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喜欢这家伙，虽然他跩了点。但也许就是这种性格，才让他有今天的成就。

郎咸平简介
    · 1986年毕业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获金融博士学位；  
　　· 1986-1999年 任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及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  
　　· 1994年至今 任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  
　　· 1998-2001年 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  
　　· 2002年至今 任长江商学院金融学院讲座教授；  
　　· 2003年 被列入《世界经济学家名人录》；  
　　· 郎咸平教授是金融学术界公司治理方面的高级学者；其1990年的金融论文引用率名列世界第一；  
    · 郎教授在我国股市中极力推广 “辩方举证”及 “集体诉讼”等措施，以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

郎咸平在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上的研究成果也令人惊讶，仅仅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全世界经济类排名第一),《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类排名第三),《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金融类排名第一)，《Journal of Finance》(金融类排名第二)四本学术期刊上，就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财务、内幕交易、企业行为、股权结构，公司控制等诸多方面。  
　　这一数字对圈外人来说可能意义不大。然而，学术圈内的人都明白这是非常惊人的,即便全美前五位商学院的很多正教授都难以拿出如此丰富的学术成果。在国外，一般来说，在这些刊物上发表3篇论文就可以被评为终生教授。此外，大陆还鲜有金融学家在这些刊物上发表金融论文。  
　　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全球第一的作者就是郎咸平，也正因为这么多年其学术论文的世界级影响力，2003郎咸平年荣登世界经济学家名人录，李嘉诚办长江商学院时，力邀他加盟。

　　郎咸平博士现为长江商学院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郎博士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在国际最著名的经济及财务学刊上发表过多篇有影响的论文。他的学术成果不仅被学术界和财务管理教科书广泛引用，还为众多的知名媒体所报道。郎博士现担任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的顾问。
　　郎教授曾于1998-2001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課題。郎教授2001年下半年在国內股市极力推广“辩方举证”以及“集体诉讼”措施以保护小股民的正当权益。他的观点受到媒体，学术界以及政府的高度重視，因此被媒体尊称为“郎监管”。

声音：社会需要郎咸平这样的经济学家!
郎咸平注定是引人注目的，不是因为他作为教授的高深论著，而是他一再表现出来的独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震憾了我们早已荒芜的思想与灵魂，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
　　郎咸平是敢于质疑、敢于直言的。早在2000年，他就点出了如日中天的德隆问题，提醒投资者要警惕德隆可能出现的风险。在后来德隆还没出事的几年中，许多人对他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时至今日，人们才发现了郎先生当初的睿智。最近，他又以“独立经济学家”身份，剖析了国内资本“大鳄”顾雏军的并购神话，称顾雏军在并购过程中“巧取豪夺，侵占国家财富”；四问了海尔管理层，质疑海尔正进行“曲线MBO”；质疑了TCL集团财务数据等等，言论一出，证券市场顿时浪涛声声。我们姑且不论郎教授及研究生们的分析科学与否，仅敢于对德隆、海尔、TCL、格林柯尔以及声称为下一个目标的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复兴集团、三九集团等等一批雄霸一方的明星企业、财经大腕提出质疑，其胆识和勇气也足以感动我们的心灵。　　
　　郎咸平是绝不怯懦、勇于负责的。郎先生一直是以斗士形象出现的。在公开质疑格林柯尔之后，格林柯尔对他作出强硬回应，要求郎咸平“撤销所发表的文章并发布更正，同时向顾先生道歉”，否则，有权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面对强大的压力，郎先生表示“威胁不可能赢得屈服”，“以强权践踏学术”的做法不可容忍，即便采取“非法律程序的行动”，也无畏“威胁”。在回答记者如果对方采取低下手段或者那些企业联合起来反攻怎么办时，郎先生表示“我已经48岁了，不怕”、“我会乐观其成，斗争到底！”并表示“我会完全负责到底。包括和我一起合作的学生，我都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我会一个人负责到底。我敢讲就敢负责任。”这种绝不怯懦、敢于负责的人格力量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
　　郎咸平是忧国忧民的。郎先生认为，目前有关法律制度的缺失，造成暗箱操作，国有资产可能被某些有特权的人“自己制订价格”，“合法”地转化成为私人的财富，这对于社会和民众来说非常不公平。在回答记者关于证券市场上的国有资产流失的特征时，郎先生说：第一，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都会寻找最好的法律顾问，保证所有的操作都是符合中国法律的；第二，收购者会采用各种方法，来保证收购的价格是由自己来制定的。在回答记者他的研究是否有利益背景时，郎先生说：“我是为理念而做事的。我希望出现一个寓富于民的中国社会，把财富还给老百姓。所以不允许大企业搜刮老百姓财富，保证老百姓的权利不被剥夺。我现在衣食无虞，也有社会地位。为自己的理念做研究，我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国内的很多学者收入很低，但我不是这样的。我从来不否认我是很有钱的人，我在香港的房子也价值上千万。我还会在乎那点小钱吗？”透过这些现象，我们会隐约发现，郎先生是坦诚的，在郎先生的思想深处，也同样闪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志趣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这种朴素的思想同样叫人肃然起敬。
　　反观国内的经济学家，展现在大众面前的多是一幅让人失望的情景。理论研究型的，独坐书斋少问世事，要么得了“软骨病”，要么得了“失语症”；经济利益型的，因涉及集团利益且怀揣个人经济企图，即便深知黑幕，也难以主动站出来讲真话。看一看那100多名经济学家在上市公司中当任独立董事的，其中有几个对公司出现的丑闻事先进行过揭露？那些连一般财经记者和市场人士都能发现的问题，难道这些经济学家会不知？恐怕更多的是不为；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型的，基本与政策论调保持高度一致，谨言慎行，即便出来说了，也大多是成为单纯“传声筒”，有的粉饰太平，甚至有的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需要什么说什么等等，难以让普通百姓听到客观的全面的声音。这样的经济学家，多半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价值目标，某种程度上讲是成了名、利、权的奴隶，实在害人不浅，哪里像郎先生那样直言无忌，敢于进行有理有据的交锋，使我们有机会与事实真相离得更近。
　　千人诺诺，不如一人谔谔。经济学家应是不畏权势，不为私利，以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担负起建设国家、服务百姓的责任。特别是转轨期的中国经济，包括市场经济成分最充分的股票市场，出现政策失误、存在腐败、不公正、欺诈等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经济学家研究它，出诤言、谏言、建言，引导管理者不断修正政策。经济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本应该自觉肩负起这样的社会使命，以体现公共的良知，甚至还需要有“哀民生之多艰”情怀，以体现“民本思想”。而目前国内缺少的正是这样有公共良知的经济学家，当社会需要听到他们真实声音的时候，他们保持了缄默，不敢、不愿、不会讲真话，于是，就有了郎先生的“唯一的遗憾是孤军奋战”。
　　糟糕的是，如果郎先生的奋战仅仅是无人喝彩则也罢了，却平地又冒了些“经济学家”对郎先生说“不”，这恐怕是最让人悲哀不过的。
　　跟艺术的进步一样，社会的进步、企业的发展、人的完善也是需要批评的。但决不是无端的谩骂和小人得志的指责。那些不肯虚心下来研究郎先生提出问题的实质，看不清郎先生的真正精神，却硬要对他说三道四的人，不仅不会从对名人的非礼中捞到任何好处，相反，只会越发暴露他们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郎先生一再引起轰动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这个时代对他的精神的一再呼唤！