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3－1921），字几道、又陵，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曾官费留学英国习海
军，回国后任海军学堂教官及海军副将、协都统。1902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先后被聘为译局总纂、监督。1912年即民国元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被聘为首任校长。自1895年首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以来，译述欧洲哲经名著多种，曾被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称颂为介绍近世西洋思想的第一人。严复是中国近代的大名儒，今人知之者甚多，但知其译述的《原富》者甚少。我们纪念他，也可收温故知新之效。我认为纪念严复，就当识《原富》。于是将两《富》予以辨之。
斯密该书，我国至今有三个译本：1902年严复译的《原富》；1931年郭大力、王亚南译的《国富论》；1965年郭王校订1972年出版的按原著全称译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复译的《原富》，我在厦门大学图书馆见过两个版本。一是1902年即光绪二十八年印刷的线装古本，二是民国以后刊行的铅印道林纸新本。1902年的古本共8册。全书用文言意译，虽工信、达、雅，但今人看起来仍有目难转睛之艰，且多删节。严复在译事例言中说，凡“文多繁赘，而无关宏旨”、“所言多当时琐节”的，都予以“删削”或“删置之”。不是删除，就是压缩，“概括要义译之”，这样自然减少许多篇幅，便于掌握其精义。但删减过分或压缩失当，就难免有失原貌，伤及精彩。最典型的是著名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真的看不见了。《原富》正文中，夹有严复的289个案语，计6.6万多字，约占全书40多万字的15％。严复在译事例言中有个交待，每译到可联系中国实际或有感触之处时，就信手写下自己的思想悟言。把他的这些按语集中起来分析，就可见其经济思想之一斑。
现在不少人习惯说严复翻译《国富论》，实是不确。该书为郭大力、王亚南合译。主要有三种版本：193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国富论》；1949年上海中华书局重版的《国富论》；197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改订译本《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1974年出版）。有现成的严复译作《原富》摆在面前，郭、王为何还要重译呢？他们在1931年1月20日写的译序中说：“三十年前出版的严几道先生的改名为原富的那个译本……文字过于深奥，删节过于其分，已经不易从此窥知原著的真面目”。王亚南在1965年5月写的改订译本序言中再次谈到：“以《原富》为名的译本，在1902年出版以后却不曾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这当然不仅是由于译文过于艰深典雅，又多所删节，主要是由于清末当时的现实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和它的要求相距太远。到1931年，我和郭大力同志，又把它重译成中文出版，改题为《国富论》。”由此可知：由于删节过多，使人难见斯密原著的整体全貌；由于用文言文意译，文字就显得过于艰深，不便阅读；由于不合翻译《资本论》的需要，内容、文体都需要更新。因此，重译是必要的。
可见，《原富》和《国富论》是属不同译者的两部有重要差别的译本，虽然皆译自斯密的同一母本。
严复译《原富》在后人看来虽有种种缺陷，但毕竟是我国历史上斯密大著的第一个译本。严复的思想言行多含矛盾，他主张尊孔读经、筹安保皇，却又参与维新变法，积极介绍欧洲文化，特别是1895年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影响极大。他翻译斯密的《原富》，称“斯密著作传世者仅十余种，原富最善”（斯密亚丹传），但又将其与《大学》、《管子》、《孟子》、《食货志》、《盐铁论》等相提并论，说我国也早已有“理财”学说。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肯定他在传播介绍西洋文化方面的积极贡献，顺应维新变法之时潮。就译《原富》的意义，正如吴汝纶在序中所说：“今国家方修新政，而苦财赂衰耗。说者顾谓五洲万国，我为最富，是贫非吾患也。而严子之书适成于是时，此亚丹氏言利之书也。”“世之君子，倘有取于西国计学家之言乎，则亚丹氏之说具在。”郭大力、王亚南称《原富》译本“终不失为中国翻译界的一颗奇星”，并起过一定作用，“在科举快要废止的那几年，投考的秀才举人，只要从原富引用一句两句，就会得自命维新的主考人的青眼，而高高的挂名于金榜。”（《国富论》译序）王亚南认为，严复作为维新派人物，翻译此书的目的，是“以效法亚当·斯密把他的‘富其君又富其民’当作国策，献给英王的精神，来献策于光绪皇帝的，冀有助于清末的维新‘大业’”（1965年《改订译本序言》）。
译作让严复名声大噪的主要是欧洲的一些哲学名著，特别是《天演论》。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课本。”“在中国屡次战败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后，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相比之下，《原富》影响范围就要小得多了。自从有了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国富论》以后，《原富》更是被盖没了。今人除非研究严学之需，就是经济学界接触过此书的恐怕也微乎其微。现在纪念严复翻译此书100周年的活动中，都不说《原富》，而说《国富论》，说“纪念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一百周年”，这无异于蜾蠃误认螟蛉子，用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包括译名和内容）取代《原富》来纪念严复。实际上，严复将斯密大著之书名意译为《原富》，也是很切义并充满睿智的。“原”是多义字，其中含有源头、根本之义。“原富”者，探究富国之本源也，与《国富论》一样，切合直译原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意，只是没有《国富论》那样出名罢了。既要纪念严复翻译斯密大著之功，就要尊重事实，标明是《原富》，还其真实价值，这样也才能包括纪念严复在书中按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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