迎合“西国圣哲”，但又“自无不合，则公理为之”，施耐庵就是一个明证。他说，《水浒》借李逵之口，说出：“晁盖哥哥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作小宋皇帝”；借石秀之口说出：“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是阐发中国古代“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是中国的“民约论”。所以，耐庵可比卢梭；《水浒》有民权之思想。 　　他认为，“元亡于《水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元末人民大起义的着名头领：韩林儿、张士诚、陈友谅、明玉珍，都是“《水浒》之产儿”，“而朱元璋尤其着者耳。不数十年，淮南豪杰并起而亡元族矣。……施耐庵以百零八之英雄，而产出无量劫无量数之英雄，而朱元璋为魁。”
　　他的结论是：“世以耐庵为诲盗，金圣叹氏又从而回护之。余以为不必回护也。耐庵固诲盗，抑知盗固当诲耶？盗而不诲，则……扰乱治平，为天下害。盗而受诲，则必为汉高祖之盗，为朱元璋之盗，为亚历山大之盗，肃清天下。”（原载《新世界小说社报》第八期，据１９５９年１０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近代文论选》转录。）
　　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也说：“施耐庵之着《水浒》，实具有二种主义。”其一“因外族闯入中原，痛切陆沈之祸，……以雄大笔，作壮伟文，鼓吹武德，提振侠风，以为排外之起点。”其二，“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欲倡民主，何以不言‘替民行道’也？不知民，天之子也，故《书》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叛宋而自立，岂得谓之忠乎？不忠矣，岂得谓之义乎？虽然，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有忠君者，有忠民者。忠君者，据乱之时代也；忠民者，大同之时代也；忠其君而不忠其民，又岂得谓之忠乎？”（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说：“施氏少负异才，自少迄老，未获一伸其志。痛社会之黑暗，而ZF之专横也，乃以一己之理想，构成此书。……其人类皆有非常之材，敢于复大仇，犯大难，独行其志无所于悔。生民以来，未有以百八人组织ZF，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传》。使耐庵而生于欧、美也，则其人之着作，当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斯泰、迭盖司诸氏相抗衡。观其平等级，均财产，则社会主义之小说也；其复仇怨，贼污吏，则虚无党之小说也；其一切组织，无不完备，则政治小说也。”（同上）
     从这些古人观点看，可以更好的理解毛主席的《水浒》情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