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智慧：政治设计与民主精神
　　
　　
　　 春秋时代，东周中央政权已经逐渐失去对各个诸侯国的控制，诸侯们纷纷坐大，互相争霸，形成了所谓“春秋五霸”。诸侯本来只能称公称侯，但在春秋时期已经有诸侯擅自称王，和中央政权叫板。总之，在春秋时代，传统秩序已经开始瓦解，礼崩乐坏，诸侯反目，天下动荡，战祸连绵。孟子对春秋时期诸侯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有一个著名说法，叫做“春秋无义战”。他认为春秋时期发生的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因为诸侯发动这些战争都是出于兼并土地的私利、贪欲、野心，而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种情况到了战国更是愈演愈烈。
　　 
　　
　　丛林时代，不合时宜的思想
　　 从春秋到战国，已经从天下动荡发展到天下大乱。所谓春秋八百诸侯——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到了战国后期只剩下了七个强国，也就是所谓“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两百年间，七雄之间合纵连横（“合众弱以攻一强”为合纵，“事一强以攻众弱”为连横。合纵指东方六国联合抗秦，连横即秦国拉拢某些弱国进攻他国。还有一种说法是：南北为纵，六国地处南北，故南北联合抗秦为合纵；东西为横，秦处西，六国在东，故东方六国事秦谓之连横），你争我夺，钩心斗角，玩尽机谋，上演了一出壮观又血腥、机智又卑劣的历史剧。昔人曾评价讲述这段历史的《左传》为“相斫书”，相斫就是相互砍杀，也就是战争的意思。《左传》充满了战争的记录，陆游《对酒》诗云：“孙吴相斫书，了解亦何益？”梁启超更认为二十四史即最大相斫书：“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战国时代的风貌。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大，东方六国都各打算盘，合纵不过是靠不住的松散联盟，结果被秦国各个击破。孟子死后不到七十年，秦国统一了天下。
　　
　　 孟子正是在列国战争如火如荼、诸侯相斗你死我活的时代登上了历史舞台。那是一个不看情面，只看实力的时代。孟子出道时，由于他犀利的思想、雄辩的口才，曾经名满天下，一段时间内很风光，受到热烈欢迎。此时的孟子出行有专车几十辆，随行人员几百位，所到国家，国君们都要馈赠黄金，聆听教诲。这时的孟子是著名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是超级知识分子，享受的是卿大夫的待遇。其实就孟子的社会身份和活动方式来说，他同当时名声不好并且遭到他激烈抨击的纵横家如苏秦、张仪一样，也是所谓“游士”，即没有固定职务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主要通过自己的游说，让国君们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获得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所以后来北宋反孟的思想家如李觏就说：“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李觏《常语》）“孙吴”指孙子和吴起，两人都是春秋战国时最有名的军事家，所谓“孙吴之智”指的是打仗的智慧；“苏张”指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在正统儒家看来，“孙吴之智”和“苏张之诈”都是不光彩的，不道德的。李觏将“孟子之仁义”和“孙吴之智”、“苏张之诈”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主张和活动都是乱天下，这就抹杀了孟子思想的道德价值。司马光《疑孟》也指责孟子是“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孟子出卖自己的灵魂，把古圣先王的智慧当商品兜售。这话说得就更刻薄了。
　　
　　 必须指出，孟子和苏秦、张仪等纵横家有根本的区别，那就是纵横家专门吃战争饭，孟子却是一位最著名的反战人士。纵横家没有特操，有奶便是娘，如苏秦到秦国鼓动秦惠王吞并天下，惠王以秦国还不够强大为由拒绝了苏秦的建议。苏秦就转而鼓动其他六个国家联合起来打击秦国，《史记》说他“为纵约长，并相六国”，意思是当了六国联军的总司令并兼任六国总理，可说是备极尊荣，但最后还是落了个车裂而死的下场。苏秦曾感慨：“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因此苏秦为了名利可以不择手段，这体现了时代的巨变对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孟子坚持崇高的人生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如果违背自己的政治原则乃至政治理想，诸侯请他他都不去。孟子的价值取向和苏秦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生观，讲实惠，还是要学苏秦，讲道德，还是要学孟子。一正一邪，究竟学谁，这是一个严峻的人生选择。
　　
　　 前面说过，战国群雄相互拼杀是为了实现各自统治者的野心，但统一同样是老百姓的要求，天下大乱，战祸连绵，最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孟子不是反对统一，相反，他也主张使天下定于一，但他的动机、方法和途径与纵横家完全不同。纵横家费尽心机、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靠权诈机谋迎合统治者而求得升官发财；孟子则是一心一意要推行仁政王道，也就是通过符合最高道德要求的政治诉求来消弭战祸，统一天下，拯救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正一邪，是不容混淆的，也正由于这样，孟子尽管是当时最著名的反战人士之一（另一个著名的反战人士是墨子），但他并不绝对地反对战争，例如他认为成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战争就是值得肯定的正义战争。是不是正义战争，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但是从春秋到战国的战争都不是这样的正义战争，相反，都是统治者争权夺利，兼并土地，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非正义战争。孟子沉痛激烈地控诉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因此，孟子强烈地主张“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
　　
　　 在一个靠实力和战争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时代，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自然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考察春秋战国形势，各国有善战者不一定繁荣强大，但没有善战者则一定难以生存发展。最典型的例子莫如赵国。赵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空前强大。战国后期，赵国由于有善战的廉颇才能大破齐国和燕国。秦赵长平之战，赵军开始由廉颇指挥，廉颇采用坚壁固守之策，秦军三年都劳而无功，对他一筹莫展。等到赵王中了秦国丞相范雎的反间计，撤掉廉颇，换上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赵军就大败于秦军，四十万人全都投降，结果除了老弱病残二百四十人，剩下的全都被秦将白起活埋了。赵国的军事力量经过长平战役，差不多消耗殆尽。赵国其后出了个善战的李牧，屡次大败匈奴和秦军，解除了匈奴和秦国对赵国的威胁。但秦国又使用反间计，赵王杀害了李牧，不久赵国就被秦国灭掉了。此外，燕国有乐毅便能大败强敌齐国，收复失地，并攻占齐国七十多个城池，直到拿下齐国首都临淄；齐国有田单才免遭燕国吞并，先用反间计使燕王撤了乐毅，又使用火牛阵大败燕军，收复了全部失地；楚国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受三晋的欺负，用厚礼贿赂秦国，才维持了与三晋的和平局面。后来因为有了能文能武的吴起，变法强兵，国势日盛，才有能力抵御三晋，并讨伐强大的秦国，威震诸侯。没有善战的军事将领，保卫国家则无从谈起。孟子在这样一个战争时代坚决反对战争，不管他有多么充分和高尚的理由，肯定行不通。
　　
　　 更为不合时宜的是，孟子不仅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还提出“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意思是对主张开荒拓土增强国家实力的人也要给以处罚，这就完全对抗了富国强兵的时代潮流。这项主张的反证就是商鞅变法。商鞅为秦孝公“为田开阡陌封疆”，制定贯彻法家的耕战政策，奠定了秦国称霸的基础，使秦国由一个地处西陲的不发达国家逐渐成为傲视群雄的头号强国。孟子的看法当然另有深意，他的动机还是从百姓的利益出发，他是怕开垦了新的土地，百姓要承担更沉重的赋税。但不管怎样，他的许多主张特别是反战立场确实远离战国实际。他的“仁者无敌”的见解尽管无比崇高，但在波诡云谲、充满欺诈的战国时代，往往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有效可靠。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孟子“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就是说他的见解迂腐高远得不切实际。从特定的角度看，这个评价确实没有冤枉孟子。
　　
　　 孟子的政治理想终究不能实现，他的出游也就不能不碰上和孔子一样的遭遇，在自己的国家挨过饿，在齐国、梁国等国，国君对他的政治主张也就是听听而已，《史记》说他“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比较一下同时代的邹衍，孟子的境遇真是令人深深叹息。邹衍是个阴阳家，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专门谈天说地、装神弄鬼、蛊惑人心的算命先生（也有人说他最后目的还是要推行儒家的治国理念），但他在齐国和梁国均得到高规格的礼遇，可以和国王平起平坐。邹衍到了赵国，最有权势的贵族平原君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侧面走，坐下来之前，还要亲手用袖子为他掸掉坐席上的灰尘；到了燕国，燕昭王亲自毕恭毕敬地拿着扫帚倒退着为他清路，并专门为他盖了一座叫碣石宫的高级宾馆。相较之下，孔子、孟子谈仁说义却落了个饥寒交迫、四处碰壁的下场。原因正如《史记》所说，他们的主张和那个时代的需要之间有如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孟子晚年跑不动了，只好回到家里和他的学生在一起著书立说。
　　
　　 先秦三大儒都是这样。除了孔子和孟子，荀子虽曾在齐国“三为祭酒”（“祭酒”相当于礼宾司司长），但终究被人陷害跑到楚国，投奔春申君，做了兰陵令。春申君死了，荀子的兰陵令立刻就被撤掉，也只好回到家里去写书了。但三大儒政治上的不得意，却成就了一部中国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论语》、《孟子》、《荀子》，这三部儒家经典中的经典，实际上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性格。

圣人做不成，至少做君子
　　
　　 仁，也就是爱满天下，是以儒做人的根本要求，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道出了这个人生境界的崇高，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谓大丈夫”，更是慷慨激昂地宣布了这个人生境界的不可侵犯。实现了这两条，也就成了儒家所敬仰的圣人，也就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
　　
　　 但是以儒做人，不是要求大家都去做圣人，最高境界的实现并不是那么容易。不错，孟子讲过“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也说过“涂之人皆可以为禹”，马路上走的人都可以成为禹那样的圣人，到了宋代，朱熹就说“满街都是圣人”，但是他们讲这些话不过都是激励人们不断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说起来，一个社会能够不是“满街都是小人”就不错了，哪里能够“满街都是圣人”？古往今来，圣人出了几位？就连孔子都坚决否认自己是圣人，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谈到圣和仁的境界，我可不敢当。
　　我们读孔孟，每当读到“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总是不由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但是静下来想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们能做得到吗？结论是做不到。我们的情况经常倒是“富贵能淫，贫贱能移，威武能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欲望，常言道“无欲则刚”，但是我们偏巧有欲。
　　大丈夫我们做不成，但是我们可以做君子。什么是君子？君子就是不能有所为，可以有所不为。没有能力、没有条件、没有境界做崇高的事，至少保证不要主动地出卖灵魂，不要去践踏道德底线，不要去干伤天害理的事。说起来，圣人非常少，十恶不赦的人也非常少，更多的人都是凡人，也可以说是有缺点的好人。那么，既然大家都做不了圣人，大家都是凡人，儒家提倡圣人这个人生最高境界就没有意义了吗？不是的，这仍然有意义。意义在哪里？我由此想到司马迁对孔子的歌颂。他在《史记》里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诗来歌颂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后他由衷地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高高的山峰我可能登不到峰顶，但我还是要努力地攀登；宽阔的大路我可能走不到终点，但我还是要努力地前进；孔子的境界尽管我无法企及，但是我的心灵向往着它。
　　
　　 尽管圣人境界我们很难做得到，但是我们能够以圣人境界为理想，向着它不断努力，我们就能不断地提高自己。《易经》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我们树立一个高远的理想，能够实现一半就很不错了。如果你为自己定的标准就不高，实现的境界就很低了。
　　
　　 以儒做人不是要求我们都做圣人，都做顶天立地的英雄。一般人都达不到的境界，你偏要那样要求，结果只能出现成群的假道学、伪君子。明代最有批判精神的的思想家李卓吾揭露这些伪君子说：“口谈道德，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民间的批判更为露骨：“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今天“国学热”中，也有一些人打着弘扬传统道德的旗号，荧屏上荧屏下好像道德卫士，实际上满脑子就是一个“利”字，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利欲熏心，可谓新时代的伪君子。孔子早就对这种人有个说法，叫做“小人儒”。他告诫自己的学生要做君子儒，不能做小人儒。
　　总之，以儒做人要求我们既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又要踏踏实实地做事，孔子告诉我们“下学上达”。我们平日的学习都是下学，看似很平常，但是只要坚持这个下学，你的知识水平、文化品位、道德境界就会潜移默化地不断提高，也就是不断地实现上达，不断接近那个理想。有句话说得好：把一切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把一切简单的事做对就是不简单。平凡中有不平凡，简单中有不简单，用《中庸》的话说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我由此想到商汤王的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王将这句话刻在自己的澡盆子上，激励自己为民众服务。每天都能更新自己，每天都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每天都要让生活有新气象，这是一种多么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几千年来，这种人生态度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中华儿女做人做事。每天你都应创造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境界，这就是以儒做人的基本要求。

自强不息的《易经》智慧
　　
　　积极的、乐观的、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直接地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总是能从刚健运行的宇宙得到启示，得到鼓舞，从而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地执著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这句话同样是几千年来激励着中华民族的伟辞名句，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观，成为中华民族取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自强不息”是来自《易经》的民族智慧，说到《易经》，我们也注意到，“国学热”以来，国学大师格外高产，简直都可以用集装箱批发，其中最多的就是易学大师，简直可以说是满天飞。您看马路上蹲着的，淌着鼻涕、流着口水的，门前摆个卦摊的都是易学大师，还有什么“起名大师”、“风水大师”、“奇门遁甲大师”……翻翻他们的老底儿，没有一个上完中学的，越是文盲，越是大师。这样一些泡沫大师，唯一的功能就是制造文化垃圾；唯一的手段就是装神弄鬼，利用人们的宿命心理宣扬迷信，蛊惑人心，误导民众；唯一的目的就是骗钱花，混饭吃。“国学热”让他们有了可乘之机。只要贴上“易学”的标签，迷信就不叫迷信了，叫做“超自然力量”，叫做“东方智慧”，叫做“天机”。我就感到奇怪了，超自然力量也好，东方智慧也好，天机也好，怎么总是偏偏掌握在这些文盲、半文盲手里？一次讲座，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一位学员对我说：“赵老师，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你们这些学者满脑袋都是学问，天机自然装不下了。文盲、半文盲的脑袋里都是空白，所以能装下天机。”我听了哑然失笑，于是问他：“那么按照你的逻辑，猪的脑袋里天机应该最多，因为猪的脑袋比任何文盲的脑袋显然都更要空白呀！”此外，“国学热”中还有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就是借《易经》乃至其他传统文化资源宣扬狭隘民族主义和中华文化优越论，例如“莱布尼茨的二进制是从《易经》那里学来的”等，这实际上也是狂妄自大的说法。
　　
　　那么，《易经》到底是本什么书？《易经》原来确实是占卜算卦的书，那是蒙昧初开，中华文明初露曙光之时，先民的文化创造。在那个时代，先民认为天地万物背后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命运，《易经》的占卜或者说算卦就是和这种神秘力量打交道，希望通过对它的考察认识来预测人间的吉凶祸福，再进一步通过和它的沟通互动来改善自己的命运。这种神秘力量说到底就是我们常说的鬼神。但必须指出的是，从孔子开始，就已经不把《易经》看成算卦的书，而是专门阐释里面的哲学道理，就是说，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孔子能够与时俱进，不是把《易经》看成和鬼打交道的书，而是把《易经》看成和人打交道的书，这就空前地提高了《易经》的文化品位。荀子也早就讲过“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就是说真正懂得《易经》，善于运用《易经》的人是不拿它来算卦的。
　　
　　其实，早在孔子之前，就有人提出吉凶由人，不相信算卦能决定吉凶。武王伐纣之前，命令主管算卦的官儿算了一卦，结果是大凶。姜太公却不信邪，扔掉蓍草，踏碎龟甲，说道：“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坚决主张出兵，结果大获全胜。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要娶寡妇棠姜为妻，也占了一卦。结果也是凶卦。但是崔杼也像姜太公一样不信邪，他说：“一个寡妇有什么危害！即使真的有危害，她的前夫已经遭受了，与我何干？”最后还是娶了棠姜。北宋大思想家李觏，更坚决地反对对《易经》作神秘主义解释，认为“八卦之道在人”（《易论》），反对拿神秘的天意说事儿。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算卦的自己从来算不了自己的命。拿古人来说，西汉有个叫京房的，算卦很有创造性，发明了所谓纳甲法，推算阴阳灾变，名满天下，汉元帝曾经非常赏识他。但也正因为他太能算卦了，最后竟然背上诽谤天子、攻击朝政的大罪，被判了死刑。说起来这个京房懂天文、晓音律，还是很有才的，但是就因为热衷于算卦定吉凶，竟然招致杀身之祸。他的老师焦延寿早就看出了京房乱算卦的危险性，曾经不无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果然不幸言中。
　　
　　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决不应该再拿《易经》来算卦。街头那些摆摊算卦的是对《易经》的糟蹋，那些开口闭口阴阳八卦，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的所谓易学大师其实都是些江湖术士。 那么《易经》的智慧、《易经》的精神到底是什么？《易经》经过孔子等先哲的创造性阐释，确实具有伟大的哲学意义和文化价值，因此被称为“群经之首”。在我看来，《易经》最可贵的精神有三条，前面都提到了。第一条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鼓舞了一代代的中华儿女积极明朗乐观地开拓生活。第二条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培育了一种呵护天地万物的宇宙情怀。第三条就是讲“天地人”三才，将具有道德性的人类提高到和天地并生的崇高地位。从自然力的角度看，人在自然面前渺小得很。但是如果不从自然力的角度看，而是从人的道德尊严来看，那么，人生天地间就具有一种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毁的精神气魄。
　　
　　地震可以瞬间夺去数万人的生命，但是我们看汶川大地震中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看那位年轻的母亲，她用整个身体护住自己襁褓中的孩子，孩子得救了，她被夺去了生命。后来救护人员在包孩子的小被里发现一个手机，上面有一条母亲临难前留给孩子的短信：“孩子，你如果活着，请你记住，你的母亲永远爱你！”读到这则短信，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我只觉得这不是一位母亲留给自己孩子的短信，这是一种圣母般的担荷人类苦难的大爱。还有一位青年教师，用自己的臂膀死死护住两位小学生。两位小学生都得救了，他却不幸遇难。这位青年教师生前最喜欢唱一首歌：“赠给你我的翅膀，供你自由飞翔。”这位青年教师用他的生命实践了他的诺言。他被夺去了无上宝贵的年轻生命，但是他同样留下了无上宝贵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道德。这种伟大人格和崇高道德，任何自然力量也无法摧毁。
　　
　　当然，在自然界，有很多动物也具有为群体牺牲的行为，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他有理性，有选择能力，有意志自由。他清醒地认识到，每一个人都只能活一次，这就决定了生命的无上宝贵和尊严。他可以自由选择，面临生死抉择时，他选择自己逃生也未可厚非。但是他却能够将死亡留给自己，将生存留给别人，这就见出人的道德抉择的无比崇高。
　　
　　有句话叫做“慷慨成仁易，从容赴死难”。历史上很多仁人志士，都用自己清醒的理性选择，超越生物性的求生本能，舍生取义，体现了人类道德选择的无比崇高和神圣。南宋丞相文天祥被俘后，四年间受尽折磨，也历经诱惑，但是始终坚贞不屈，最后以生命殉自己的政治气节。“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铮铮铁骨千古传颂。明初方孝孺，拒绝为篡夺皇位的燕王朱棣服务。朱棣威胁他说：“你就不怕诛九族吗？”方孝孺回答：“你就是诛我十族，我也不会为你这逆贼服务。”专制社会，诛九族已经是最残暴的刑罚，朱棣赌狠，就把方孝孺的学生朋友归笼为一族，凑成十族。方孝孺果然被诛了十族，据说行刑七日方止，死者多达八百多人，他却始终坚贞不屈。清末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本来有逃生的机会，但是他决心谢绝朋友的营救，用自己的生命警醒世人，终于将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变法事业。他在刑场上从容不迫地留下这几句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墓碑上刻着他生前的名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正是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的道德抉择，使人成为可以和天地相比并称的三才之一，使人的道德性拥有灿烂星空一般的伟大、崇高和尊严。
　　
　　当然，《易经》还有丰富的辩证智慧，例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无往不复”等，都可以给我们的现代生活提供深刻的启示。今天我们看着那些手指头夹满棍子，掐来算去的“易学大师”装神弄鬼、煞有介事，真的是很荒唐，很滑稽，让我想起胡适先生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描绘：“这遍地的乩坛道院，遍地的仙方鬼照相。”
　　
　　《易经》拥有伟大的哲学智慧，它是滋养我们的精神资源，但是它和那些装神弄鬼的江湖术士毫无关系

死生亦大矣：世俗的生死观
　　
　　 爱满天下的胸怀，人生境界的追求，自强不息的奋斗，都立足于人间世界。中国人就是在这一个世界，也就是人间世界的生生死死中确立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和西方文化就形成了一个重大差异。
　　
　　 如果最简单地概括一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我想有八个字就够了：一个世界，两个世界。西方文化讲“两个世界”，中国文化讲“一个世界”。西方文化传统以基督教为精神支柱，是一种宗教型文化。任何宗教型文化都讲两个世界，一个是天国，一个是人间。天国是永恒的、美妙的、欢乐的世界，人间则充满缺陷和罪恶。人来到世间就是遵循神的使命勤奋工作，慈爱大众，赎清罪孽，最后回到天国，享受永生。具有虔诚宗教情怀的宗教徒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入人生事业。我们都知道比尔•盖茨一捐就捐出几百亿美元，建立了慈善基金会，这和他的基督教价值观有很大关系。在基督教看来，富人是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赚了钱一定要回报社会才是响应上帝的召唤。说起来很有意思，世界上第一家股份公司诞生于公元12世纪，而它恰好是基督教教会创办的。
　　
　　 《圣经》中告诫那些为富不仁的财主：“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教会也把信徒捐来的钱经营增值，开展慈善事业，更好地回报社会。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任时曾经准备制定一条取消遗产税的法律。这条法律显然对富人有利，因为越有钱的人遗产税肯定就交得越多。但是恰好就是美国一些最富有的富豪联名反对取消遗产税。他们的理由就是这违背了基督徒回报社会的精神，同时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儿女独立生活的能力。西方人的很多道德行为，都可以在基督教的宗教背景中得到解释。德国思想家韦伯发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得力于基督教的伦理理念，那就是响应上帝召唤，勤奋工作，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回报社会。
　　
　　 今日世界，恐怖主义势力十分猖獗，有的恐怖主义分子身上绑着炸弹，车上装着炸弹，冲进人群，引爆炸弹，往往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这些恐怖主义分子肆无忌惮地杀害无辜平民的凶残行为令人愤怒，令人不齿。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那些“自杀炸弹”何以都那样不怕死？他们为什么不惜自己被炸得粉身碎骨，还是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宗教狂热。曾有媒体披露，在一个“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地，就专门展出一些绘画，上面画着美丽的天堂景象：华丽的房屋，门前的河里流着奶和蜜，美丽的处女站成一排，列队迎接圣战牺牲后来到这里的战士。基地组织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成员洗脑，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恐怖主义的牺牲品。恐怖主义组织这种做法当然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和歪曲，我们都愿意相信伊斯兰教的根本主张还是和平和慈爱。但是这种充满诱惑的宣传确实蛊惑了很多信徒，使他们走上恐怖主义的不归路。相信了这种宣传，他们去自杀也就心安理得，因为他们坚信为恐怖主义袭击献身后，一定能升入天堂获得那样的待遇。
　　
　　 但是，这一套对中国人就不管用。因为中国的文化不是一种宗教型的文化，他对另外一个世界的真实性总是表示怀疑，他只相信他活着的这个世界才是真实的、可靠的，这就是“一个世界”的文化观。还是孔子，对中国人形成这个文化观作出了突出贡献。
　　
　　 孔子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道德生活，因此他特别注意做人的问题。与人间生活没有关系的事，孔子很少关心，也很少讨论。庄子评价孔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人间世界之外的事，孔子可能承认它存在，但绝不讨论它。庄子不是孔子的粉丝，因为庄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但是看来还是庄子最了解孔子。例如孔子对宗教问题就是这样，关于宗教涉及的生死鬼神问题，孔子的著名态度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人我还没伺候明白，哪里有时间去伺候鬼？活着的事我还没有搞明白，哪里有时间去研究死的事？孔子的学生子贡追问老师：“死人有知？无知也？”老师你一定要回答我，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有没有知觉？孔子这样回答：“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意思是这件事你不必忙着考虑，等你死了自然就知道了。
　　
　　 孔子的文化态度培育了中国人专注人间的实用智慧。执著人生，珍爱人间，一个世界，是中国人的基本文化取向。千年等一回，等的也是这辈子，所以民谣说：“只羡鸳鸯不羡仙。”鸳鸯总是出双入对，出来是一双，进去又是一对，人们就用它来象征恩爱夫妻，“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意思就是说只羡慕人间的恩爱夫妻，温暖生活，不羡慕当什么神仙。当神仙又怎么样？苏东坡有词：“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是说谁呢？这是在讲嫦娥。嫦娥偷了丈夫的灵药，吃下去后成了仙，飞到月亮上去了。但是成了仙，飞到月亮上又怎么样呢？孤单、寂寞、凄冷，吴刚每天砍树不理她，她只好养了兔子和蟾蜍，因此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诗说：“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应该后悔偷那个灵药呀，成仙飞到月亮上去，无数个漫漫长夜，无尽的碧海青天，多么难熬啊！就连毛泽东都很同情嫦娥的寂寞，写词说“寂寞嫦娥舒广袖”。民谣是这个态度，大文豪是这个态度，连今天的流行歌曲都唱道：“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同眠。”最后，又是民谣做了精彩的总结，七个字：好死不如赖活着。
　　
　　 由于中国人讲“一个世界”，西方人讲“两个世界”，于是看似同一种人生追求也会遵循不同的路径。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论语》这样讲：“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西方人呢，你看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结尾的大合唱《欢乐颂》，那是今天欧盟的盟歌。《欢乐颂》的词作者是18世纪德国大文豪席勒，你看他怎样讲“四海之内皆兄弟”：“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四海之内皆成兄弟。”

中国人是在人的道德关系中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西方人是在神的圣殿里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不仅如此，中国人就是对宗教也是采取人间的、实用的或者说功利的态度。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就是一种追求长生不死的宗教，它的得道成仙，它的神仙世界，并不在另外一个天国，它就是能够永远常驻的理想化的人间世界。这在世界宗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对宗教采取人间的、实用的、功利的态度，中国宗教的特点就是多神，并且大搞偶像崇拜。道教就以多神著称。而真正成熟的宗教其实都是一神论，并且反对偶像崇拜。例如宗教精神最强烈、护教热情最高的伊斯兰教就只崇拜真主，并且真主还不能有偶像，伊斯兰教教义认为崇拜偶像要下地狱。其实基督教、佛教原来也这样主张，但佛教到了中国后，为了本土化，也搞起了偶像崇拜，神也多起来了，其中许多神都是道教掺进去的，比如四大天王本来是道教的神。在保留了更多印度原始佛教精神的南传佛教，也就是小乘佛教（人家自己叫上座部佛教），你去看它的寺庙，里面一般只供释迦牟尼一尊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人间的、实用的、功利的角度出发，中国人崇拜的许多神其实都是死了的人（如老子、关羽等），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宗教就是祖先崇拜。任何祖宗任何人，只要死后还能发挥作用，都能变成神，中国人给神的编制是十分慷慨的。
　　
　　 清代有位外国传教士指出，中国人崇拜神又忽视神。孔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民谚讲“祭神如神在，不祭也无碍。拜神如神来，不拜也不怪”。其实中国人岂止是忽视神，有时还亵渎神。例如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吉祥高贵的象征，但一到过年过节，我们还不是举着它耍来耍去？到了二月二，我们还吃龙鳞，吃龙胆。 为了防止灶王爷上天说人的坏话，我们竟能够把他的嘴用糖封起来。老舍曾说佛不是保险公司的老板，他不能替你保险一切。中国人确实就把宗教的神当成了保险公司的老板，当成了做买卖的对象。无事不登三宝殿，敬神没问题，什么神我都可以敬，但是有一个条件，我敬你多少，你也要还报多少，如果不灵，对不起，这个神啊我就换掉了。孟子说：“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今天说到“牺牲”指的是为正义事业而献身，但是牺牲的原意是祭祀时供献的牲畜，如牛羊猪等。今天所谓“社稷”指的是国家，“执干戈以捍社稷”，就是拿起武器来保卫国家，但是社稷的原意是两个神，社是土神，稷是谷神，一个保佑土地，一个保佑粮食。孟子的意思是，我们祭祀你们这两位神，供献的牲畜完全合格，祭祀用的器皿干干净净，祭祀的时间分秒不差，但是我的国家还是今天水灾明天旱灾，对不起，你们这两位神不称职，还是下岗吧。
　　
　　 这种宗教态度有两重性。正面的效应是我们没有宗教发达国家常有的那种宗教迷狂、宗教极端主义。我们中国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怎么为了宗教信仰还能发动战争？就像西方人也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还能信好几个神？负面的效应是由于缺乏虔诚、强烈、执著、纯净的宗教信仰，我们往往就缺乏对神圣事物的敬畏心和庄严感，缺乏只有宗教才能带来的文化深度。
　　
　　 从面对死亡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与宗教型文化的不同。面对死亡，人类感到格外惶惑，格外恐惧，因为他是有理性的存在，他意识到死亡而活着，他是走向死的生。一次，一位古罗马统帅率领着他的百万大军行进。百万大军行进，场面该是何等壮观，但是这位统帅看着行进中的大军，突然落下了眼泪。下属问他：“您是这百万大军的统帅，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威风的吗？怎么还伤心落泪呢？”这位将军回答：“一百年后，这百万大军都在哪里啊？”将军在百万大军行军的无比壮观的场面中，看到了死亡的阴影。
　　
　　 古希腊有个耐人寻味的神话：太阳神阿波罗和牧羊人伊达斯都看中了少女玛尔珀萨。两位争得不可开交，就来到众神之王宙斯面前，请他裁决。宙斯说：“还是让这位少女自己来选择吧！”少女选择了谁？她没有选择永生的太阳神阿波罗，而是选择了凡人伊达斯。她为什么这样选择？她的理由是，阿波罗是神，神是超越时间的、不死的，我不如嫁个凡人，和他一起慢慢变老吧。不朽属于神，人注定要走向衰老，走向死亡。因此大文豪歌德感慨：“岁月给我们送来了昨天、今天和明天，但有一天他不送了，他给我们带走了昨天、今天和明天。”
　　
　　 尽管也有不尽的忧伤和感慨，但是死亡问题对于虔诚的宗教徒是一个多少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前面说过，他将在另外一个超越的世界，在天国获得永生。任何宗教的重要功能都是解决死亡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什么是终极关怀？就是对人生最后一个问题的关怀。人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死亡。宗教通过天国的设定，解除信徒的死亡恐惧，让他们相信死后有一个美好的、永恒的世界等待着他，信上帝，就意味着不朽。那么对于不相信另外一个世界的中国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由于缺乏虔诚的宗教情怀，中国人面对死亡，更是充满无尽的悲哀。古往今来，最惊心动魄的就是感叹人生短暂的死亡诗篇。因此孔子首先说出那句惊心动魄的话：“死生亦大矣！”人生大事就是两件，一个生，一个死啊。你读《古诗十九首》：“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你看那墓地中，风刮过白杨树，飒飒响。松柏在道两旁，阴森森。下面就埋着那死去的人，死者面前，漫漫黑夜无尽头。你读陶渊明：“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这样一位隐士面对死亡也不能超然。就连曹操这一世枭雄，也不能不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就连老百姓谈到死亡同样充满无奈的感伤。你看这首打油诗：“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过去城里人死了抬到城外去埋，坟墓的形状像一个土堆成的馒头，因此叫“土馒头”。古代的馒头就是今天的包子，带馅的，“土馒头”里面的尸体是城里人，因此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每个人都得吃一个，意思是每个人都要死。“莫嫌没滋味”，没滋味也得吃，怕死也得死。中国人特有的幽默调侃中透着无奈、感伤。
　　
　　 那么，面对无可逃避的死亡，中国人怎么办？前面说了，宗教徒在神的怀抱里解脱死亡，获得永生。不信这一套的中国人呢？他又如何解脱死亡的恐惧，获得永生。他不在神的怀抱里，不在天国，就在人世间，就在这一个世界里，完成生命的不朽。
　　
　　 肉体的不朽靠传宗接代，因此中国人特别重视血缘亲情，重视家族关系。说起来，中国人格外重视生男孩，和这个传宗接代都有关系。古代社会只有男孩才列入家族排行，女孩是不算排行的。孔子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前面讲他本来有九个同父异母的姐姐，但是都不算数，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尽管身体残疾也算数。因此孔子的字叫“仲尼”，“仲”就是排行第二的意思。古代社会兄弟排行，老大叫伯，老二叫仲，老三叫叔，老四叫季，所谓伯仲叔季。这么做当然是重男轻女，但是为什么有这个重男轻女，除了经济原因、政治原因之外，还有文化原因。对于中国人来说，他认为只有男孩才能传宗接代，女孩出嫁后就不是你家的了。这个看法说起来好像很荒唐，但是它却获得了现代科学的“证实”。现代遗传学已经破译了人体基因密码，也就是二十三对染色体。生男孩和生女孩的奥秘被揭开了，在遗传学的层面上得到解释。原来，男性精子的染色体是X和Y，女性卵子的染色体是X和X。男性的X和女性的X结合，就生女孩。男性的Y和女性的X结合，就生男孩。这个Y非常重要。如果不发生基因突变，一个家族始终有男孩传下来，那么这个Y也就传下来。这个Y真的就是这个家族的不变的骨血。从这个意义上说，男孩传宗接代的说法真的有道理。当然，讲这个道理不是让你去重男轻女。
　　
　　 肉体上的不朽靠传宗接代，精神上的不朽呢？那就是著名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太上”就是最高的意思，人生最高的不朽就是道德上的成就，能做圣人做圣人，做不了圣人做君子。中国人把道德不朽视为最高不朽，很有深意。孔子讲：“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讲：“人皆可以为尧舜。”都是说追求道德的不朽，人人平等，只要你想，在道德上有教养都有可能，道德的不朽没有条件，这就在最高意义上宣示了人人平等。人生的第二个不朽是“立功”，也就是建功立业。政治家安邦定国，军事家保家卫国，企业家富民强国都属于立功。立功不像立德，要有点条件。什么条件？就是机会，还有运气。一个人不是说你想当总统就一定能当总统，想当将军就一定能当将军，想当李嘉诚就一定能当李嘉诚。立功除了个人奋斗外，还需要机会和运气配合你。你的企业做得非常好，突然赶上金融危机，你也没有办法。人生的第三个不朽是“立言”，这是文人的事。科学家搞科研，文艺家写诗做文章，理论家著书立说都是立言。立言也有条件，那就是天赋。没有天赋，再努力成就也有限。不能说你喜欢写诗就一定能成为李白，你喜欢研究物理学就一定能成为爱因斯坦。冯友兰先生说得很俏皮：“你可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你不能说人皆可以为唐太宗，人皆可以为李白。”
　　
　　 总之，三不朽都是人间的事。中国人就是在这人间的一个世界中寻找人生意义，创造人生价值，实现人生不朽。宋代大儒张载有名的“四句教”，概括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四句教，寄托着儒家的人生理想。为天地立心就是发挥《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呵护一个和谐的自然；为生民立命就是实现孔子所说“富之教之”，实现孟子所谓仁政王道，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继往开来，弘扬优秀传统，开拓新的生活，走向一个和谐的世界。
　　
　　 中国人就是这样，以一种实用的智慧执著人生，热爱人生。就像当代大哲李泽厚师所说：“生命多么美好，自然如此美妙，天地何等仁慈！那么，又何必去追求虚无，讲究寂灭，舍弃生命，颂扬苦痛，皈依上帝呢？就好好地活在世界上吧！”
　　
　　 “存，吾顺事；殁，吾宁也。”
　　
　　 活着，我就好好干事；死了，我就安宁了。
　　
　　 这也是张载的名言，这句名言道出了中国人的“一个世界”的生死观。

之前我们讲的是儒家，接下来讲道家。
　　简单说，如果说儒家孔子教你如何做个好人，那么道家老子就是教你如何赢，是不是好人无所谓，或者干脆说，孔子所说的那种好人他根本反对去做。儒道互补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色。对于老子，很多人认为他的理论很“没用”，太虚。其实不仅仅现代人知道不是这样，就在古代也有很多人不信老子的学说是与世无争的学说，宋代大儒朱熹说老子以不争为争，“老子心最毒”，清末民初的章太炎说老子“为后世阴谋者法”，这都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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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儒家教我们做人，要求我们培育一种道德情怀，积极地投入生活；那么道家则教我们养生，要求我们养成一种自然态度，潇洒地对待生活。儒家的智慧，主要体现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积极的生活态度。但是儒家的智慧之外，还需要道家的智慧，就好像《易经》在乾卦之外还有坤卦。道家精神就是告诉你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知足常乐、韬光养晦、柔弱胜刚强、不为天下先、无为无不为……多少人生智慧蕴藏在道家不露声色的谦卑中。日月交辉，儒道互补，是中国的一大智慧。儒家和道家的互相补充，就像太阳和月亮交替运行，就像乾坤一体，刚柔相济。儒家风骨和道家气象，入世和出世，有为和无为，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慷慨悲歌和愤世嫉俗，身在江湖和心存魏阙，那样奇妙地相得益彰，组成了中国智慧既空灵又丰实的壮观画面。
　　
　　 谈到道家，有人一定会想到道教，想到张天师、全真七子、八仙过海、白云观、武当山。道家和道教具有密切联系，甚至可以说没有道家就没有道教。道家的主要代表老子后来成了道教的教主，是三清之一，也就是太清道德天尊。更重要的是，老子和道家另外一位重要代表庄子，为道教提供了理论基础。道教两部非常重要的经典《道德真经》和《南华真经》，就是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但是道家和道教也有重大区别。简单地说，道家是一种哲学，道教是一种宗教。
　　
　　 我们说“以道养生”，很多人可能立刻就想到炼丹服药、吐故纳新、导引辟谷，长生不老……例如，道教经典《太平经》说：“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最为善。”这是明确地将健康长寿立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还有的道教经典说：“上德者神仙，中德者倍寿，下德者增年不横夭也。”（《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这是说人生最高境界是成仙，中等境界是长寿，最低境界也是乐享天年、避免夭折。这个养生理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讲究一个世界、一个人生的文化心态。
　　
　　 道教讲养生，目的在于延年益寿乃至成仙不死，这对于生命有限的人类，自然具有无比巨大的诱惑力，但是，其中的糟粕也毋庸讳言。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皇帝为了追求长寿甚至成仙热衷于服食道士炼的丹药的情况，结果皇帝既没有长寿，更没有成仙，反而丧命。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和清朝的雍正皇帝，这两位最残暴又最精明的皇帝都是吃丹药而死。唐朝的皇帝格外崇信道教，结果六位皇帝中毒送命，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我们这里说的以道养生，主要不是道教的长寿理论和实践，更不是追求荒诞不经的长生不老，而是道家阐释的一种人生智慧、文化价值。
　　
　　 道家讲养生甚至讲生命至上，这和儒家大不一样。儒家讲杀生成仁，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子更说“舍生取义”，“虽千万人，吾往矣”，真理在手，前面即便有千军万马我也要勇往直前，这些真的是境界崇高，令人敬仰。但是道家从来不讲这些东西。老子讲长生久视、功成身退、韬光养晦、柔弱胜刚强，庄子讲“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什么意思呢？道家讲做好事不要太高调，搞得谁都知道你，也就谁都惦记你。做事要注意分寸，不要违法乱纪，这样你才能够保证安全，得享天年。庄子还讲“终身不仕，以快吾志”，一辈子不做官，只求满足自己的精神志向，功名利禄都在摧残生命，彻底地抛弃这些就能“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和天地同寿，和日月齐光，和万物融为一体，这就是后来说的神仙了。
　　
　　 一句话，道家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和庄子都讲养生，也就是对生命的珍爱，因此我说以道养生。儒家孔孟并称，道家老庄并称，但老子和庄子其实也有很大区别。下面就先谈谈老子。
　　
　　
　　老子的修炼：破解道的奥秘
　　
　　
　　 和孔子比起来，老子更有传奇色彩和神秘意味。孔子只是在汉代很短一段时间内被当做神，说他是黑帝之子；孔庙尽管一直香火旺盛，但坐在里面的孔子不是神，而是中国文化第一人。老子就不同了，他是道家的创始人，又是道教的教主。最晚从东汉末年开始，老子就被道教徒奉为太上老君。到了唐代，因为老子姓李，皇帝也姓李，为了给自己增加神圣的色彩，唐朝从立国开始就拼命抬举老子和道教，所谓儒释道三教，道教排第一，儒教排第二，佛教排第三，唐太宗李世民还追认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又是神仙，又是教主，又是皇帝。老子由人变成神，这里面就隐藏着儒家和道家的不同追求，不同境界。
　　
　　 民间传说老子的母亲怀胎八十一年生下他，而且据说是他的母亲在一棵李子树下，自己剖开左侧肋骨在肋下所生。由于诞生在李子树下，所以老子姓李；八十一年而生，他生下时头发白了，还长了长长的胡子，因此被称为老子。这个故事当然比孔子的“龙生虎养鹰打扇”更荒诞，但是里面却也含有深意，那就是大器晚成，无论形象还是思想，老子都给人成精的感觉；另一方面传说也说明老子是先秦诸子中的老资格，是“子中之子”。
　　
　　 《史记》曾记载孔子向老子请教的故事，孔子在老子面前俯首帖耳地接受训导，过后回味老子的教导，竟好几天说不出话来，搞得学生很着急。孔子对学生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如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见龙耶。”后来道家中人特别喜欢宣传这个故事，以此证明道家比儒家高明。此外，还有“老子化胡”的故事，说老子西行出关到了印度，变成释迦牟尼佛，创立了佛教，培养了一大批佛教徒。后来西晋有位叫王浮的道士又编造了《老子化胡经》，大肆渲染这个故事，目的不外乎是要证明道教比佛教高明。
　　
　　 今天看来，“老子化胡”固然不可信，孔子是否真的拜访过老子也很可疑，不过这丝毫也不影响老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老子确实是中国文化史上可以和孔子齐名的伟人。不仅如此，老子还是世界级的大哲学家，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德国最有名的哲学家黑格尔提起孔子充满轻视，他批评孔子说：这位老先生只会唠叨一些老套的道德教训，这些道德教训哪个民族都有，并且可能说得更好。他的书就不必翻译了，不翻译还保持一个圣人的形象（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中国哲学》）。当时欧洲的一份报纸曾登载了孔子的漫画，漫画下附了几句编造的孔子语录：外面有雾，开车要小心！天要下雨，别忘了带雨伞。话都不错，但全都是正确的废话，这些语录很能代表当时欧洲人对孔子的印象。黑格尔对孔子的轻视当然有其文化背景的局限，我们也不必过分在意。这里要说的是，尽管黑格尔对孔子很不感冒，但是提起老子却充满敬意，由衷地赞叹老子的深刻，认为其代表了东方的哲学智慧。
　　
　　老子作为哲学家为世界尊重，但他在中国却曾经被当成兵家。这是怎么回事？

反战的军事智慧：兵者不祥之器
　　
　　 唐代有位叫王真的说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句句谈兵，宋代文人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老子和孙子没什么区别，这些看法尽管有严重的夸张和歪曲，但也不能说丝毫没有根据。据说毛泽东也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翻开《老子》，直接讲兵的地方很多很多。
　　
　　 先来看老子关于战争的五字真言：“善战者不怒。”（《道德经•第六十八章》）这个看法十分英明。战争需要十分冷静地判断敌情，十分周密地谋划打法，愤怒之下作出的决策往往耽误大事，耽误大事的结果往往就是国破家亡。
　　
　　 再来看老子版的兵不厌诈：“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道德经•第三十六章》）你想封锁他吗，就先让他张扬张扬；你想削弱他吗，就先让他强横强横；你想废掉他吗，就先让他兴旺兴旺；你想夺取他吗，就先给他点甜头。渔民打渔，渔网首先总是张开来抛出去，鱼儿进来了，才将渔网收起来，这是典型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欲擒故纵更是战争中惯用的套路，春秋时期吴国打败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立志复国，但表面上却对吴王百依百顺，予取予求，粮食、马匹、兵器、战船，大量战略物资还有美女等，源源不断地从越国运到吴国。吴王对勾践放了心，转而向齐国和晋国两大强国挑战，结果国力耗尽，勾践趁机起兵，一举灭掉了吴国。这是古代的例子。举一个现代的例子，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心腹爱将胡宗南率二十多万王牌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胡宗南占领延安，得意扬扬，以为占了大便宜，结果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几个战役下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只好狼狈地逃离了陕北。这些都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典型战例。
　　
　　 总之，战争的艺术就是想尽办法制造假象，千方百计迷惑敌人，这就是兵家的辩证法。老子和孙子都深通这个辩证法。但老子谈到战争最宝贵的思想不在于这个战争辩证法，而是他在谈论战争时体现的人道情怀、和平精神和反战意识。
　　
　　 出于关注民生疾苦的人道情怀，老子令人惊心地指出了战争的破坏性后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三十章》）军队驻扎之处，一定荆棘丛生，一场大战过后，必然出现荒年。因此老子强烈地提出了反战主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兵革是不祥的东西，大家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不使用它。老子又警告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道德经•第三十章》）意思是说，用大道辅佐君主的人，不靠兵力逞强于天下。如果迷信武力，很容易遭到报复，这就叫“其事好还”。所谓“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我害人人也害我，冤冤相报，恶性循环，无休无止，大家都输。
　　
　　 因此人对人，国对国，都是冤家宜解不宜结，仗是能不打尽量不打。你看今天的中东局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打得不可开交。自杀炸弹对狂轰滥炸，互相报复不断升级，双方都生活在恐惧和仇恨中，不仅给自己，也给世界带来了大麻烦。
　　
　　 老子在战争问题上和孔子有共同语言。前面谈儒家的时候提到，孔子之所以称赞管仲够得上仁，就是因为管仲作为齐国政治的CEO，多次召集诸侯，却没有一次是靠武力威胁。那么老子是不是一味地、绝对地反战，从而抹杀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呢？不是的。他明确地指出，尽管战争不能不造成很大的破坏，但也有“不得已而用之”的时候。“不得已而用之”应该就是指不能不打，不得不打的战争了。与此有关，老子关于战争还提出一个深刻的命题：“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道德经•第六十九章》）两军对垒，实力相当，哀痛的一方才能获得胜利。所谓哀兵必胜，典故就出在这里。
　　
　　 为什么哀兵必胜？因为哀兵通常是被欺负的一方、被侵略的一方、悲愤的一方、正义的一方、人道的一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方，他们为了保家卫国才不得不拿起武器，具有一种悲壮感，具有一种道德力量。像二战时期中国的抗日军民，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红军，就都是哀兵。哀兵必胜的思想同样体现了老子的和平精神。
　　
　　 我们看老子的军事智慧，简直就是反战的智慧。他对战争破坏性的揭露，对战争手段的厌恶，简直和他的对立派儒家的孟子异曲同工。孟子在战国时代，也就是主要靠战争来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时代，响亮地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谁最能打仗就判谁死刑，这种主张对于那个时代自然太离谱，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听孟子的。但超越时代的局限，孟子的反战思想却表现出强大的人道力量和批判精神。请看他对战争残酷性的揭露、控诉和抨击：“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为争夺土地而打仗，杀死的人漫山遍野；为争夺城池而打仗，杀死的人充满城池，这都是吃人呀，死刑都不足以赎清他们的罪恶。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和老子说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正是同样震撼人心的控诉吗？孟子所提出的“善战者服上刑”，锋芒所向正是这些非正义战争的发动者。即便在今天，我们对这样的善战者当然也要谴责和打击，例如二战结束后，盟军审判和惩罚日本、德国的法西斯战犯。
　　
　　 老子对于战争则提出了更彻底的人道要求：“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兵革是不祥的东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要淡然处之。胜利了也不要得意扬扬，如果得意扬扬，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是不会得天下的。战争杀人众多，应该对它有一种哀痛的心情，即使打了胜仗也要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理。
　　
　　 对老子这个说法，自然要具体分析。当正义之师战胜了邪恶势力时，意味着灾难的结束，那么庆祝胜利就是合情合理的行为。唐朝安史之乱，政府军战胜割据势力，平息了叛乱，杜甫的反应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谁也不能说杜甫就是喜欢杀人。八年抗战胜利，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抗日军民欢天喜地，上街庆祝，德国法西斯灭亡后，苏联红军脚踏法西斯的军旗游行，都是合情合理的行为，不能理解为胜利者的骄横得意。
　　
　　 但是，不能由此否定老子的人道情怀。战争毕竟是人类的互相残杀行为，毕竟是大规模的毁灭和破坏。李白写诗说“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就是在直接宣传老子的反战、厌战以及慎战的思想。杜甫也写诗宣传老子的战争观：“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对外战争应该只限于保家卫国，制止侵略战争，不应该毫无节制地扩大战争，否则一定要搞得伤亡惨重。他的《兵车行》更是千古绝唱，流露出深厚的人道情怀：“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写亲人上战场，家人送别的悲惨场面，生离死别，难割难舍，哭声震天……杜甫又写战死的冤魂：“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你看那古战场，多少阵亡者暴尸荒野，已经化成粼粼白骨。阴惨惨的天空，凄风苦雨，好像战死的冤魂在哭泣，在诉说……唐朝另外一位诗人陈陶的一首《陇西行》更是令人痛断肝肠：“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战士奋不顾身，血染沙场，战死在无定河边的阵地上。可怜他的妻子独守闺房，还在日思夜想地盼着夫君回家团聚，这位妻子哪里想得相见的夫君早已经化成了无定河边的白骨。
　　
　　 古语讲“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英雄多，百姓苦，英雄越多，百姓越苦。就连大军阀曹操也写诗惊叹战乱造成的人间惨剧：“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兵车行》、《陇西行》都是撼人心魄的控诉，都是欲哭无泪的同情，它艺术地体现了从孔子、孙子、老子、墨子、孟子开始的中华民族的人道主义、反战意识与和平精神。
　　
　　 当然，历史的真实是仁厚之心阻挡不住贪欲制造的残暴。战国末期，秦将白起俘虏赵军四十万，除了二百四十个老弱病残，其余的竟然都被他活埋了。秦末战乱，二十万秦军向楚霸王项羽投降，后来竟然全部被项羽活埋。文明越进步，战争越残酷。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一千六百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去了六千万人的生命。一战中的凡尔登战役，德法双方投入兵力一百万，打的完全是消耗战，消耗的是什么？是一批批年轻的生命、一个个血肉之躯。一场战役下来，七十万人命丧沙场，因此凡尔登战役被称为“绞肉机”、“屠场”、“地狱”。二战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夺去了一千八百万中国人的生命，苏联五年卫国战争中有多达两千七百万人死亡，仅红军就阵亡近九百万。战争狂人不仅给他们侵略的对象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也饱受战争摧残。残酷的战争史，罕见的暴行，说明了道德要求在强权面前的脆弱，先贤只有仰天长叹了！
　　
　　 说老子的军事智慧，并不意味着承认《道德经》是兵书，更不是承认老子是兵家，世界上哪里有老子这样反战的兵家？唐代王真说《老子》五千言句句谈兵，显然太夸张了，老子尽管有军事艺术的精辟论述，但是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老子谈论战争时的人道精神，和平主义。老子论战，着眼点恰好不在打打杀杀，而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好生之德。这种好生之德，更鲜明地体现于老子的政治智慧。老子谈兵，就是要从军事智慧中引申出政治智慧。下面就来谈老子的政治智慧。

反战的军事智慧：兵者不祥之器
　　
　　 唐代有位叫王真的说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句句谈兵，宋代文人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老子和孙子没什么区别，这些看法尽管有严重的夸张和歪曲，但也不能说丝毫没有根据。据说毛泽东也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翻开《老子》，直接讲兵的地方很多很多。
　　
　　 先来看老子关于战争的五字真言：“善战者不怒。”（《道德经•第六十八章》）这个看法十分英明。战争需要十分冷静地判断敌情，十分周密地谋划打法，愤怒之下作出的决策往往耽误大事，耽误大事的结果往往就是国破家亡。
　　
　　 再来看老子版的兵不厌诈：“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道德经•第三十六章》）你想封锁他吗，就先让他张扬张扬；你想削弱他吗，就先让他强横强横；你想废掉他吗，就先让他兴旺兴旺；你想夺取他吗，就先给他点甜头。渔民打渔，渔网首先总是张开来抛出去，鱼儿进来了，才将渔网收起来，这是典型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欲擒故纵更是战争中惯用的套路，春秋时期吴国打败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立志复国，但表面上却对吴王百依百顺，予取予求，粮食、马匹、兵器、战船，大量战略物资还有美女等，源源不断地从越国运到吴国。吴王对勾践放了心，转而向齐国和晋国两大强国挑战，结果国力耗尽，勾践趁机起兵，一举灭掉了吴国。这是古代的例子。举一个现代的例子，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心腹爱将胡宗南率二十多万王牌军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胡宗南占领延安，得意扬扬，以为占了大便宜，结果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几个战役下来，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只好狼狈地逃离了陕北。这些都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典型战例。
　　
　　 总之，战争的艺术就是想尽办法制造假象，千方百计迷惑敌人，这就是兵家的辩证法。老子和孙子都深通这个辩证法。但老子谈到战争最宝贵的思想不在于这个战争辩证法，而是他在谈论战争时体现的人道情怀、和平精神和反战意识。
　　
　　 出于关注民生疾苦的人道情怀，老子令人惊心地指出了战争的破坏性后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三十章》）军队驻扎之处，一定荆棘丛生，一场大战过后，必然出现荒年。因此老子强烈地提出了反战主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兵革是不祥的东西，大家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不使用它。老子又警告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道德经•第三十章》）意思是说，用大道辅佐君主的人，不靠兵力逞强于天下。如果迷信武力，很容易遭到报复，这就叫“其事好还”。所谓“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我害人人也害我，冤冤相报，恶性循环，无休无止，大家都输。
　　
　　 因此人对人，国对国，都是冤家宜解不宜结，仗是能不打尽量不打。你看今天的中东局势，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打得不可开交。自杀炸弹对狂轰滥炸，互相报复不断升级，双方都生活在恐惧和仇恨中，不仅给自己，也给世界带来了大麻烦。
　　
　　 老子在战争问题上和孔子有共同语言。前面谈儒家的时候提到，孔子之所以称赞管仲够得上仁，就是因为管仲作为齐国政治的CEO，多次召集诸侯，却没有一次是靠武力威胁。那么老子是不是一味地、绝对地反战，从而抹杀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呢？不是的。他明确地指出，尽管战争不能不造成很大的破坏，但也有“不得已而用之”的时候。“不得已而用之”应该就是指不能不打，不得不打的战争了。与此有关，老子关于战争还提出一个深刻的命题：“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道德经•第六十九章》）两军对垒，实力相当，哀痛的一方才能获得胜利。所谓哀兵必胜，典故就出在这里。
　　
　　 为什么哀兵必胜？因为哀兵通常是被欺负的一方、被侵略的一方、悲愤的一方、正义的一方、人道的一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方，他们为了保家卫国才不得不拿起武器，具有一种悲壮感，具有一种道德力量。像二战时期中国的抗日军民，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红军，就都是哀兵。哀兵必胜的思想同样体现了老子的和平精神。
　　
　　 我们看老子的军事智慧，简直就是反战的智慧。他对战争破坏性的揭露，对战争手段的厌恶，简直和他的对立派儒家的孟子异曲同工。孟子在战国时代，也就是主要靠战争来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时代，响亮地提出“善战者服上刑”，谁最能打仗就判谁死刑，这种主张对于那个时代自然太离谱，没有一个统治者会听孟子的。但超越时代的局限，孟子的反战思想却表现出强大的人道力量和批判精神。请看他对战争残酷性的揭露、控诉和抨击：“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孟子•离娄上》）为争夺土地而打仗，杀死的人漫山遍野；为争夺城池而打仗，杀死的人充满城池，这都是吃人呀，死刑都不足以赎清他们的罪恶。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和老子说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正是同样震撼人心的控诉吗？孟子所提出的“善战者服上刑”，锋芒所向正是这些非正义战争的发动者。即便在今天，我们对这样的善战者当然也要谴责和打击，例如二战结束后，盟军审判和惩罚日本、德国的法西斯战犯。
　　
　　 老子对于战争则提出了更彻底的人道要求：“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兵革是不祥的东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要淡然处之。胜利了也不要得意扬扬，如果得意扬扬，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人是不会得天下的。战争杀人众多，应该对它有一种哀痛的心情，即使打了胜仗也要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理。
　　
　　 对老子这个说法，自然要具体分析。当正义之师战胜了邪恶势力时，意味着灾难的结束，那么庆祝胜利就是合情合理的行为。唐朝安史之乱，政府军战胜割据势力，平息了叛乱，杜甫的反应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谁也不能说杜甫就是喜欢杀人。八年抗战胜利，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中国抗日军民欢天喜地，上街庆祝，德国法西斯灭亡后，苏联红军脚踏法西斯的军旗游行，都是合情合理的行为，不能理解为胜利者的骄横得意。
　　
　　 但是，不能由此否定老子的人道情怀。战争毕竟是人类的互相残杀行为，毕竟是大规模的毁灭和破坏。李白写诗说“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就是在直接宣传老子的反战、厌战以及慎战的思想。杜甫也写诗宣传老子的战争观：“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对外战争应该只限于保家卫国，制止侵略战争，不应该毫无节制地扩大战争，否则一定要搞得伤亡惨重。他的《兵车行》更是千古绝唱，流露出深厚的人道情怀：“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这是写亲人上战场，家人送别的悲惨场面，生离死别，难割难舍，哭声震天……杜甫又写战死的冤魂：“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你看那古战场，多少阵亡者暴尸荒野，已经化成粼粼白骨。阴惨惨的天空，凄风苦雨，好像战死的冤魂在哭泣，在诉说……唐朝另外一位诗人陈陶的一首《陇西行》更是令人痛断肝肠：“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战士奋不顾身，血染沙场，战死在无定河边的阵地上。可怜他的妻子独守闺房，还在日思夜想地盼着夫君回家团聚，这位妻子哪里想得相见的夫君早已经化成了无定河边的白骨。
　　
　　 古语讲“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英雄多，百姓苦，英雄越多，百姓越苦。就连大军阀曹操也写诗惊叹战乱造成的人间惨剧：“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兵车行》、《陇西行》都是撼人心魄的控诉，都是欲哭无泪的同情，它艺术地体现了从孔子、孙子、老子、墨子、孟子开始的中华民族的人道主义、反战意识与和平精神。
　　
　　 当然，历史的真实是仁厚之心阻挡不住贪欲制造的残暴。战国末期，秦将白起俘虏赵军四十万，除了二百四十个老弱病残，其余的竟然都被他活埋了。秦末战乱，二十万秦军向楚霸王项羽投降，后来竟然全部被项羽活埋。文明越进步，战争越残酷。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一千六百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夺去了六千万人的生命。一战中的凡尔登战役，德法双方投入兵力一百万，打的完全是消耗战，消耗的是什么？是一批批年轻的生命、一个个血肉之躯。一场战役下来，七十万人命丧沙场，因此凡尔登战役被称为“绞肉机”、“屠场”、“地狱”。二战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夺去了一千八百万中国人的生命，苏联五年卫国战争中有多达两千七百万人死亡，仅红军就阵亡近九百万。战争狂人不仅给他们侵略的对象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民也饱受战争摧残。残酷的战争史，罕见的暴行，说明了道德要求在强权面前的脆弱，先贤只有仰天长叹了！
　　
　　 说老子的军事智慧，并不意味着承认《道德经》是兵书，更不是承认老子是兵家，世界上哪里有老子这样反战的兵家？唐代王真说《老子》五千言句句谈兵，显然太夸张了，老子尽管有军事艺术的精辟论述，但是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老子谈论战争时的人道精神，和平主义。老子论战，着眼点恰好不在打打杀杀，而是一种令人感动的好生之德。这种好生之德，更鲜明地体现于老子的政治智慧。老子谈兵，就是要从军事智慧中引申出政治智慧。下面就来谈老子的政治智慧。

不折腾的政治智慧：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的政治思想中充满了对百姓的同情，对贪得无厌的统治者的憎恨。他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道德经•第七十五章》）老百姓之所以忍饥挨饿，就是由于统治者收的苛捐杂税太多。老子更进一步尖锐地批判腐败的统治者，痛斥他们的强盗行径：“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道德经•第五十三章》）大道平平坦坦，但是君王偏偏喜欢走邪路。朝政腐败极了，农田已经非常荒芜，百姓的粮仓已经十分空虚，但统治者还照样地穿着绫罗绸缎，佩着锋利的宝剑威吓百姓，精美的饮食都吃厌了，国家的财富都刮净了。这就叫强盗头子呀，他们是多么的无道啊！老子由此感慨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道德经•第七十七章》）自然的规律是减少有余的来补充不足的，人间的规律却是剥夺不足的来供奉有余的。
　　
　　 损不足以奉有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就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起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的典故出自《圣经》。《圣经•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主人远行前，把仆人叫来，按照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时，都来向我汇报。”主人回来时，第一个仆人汇报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五千银子，我又赚了五千。”主人听了非常高兴，于是把更多的事务交给他管理，让他享受当主人的快乐。第二个仆人汇报说：“主人，你给我的二千银子，我又赚了二千。”主人听了也很高兴，于是也让他享受当主人的快乐。第三个仆人汇报说：“主人，你给我的一千银子，我一直埋藏在地里，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现在你回来了，我原封不动地还给你吧！”主人听了很生气，于是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一千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后来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将这个故事拿过来打比方，把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的社会经济现象称为马太效应。
　　在中国，老子最早揭示了这个马太效应。“损不足以奉有余”，七个字精练地概括了所谓马太效应。老子如果活到今天，恐怕还要产生关于马太效应的知识产权纠纷。他会不会和西方人打打官司，说应该将马太效应改成老子效应呢？当然不会。后面我要谈到，老子奉行的是不争哲学，他是不会为任何问题去打官司的。
　　
　　 有人批评老子不讲感情，专谈权术，十分冷酷，但从老子的政治批判来看，他其实非常关注民间疾苦，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和贪婪，抨击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很有正义感，是个热心肠的老头儿。政治如此黑暗，出路何在？老子不仅是批判家，他还热心地追求自己心目中的政治理想。谈到老子的政治理想，人们立刻就会想到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意思就是说统治者的政策要顺其自然，不要骚扰老百姓。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符合正义的执政者绝不自作聪明，异想天开，更不会心存私欲，他们把老百姓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把老百姓的心当做自己的心，这就是无为而治，很像今天我们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政治家真难找，将希望寄托于圣人的政治道德，来实现“以百姓心为心”，恐怕很不可靠，必须得有个制度，真正让百姓的心决定官员的命运，他得不到百姓的心就保不住乌纱帽，这样他才会不得不以百姓之心为心。
　　
　　 老子关于治国还有一句千载传诵的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这句话最生动地体现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小鲜就是小鱼的意思，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煎一条小鱼一样。会煎鱼的都知道，煎鱼不能总去翻腾它，翻来翻去就翻碎了。治国的道理也是这样，不能总去折腾老百姓，这就是无为而治。这有点像今天我们说的政府职能转换，多服务少命令，行政权力的干预越少越好，需要行政审批的项目越少越好。
　　
　　 “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谈政治竟然想出这样生动而独特的比喻，发明这种出人意表的命题，真的是令人惊叹。据说，老子这句话受到商汤王的丞相伊尹的启发。伊尹原来是位厨师，他将治国比作炒菜，火大了不行，火小了也不行，咸了不行，淡了也不行，五味调和，恰到好处才是高明的厨师，搞政治的道理也一样。美国前总统里根对老子的这个治国智慧非常欣赏，还曾将它引用到自己的国情咨文中。除了不折腾的意思之外，老子这句话更是道出了搞政治的一种境界：举重若轻，以小观大，四两拨千斤。政治在老子这里，已经不是复杂的权力角逐、利害相争，而是一种带有审美意味的行为艺术。中国历史上有境界、有气象的政治家，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老子的智慧。
　　天地万物，有什么能大于日月？但是你看杜甫的诗：“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人间万事，有什么能大于改朝换代？但是你看邵雍的话：“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唐尧禅让虞舜，商汤讨伐暴君夏桀，周武王推翻残暴的商纣王，都是历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邵雍这位老夫子却把它轻松地点化为喝几杯酒，下一盘棋，这不正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老子气象吗？
　　
　　 中华文化是一种艺术气质非常浓厚的文化，悠悠无尽的历史烟云，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都可以被中国人用时光之水洗尽它的污浊和血腥，再将它们化成审美意象，欣赏之，玩味之。正所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德国哲学家尼采曾经说：对于人生，你如果从现实的角度去看，那真是悲惨得无可救药；但是你从艺术的眼光去看，那又是赏心悦目的大戏。中国人就非常喜欢用艺术的眼光看人生。老子一句“治大国若烹小鲜”，将国家的头等大事顿时化成了烹调般的艺术。
　　
　　 老子讲无为，人们常说这是消极、无所事事的态度，朱熹就批评老子光占便宜不做事。但这是误解，实际上无为并不是躺在床上睡大觉什么也不干，并不是懒汉哲学。“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小鱼不能乱翻，但也不能总是不翻，那样也把鱼煎糊了。如果这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失职渎职，行政不作为。例如食品安全问题。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危，保证食品安全应该是政府最起码的责任。但是就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行政不作为。最近又有媒体揭露了地沟油的问题。据有关专家介绍，地沟油具有强烈致癌物质黄曲霉素，比砒霜还要毒一百倍。但就是这种地沟油，每年要被国人消费二三百万吨，而国人每年消费的植物油总共两千三百多万吨。就是说，国人平均吃十次饭就要吃上一次地沟油，真的是触目惊心！记得多年前，违法使用地沟油的事件就已经屡被披露，但时至今日，不法商人仍在丧尽天良地使用地沟油。这期间已经有多少人中了毒，甚至致癌、丧命？受害者找谁去算账，找谁去申诉？这个责任谁来负，怎样负？地沟油之后，又有媒体披露了人们日常大量使用的餐盒近60%含毒。有关专家指出，我国的食品垃圾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地沟油、毒餐盒之所以畅行无阻，丧尽天良的不法商人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向餐桌上投毒，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的不作为。我们一直以解决了十三亿人的生存权而自豪。但是连吃饭安全都不能保障，这个生存权就大打折扣了。在这样一些问题上的行政不作为是失职渎职，绝不是老子所说的无为。
　　
　　 在老子这里，无为的意思就是不妄为，更不能胡作非为，也就是顺乎自然。无为应该和自然连读，叫做自然无为。老子的原话是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为了无不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这话听着好像绕口令，是不是？其实老子的意思就是一句话，只有遵循自然的规律，才能解决一切问题。违背自然的有为就是自作聪明地瞎折腾，只能适得其反，搞得民怨沸腾。因此无为而治表面上看很消极，实际上却是积极的政治智慧。由此看来，宋代的大儒朱熹批评老子对国家天下没有丝毫责任感，实在是冤枉了老子。
　　老子的无为而治，说到底就是要求统治者不要滥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折腾百姓，以满足自己的贪欲。有良心的政治家应该体谅民生的艰难，轻徭薄赋，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尊重和保障民众的福祉，与民休息，让民众自由发展。这显然是一种关注民生的进步的政治思想。这种政治思想和儒家主张的仁政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在历史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西汉初年的黄老之治、文景之治都以老子的无为而治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萧何提出的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清静俭约三大治国原则，都是直接发挥老子的政治思想，它对医治秦末战争创伤，巩固西汉政权，民众安居乐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汉初，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初期，只有贯彻了老子无为而治的国家发展战略，让民众休养生息，政权才能得以巩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依据自己的无为理论给政治家评了一个等级：“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道德经•第十七章》）最好的政治家，是人民根本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其次的政治家，是人民亲近赞美他；再次的政治家，是人民害怕他；最差的政治家，是人民蔑视嘲笑他。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给天下的政治家评了一个等级。这个等级评得好厉害，到了今天仍然值得我们琢磨，特别值得官员们思量。
　　
　　 “太上不知有之”，老百姓感觉不到他存在的政治家是最棒的政治家，这是在说，不折腾老百姓的政治家是最好的政治家。老子是在告诫统治者不要炫耀权力，好大喜功，苛捐杂税，贪污腐败，瞎指挥，胡折腾，大搞形象工程，专门制造假政绩。你到北欧去看，你正在街上遛狗呢，突然发现有位老太太也在你旁边遛狗，你定睛一看，这不是咱们的女王吗？你到超市买鸡蛋，正挑着呢，突然发现旁边有位老头也在挑鸡蛋，你定睛一看，这不是咱们的首相吗？这样的女王和首相，就是老子说的“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第二等的政治家是老百姓赞美他，亲近他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汉文帝算是体现了这种标准的政治家。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全面遵循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法律上减轻刑罚，历史上首次废除残酷的肉刑，监狱中几乎没有犯人；经济上撤掉关卡，自由通商，大幅降低税赋，甚至长达十二年免收田赋，徭役三年一次，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思想文化上废除舆论管制，广开言路；个人生活上节俭自律，本来想修个露台，但是一听说花费黄金一百斤，相当于中等以上人家十户收入，立刻作罢。自己的一件袍子修修补补穿了二十多年，皇后的衣服不许裙摆拖地，帷帐不让绣花。为自己修筑的坟墓要求利用现有的山头，不允许专门起坟，陪葬品只用瓦器，不允许用金银铜铁锡等贵金属，以节省劳动力和费用。汉文帝的政治表现和生活作风充分体现了老子主张的“慈”和“俭”，因此他顺利克服了即位初期的政治危机，使国家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很快呈现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众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开启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汉文帝因此获得民众的广泛赞誉。直到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打进长安，捣毁所有能捣毁的帝王陵墓，唯独对汉文帝的坟墓灞陵专门加以保护。
　　“其次畏之”，第三等的政治家是老百姓害怕他的政治家。这自然是指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像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想当年萨达姆穷兵黩武，遭到国际制裁，国内经济陷入危机。国际舆论谴责萨达姆，他却说伊拉克人民都拥护他，还搞了个民意测验，结果竟拥有百分之百的拥护率。伊拉克民众真的拥护他吗？显然不是，他们是害怕他，迫于专制淫威不得不违心地投赞成票。
　　
　　 老百姓害怕的政治家还不是最差的政治家，最差的政治家是老百姓拼命编他的笑话，嘲弄他，蔑视他。例如希特勒，有一个关于他的笑话说：一次他来到一个精神病院视察，问一个病人，是否知道他是谁，病人摇摇头。于是，希特勒大声宣布：“我是阿道夫•希特勒，你们的领袖。我的力量之大，可以与上帝相比！”病人们微笑着，同情地望着他。其中一个人拍拍希特勒的肩膀说道：“是啊，是啊，我们开始得病时，也像你这样子。”在这种辛辣的讽刺、轻蔑的嘲弄中，穷凶极恶的希特勒顿时就成了一个小丑。还有一则关于苏联的笑话说：集体农庄庄员伊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回到家里高兴地对老婆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老婆回答：“没有油啊。”“那就煮！”“没有锅呀。”“那就烤！”“没有柴呀。”伊万气坏了，跑到河边把鱼扔了回去。那条鱼在水里划了一个圈，上身竟然跃出水面，举起右鳍激动地高呼：“斯大林万岁！”这是在讽刺斯大林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物质短缺，民生艰难。老子的这个政治家等级表，值得政治家们贴在自己办公室的墙壁上，每天对照对照，看看自己属于哪个等级。
　　最后，老子对胡作非为、凶残暴虐的统治者发出了严重警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第七十四章》）老百姓被逼得忍无可忍，造反了，那时你再怎么镇压屠杀也没有用。百姓已经不怕死了，你还用死亡来威胁他们，岂不是枉费心机？这是几千年来回荡在统治者头上的惊雷般的怒吼，深沉的老子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历史一再证实着老子的判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朝的命运。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大帝国，八面威风，不可一世。但是秦始皇以为马上打天下，也可以马上治天下，靠暴力能够统一中国，靠暴力也能够为所欲为地压榨百姓。于是严刑酷法，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穷奢极欲。秦始皇嗜杀成性，是历史上少有的杀人魔王。一次他出游梁山宫，看到丞相的随行车马很多，心里很不高兴。有人因此告诫丞相，丞相从此便减少了车马。这个暴君知道后大怒，猜测身旁的随行将自己的不满告知了丞相，竟然下令将自己身旁的随从全都杀了。公元前211年，有不满秦始皇暴政的人在一块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个暴君知道后，立刻派人追查，找不到刻字的人，竟然将住在陨石附近的百姓全都杀光。“焚书坑儒”的暴行更是尽人皆知，遗臭万年。就是这样一个杀人魔王，今天居然还有人肉麻地美化他。某位台湾来的江湖先生竟然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护，说是那些被活埋的儒生很讨厌，总背后议论政治。议论政治就讨厌，讨厌就该活埋，这是什么逻辑？秦始皇千古之后总算找到了“知音”。此外，秦始皇又是“仁君”，又是“纯爷们”，这类吹捧都在公共媒体上堂而皇之地宣扬。但是当年秦朝的百姓可不这么看，尽管秦始皇和他的儿子二世皇帝胡亥乃至李斯、赵高等凶残无比，动辄以酷刑、屠杀来威吓百姓，但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九百个小百姓揭竿而起，天下响应，很快就结束了秦朝暴政。貌似强大无比的秦帝国只存在了十五年，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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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好像只有赵士林先生的国学六法中的第一法，请问还有剩下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