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以降，经济学的大前提即被确立，斯密揭示了“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我们才发现面包房师傅和屠夫“镇关西”的工作不是因为他们有无私奉献之精神，而是他们要从自己的行当中讨生活。也就是说是出于自利的目的。这话在今天看来直白如自来水，但是要知道，经济学教科书开首便申明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便是由此而来。      指出商贩的行为源于“自私自利”之目的，并非要大家都去无节制地损人利己。其实，在煌煌巨著《国富论》面世之前，《道德情操论》已为斯密赢得广泛的美誉。而《道德》一书的重点则是论述人们天生的“同情”之心——此同情非怜悯之意，而是对别人的遭遇设身处地地体会。一前一后，似有矛盾，其实不然，社会中的个人就是基于此二者来做选择的。
      如同自由主义一般。很多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惯用的句式是：我有这个自由！真的有吗？康德有言：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想干什么就有能力不干什么。你所拥有的自由是在不妨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行为，并不是为所欲为。外物并育而不相害，道之所谓也！
      自私——在我们中国是难以获得名分的，这个词本身就没有中性的可能。圣人之道是不会容忍自私的，那打到孔家店之后呢？也没可能，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试验要求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吃饭，怎么可能认同自私？
   
     不承认，不认同，不代表我们就不自私。掩耳盗铃罢了，还不如坦诚以待，当做中性的学术名词。
   
      斯密道破天机，被尊为古典经济学之鼻祖。其实，斯密的理论也绝非无源之水，早在他之前，启蒙运动那一批先贤们(尤以洛克为盛)就一直鼓吹尊重私产。可以说，对私人产权的确认与保护是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源动力。而斯密就是在资本主义风头正劲的时候发现了自私，分工，自由贸易。
   
      经过大学四年的勤学苦练，我掌握了饲养和屠宰技术，回家办起了卖肉铺。我可以凭此一技聊以糊口，顺便也解决了家乡人民吃肉难的问题；由于我有大学文凭，用生物技术养猪，增肥快肉质好成本低，所以我可以卖得比别的屠户便宜以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如此这般，更多的人可以吃到肉了，我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注意，我回家养猪并非因为我喜欢小动物（何况猪猪不怎么可爱），而是谋条生路；我压低价格也不是为了让吃不起的乡亲吃到肉，而是为了赚更多。这就是自私自利维持的市场，看起来不错。
      像这样子，貌似有买卖双方就可以使得社会正常运转了，政府之类纯属多余。其实不然，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被对应地称为“看得见的手”（visible hand），一定意义上，经济学家们的争执多是这两只手在较劲。
   
      倘若我的屠宰场在小河边，生产废水直接倾入河中，清澈的河水被染成殷红；又或者我养的猪喜欢跑步，把隔壁乡亲的农田给糟蹋了......
      这样就出现了市场本身解决不了的问题，谓之外部性。当然，家乡父老可以武装起来掀掉我的工厂，但是不忙，先参考一下国际流行做法，一般都是举着标语去集会游行。这就是给政府看的，政府的作用也就在这里：解决市场的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似乎只需一个“小政府”即可，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守夜人，是个龙套。《国富论》面世同年，在美利坚的土地上也诞生了一份历史性的文本，那就是著名的《独立宣言》。《宣言》明确地说明了政府的“守夜人”性质，还义愤地说如果政府不称职，人民有权推翻它。
      可是事与愿违，权利的诱惑实在太大，限制不力就会蔓延，政府这个龙套竟然成了主演。限制权力是个难题，民主选举是个较佳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民主选举的过程就是把权力归属市场化的过程，所以，归根结底起作用的还是市场。
     在我看来，经济学最美的地方就在于告诉我，我们美好的生活无需或者只需一个很小的政府即可。至于各种学派的思想变迁实在是个很让人感兴趣的领域。诺奖得主贝克把经济学应用到无孔不入的地步，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家庭，婚姻，生育，吸毒甚至性关系，头头是道。至于将父母对子女的爱解释为“自利”的“保存自己的基因”，实在匪夷所思。这位理性经济人简直理性得过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